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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普拉东诺夫 追寻真理和生存意义的哲理小说家（第2页）

这篇小说是苏联文学中最早揭露战争给人们心灵带来创伤的文学作品，比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早十年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精神创伤，却又一次遭到猛烈的批判，批评家叶尔米洛夫甚至宣称:“只有厚颜无耻的人才会写出这么一篇诽谤我国生活，诽谤我国人民和苏联家庭的短篇小说。”这种粗暴的批评，使身体很差的普拉东诺夫再也无法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只好转而整理、加工民间故事。后在肖洛霍夫的支持下，出版了《巴什基尔民间故事集》（1947）、《雄鹰芬尼斯特》（1948）、《魔环》（1950）三本民间故事和童话集。1951年1月5日，52岁的普拉东诺夫因肺结核去世，安葬在莫斯科亚美尼亚公墓。他准备创作的大型神话剧《诺亚方舟》、关于普希金的戏剧《皇村中学学生》以及游记体小说《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旅行》都未能完成。

二、小说创作:反理性的寓言性叙事

普拉东诺夫尽管一生坎坷曲折，历尽艰辛与磨难，但仍然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创作，作品数量颇多。在这些作品中，艺术成就特别出色的是《叶皮凡水闸》《格拉多夫城》《能人的来历》、反乌托邦三部曲等小说，其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反理性的寓言性叙事。

中篇小说《叶皮凡水闸》是一部历史小说，以18世纪初彼得大帝试图连通黑海、里海和波罗的海直至印度次大陆以通商的伟大构想为蓝本，以主人公英国工程师贝尔特兰·贝利承建沟通顿河与奥卡河之间的人工运河工程为基本线索。主人公贝利在哥哥威廉·贝利的鼓励和沙皇的重金悬赏的利诱下，抛弃爱情，独自前往落后却充满梦想的俄罗斯。一方面，他希望借助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俄国贫穷落后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也梦想通过自己的奋力拼搏争得沙皇丰厚的赏赐，风光无限地荣归故里。但是，由于对辽阔而陌生的俄罗斯大地的无知，也由于先进而傲慢的西欧文明与落后却淳朴的东方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贝利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利，他主持的工程以荒唐的失败告终，并沦为普通俄国民众的笑柄（人们发现水源极少的叶皮凡，根本不可能修成航道以建造水闸，这项水闸工程不过是“沙皇的游戏”和“外国佬的花样”，因此不加理会）。更糟糕的是，贝利受到沙皇的惩罚，被送上了断头台。小说通过这个故事再现了俄国18世纪初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沙皇与俄罗斯民众、英国专家与俄罗斯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家对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思考。在作家看来，西方认为俄罗斯野蛮、落后、没有创造力的历史观念是错误的，俄国人民有纯真的心灵，敬畏大自然，深入大自然生活，能理解大自然的本质，品德高尚，富有创造性。而且，任何历史创举和进步事业，都是由富于自然本性的劳动人民的意志和认识来决定的。小说的结尾相当滑稽。贝利死后，一封寄给死者的信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由于不认识信中的语言，一位地方军政长官把那封信作为圣物供在了忏悔罪孽的神龛上。在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结尾，暗藏着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哲理性问题: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到底是谁造成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罪孽需要忏悔?沙皇的无知和好大喜功是否也应该受到惩罚?人民因为沙皇的野蛮和残暴所经受的苦难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和负责?因此，这部小说集中深刻地思考和表现了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4]

《格拉多夫城》写的是格拉多夫城的故事。

格拉多夫城离莫斯科五百俄里，自古以来是贵族的世袭领地，1918年3月才建立苏维埃政权。格拉多夫城里的人尽管遵守省里的各项规定，工作勤勤恳恳，但缺乏劳动的**，无论上面给多少钱，这个了无生气、屡遭匪患、遍地牛蒡的省份却没有任何起色。格拉多夫省因为干旱而发生了饥荒，为了赈济灾民和修建特殊的水利工程，上级拨下来500万卢布。这笔钱怎么花，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开了八次会，对这个严肃的问题讨论了整整4个月。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招聘水利工程建设技术人员的特别委员会，但一个技术员也没有招到，因为要打一口农用的水井，技术员必须通读卡尔·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屡见不鲜。

35岁的伊凡·菲多托维奇·施马科夫，因为奉公守法并且具有行政管理的本领而颇负盛名，受到最高国家机关的赏识并被派到重要的负责岗位上，他带着明确的任务——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并使省里的各项工作健康发展，来到格拉多夫城。在火车上，他与格拉多夫人交谈，发现这里的人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禁有些害怕。他被任命为省土地局的科长，他领导的科室有42个人，可是干活只要5个人就足够了。他在工作中发现了不少问题，起草了不少报告，如《关于我科为使我科所领导的农业措施领域合理化而调整从属关系的报告》《关于务必在您所管辖的局里加强内部纪律、克服隐性怠工的报告》以及务必缩编37人的报告，但无一获得批准。

每天下班之后，施马科夫就躲在自己的房里，秘密地认真写一本巨著《治国方略》，并希望总有一天这部著作能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律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官僚主义对革命来说是有功劳的:它把一盘散沙的人民黏在一起，迫使他们服从秩序的意志，教会他们用同一个模式去理解平常的事物。”“据实叙述、符合手续的公文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它可以预先估计到人类的劣根性，可以用社会的利益规范他们的行为”，“公文可以培养人的社会道德，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瞒过办公室”。因此，他设想“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完全被正式的公文所吞噬和控制，尽管他们生性恶劣，但是最后都成了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公文和公函紧紧地监视着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感到面临法律惩处的危险，于是遵守道德规范就成了他们的习惯”。由此他得出结论:“办公室就是把本性恶劣的世界改造成法制和完美的世界。”他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想，如进行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与沙俄时代县警察局长行政权力的比较，或者最好把所有江河湖海降到地层下面，让地面保持干燥，让人民居住得更加宽敞，同时还没有云没有雨，只剩下一个永远光芒四射的太阳，等等。

在一个干部波尔莫托夫工作25周年的庆祝会上，施马科夫决定把自己的《治国方略》改成《苏维埃化与宇宙和谐化的开端》，并当着各位干部的面进行了演说，可是遭到了大家的批驳，他可怜这些在官场上辛勤工作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他在格拉多夫城工作一年多后，由于辛勤努力，他的巨著也快结尾了。格拉多夫城发生了一场火灾，并且卷入一场长达三年的争夺州府的斗争之中——因为中央决定把包括格拉多夫省在内的四个省合并成一个州，四个省城都激烈地争做州府。而施马科夫一年后因为撰写大部头的社会—哲学著作《为使人变成时时刻刻奉公守法的公民而消灭其个性特征的几项原则》劳累而死。

小说用象征手法，一方面生动地写出了格拉多夫城官僚主义的种种行径及其可怕后果，他们的自以为是与麻木;另一方面通过奉公守法、工作勤恳的施马科夫这位官僚主义的自觉维护者和理论制造者的貌似有理实则荒谬的种种言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主义产生和繁殖的精神根源，其本质与危害。

《能人的来历》最初单独出版，后成为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的第一部，所以此处单独介绍。小说主要讲述普通劳动者扎哈尔·帕夫洛维奇的故事。

扎哈尔是个能工巧匠，非常聪明，一辈子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能补鞋，会修闹钟，甚至会用木头做成能在火上烧开水的木锅，第一次见到钢琴，便琢磨透了它的原理。但他自己却一无所有，没有住房，甚至连妻儿都没有。起初，他只埋头于自己的各种手艺，对人生和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哪怕干旱饥馑使得村民全都逃荒走了，他还待在树洞里，琢磨自己的手艺。直到有一天，和他同住的伙伴因饥不择食而死去，他在半夜听到雨声和远处火车驶过的声音，才恍然醒悟:生命在于运动，如果静止不动，就会像那个伙伴一样死去。于是，他开始到处流浪，但特别喜欢飞驰而过的火车，最后到城里当了一名洗刷火车头的工人。

扎哈尔走后，村里人依旧在饥饿中挣扎。扎哈尔的朋友渔夫因贫困和想探究人死后怎样而跳水淹死，他的儿子萨沙成了孤儿，被已有7个孩子的铁匠德瓦诺夫收养，但铁匠在荒年里又生了一对双胞胎，生活更加艰难，于是长子普罗科菲以生活困难为借口，赶走了萨沙，使他沦为乞丐，沿街讨饭。扎哈尔看见乞讨的萨沙，深感震惊，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旅程存在着错误，对周围世界、对他人关心不够，于是，便收了萨沙做养子，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17岁的萨沙在列车机务段当了钳工学徒，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大量阅读和写作，试图研究生活的意义。扎哈尔便带他去寻找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最严肃的政党，马上登记加入。所有政党都在一个官邸里。每个政党都说自己是严肃的、革命的。有的说人的目的不在于幸福，而在于履行历史规律，有的则说幸福就在于连续不断的斗争，他们深感失望。二月革命发生时，扎哈尔发现又是最有头脑的人在政权机关值班，认为这些不会用双手干活的人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十月革命来临时，他认为这是一些会用双手干活的人即将掌权，生活会变得聪明起来，便让自己既会干活又会用头脑思考的养子萨沙·德瓦诺夫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半年后，萨沙进入综合技术学校学习。不久，党派他到内战前线——草原城市新霍漂尔斯克城去工作。扎哈尔送走萨沙，开始在家学习代数，尽管什么都搞不懂，但他仍然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

反乌托邦三部曲《切文古尔镇》《基坑》《初生海》是普拉东诺夫全部创作的高峰，可惜的是它们直到1986—1988年才陆续与读者见面，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其中《切文古尔镇》又被公认为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的主人公是亚历山大·德瓦诺夫（爱称萨沙）。在新霍漂尔斯克，他适应了草原上战斗的革命生活，并开始爱上了当地的同志。就在这时，省里来了命令，让他返回家乡工作。他搭乘红军炮兵的军用列车回家，并且顶替逃跑的司机开车。由于调度失误，军用列车和一辆运货的列车相撞，死伤了约40个人，但萨沙奇迹般只受了一点轻伤。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他回到家里，不久就得了伤寒，整整卧床8个月。绝望的扎哈尔甚至都给儿子做好了一口精致结实的棺材，作为干了一辈子手艺活的父亲送给儿子的最后礼物。可是，到夏天，萨沙状况好转，身体渐渐恢复。索尼娅·曼德罗娃这个半大的姑娘，是个孤女，经常来看他。扎哈尔劈碎了棺材，打算做个婴儿的摇篮，因为没准将来萨沙会跟索尼娅生几个娃娃呢。

省里派萨沙到全省各地了解群众当中正在出现的、自发产生的社会主义情况。萨沙告别索尼娅和父亲，踏遍省内的许多县和乡的道路，去扎扎实实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在彼得罗帕夫洛夫卡村，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很穷，连饭都吃不饱，而一位农民自称“上帝”，靠吃土活着，还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萨沙很快被姆拉钦斯基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抓住，差点丢了性命，幸亏斯捷潘·科片金领导的革命小分队把他救了出来。科片金参加革命主要出于对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热恋，卢森堡是他的理想和爱的化身，也是他前进的动力。他们在一个小村子里遇到了索尼娅，她也离开家乡，在村里的小学教书。

萨沙和科片金继续到处奔走，了解情况。在可汗村，他们发现这里没有村苏维埃，一个自称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瘸子成了乡革委会的全权代表，他们通过一项非常荒唐的决定:在全村发起改用历史名人之名的运动，并且要求行为与新名字相符。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考虑过消灭夜晚以提高收入、同志式的婚姻、建立天天劳动的幸福组织等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好人的世界。在护林区，萨沙接受了科片金的建议，命令群众把林子全部砍光，播种黑麦，因为黑麦比树的收益大。在“贫农友谊”公社，他们发现问题很多，科片金更是提出“不是隔日，而是每日、甚至一昼夜两次召开公社全体会议”，获得了通过。

萨沙再回省里汇报情况时认识了切文古尔镇的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他告诉萨沙，切文古尔镇实现了共产主义，生活幸福，崇尚真理，一切都很好，连电灯都带灯罩。萨沙被深深吸引了，放弃了到综合技术学校完成学业的打算，决定跟他一起实地去看看真实情况。

切文古尔的共产主义原来是这样实现的:一天半夜，肃反委员会把全城的资产者集合起来，集体枪决了，接着，又把他们的家属当作“残余的败类阶级”驱逐出城，只剩下11名布尔什维克和1名革命妇女克拉夫久莎。切文古尔人不必劳动，因为“劳动促使财产产生，而财产又促使压迫产生”，而且有唯一的太阳为大家、为每一个人干活，它为人们的生活发放足够的、合乎正常需要的一份份口粮。人们在这里只需过好内心生活，只需做梦，“革命为切文古尔县城赢得了做梦的权利，并且让做梦成为其主要职业”。只在每个星期六，人们进行义务劳动，任务是拆除所有的房子，因为躺在暖和的屋里睡在舒适的**，人们会觉得“既可耻又无聊”。他们吃光了资产阶级残留的食物和存粮后，便开始享受太阳赐予的野生植物。没有房子，他们就露宿野外，彼此靠肉体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