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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巴别尔 简洁而深沉的天才作家（第2页）

二是描写知识分子在骑兵军中的改变。《骑兵军》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写“我”——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一位在俄国寂寞无名的年轻作家基里尔·柳托夫，遵照政治部的派遣从敖德萨赶来”，参加骑兵军对波兰的战事——在骑兵军中的改变，不止一次地采取趋同于战士们的行为。《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架着眼镜，到骑兵军后受到战士们的蔑视与嘲笑，于是“我”利用向女房东——一位老太婆要吃的的机会，向他们表示“我”向他们的趋同:当老太婆说没有吃的时，“我”当胸给了她一拳，并且操起一把别人的马刀，一个箭步把在院子里踱着方步的鹅踩在脚下，然后用马刀拨弄着鹅，喝令女房东“把这鹅给我烤一烤”，从而赢得了战士们的好感:“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多尔古绍夫之死》写“我”不愿答应身负重伤、又深陷敌人重围中的战友多尔古绍夫开枪打死自己的请求，而排长阿弗尼卡在斥骂“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兄弟就像猫可怜耗子……”后，开枪打死了他。“我”因此而深受教育，知道了在特殊情况下，什么是真正的仁慈。《千里马》中，“我”驾驭不了千里马，也无法与千里马的主人——红军战士吉洪莫洛夫达成和解，但“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这使“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因此，马克·斯洛宁指出:“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同凶暴的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取得和解的情节构成了《红色骑兵》（即《骑兵军》——引者）中的两个主题之一。”

三是描写骑兵军存在的问题。《战马后备处主任》写骑兵军强要去庄稼汉的好马，而把累坏了的、不能做事的马交换给他们;《意大利的太阳》中西多罗夫不愿打仗，只想脱离军队去意大利享受那里的太阳;《一匹马的故事》写师长萨维茨基仗势夺取了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心爱的坐骑——一匹白色的公马，致使他一怒之下复员退伍;《在圣瓦伦廷教堂》描写了骑兵军战士对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不尊重;《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既描写了特隆诺夫的英勇，也写了他残杀俘虏的事情，《他们曾经九个》也描写工人出身的排长格罗夫残杀了九个俘虏;《契斯尼基村》则描写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不等配合部队到来，便下令向敌人进攻，结果导致失败。马克·斯洛宁指出:《骑兵军》的“另一个主题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士兵’和他们的尽管含糊不清却是理想主义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巴别尔以精练的，常常近似心理自然主义的手法讲述人们身上那种非人的因素。他那些狂暴好斗的伙伴不仅蔑视他的温顺，还认为他们自己是平等和美好的生活的热情倡导者。他们的刀剑随着战斗口号‘乌拉，世界革命’而左右飞舞。他们愿为这个口号而死，但在临死时还满口秽语或低级的戏谑语。杀人对他们说来只不过是家常便饭。在白俄罗斯一个遭到洗劫的村庄里，在一堆堆被波兰人在撤退时剖开肚子的老人和孕妇的尸体中……一位哥萨克红军，在割断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犹太老人的喉管……一个年轻哥萨克阿方基·毕达（即阿丰卡·比达——引者）为了替他一匹在战斗中死去的爱马报仇，他纵火烧毁了波兰人的村庄，枪杀老人，抢劫农民。中尉特鲁诺夫（即骑兵连长特隆诺夫——引者）把他的马刀戳进战俘的咽喉，或者用冲锋枪把他们的脑壳打开花……”

四是写革命与反革命间的斗争。这里有不同阶级间的斗争，如《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写牧童出身的将军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用脚活活踩死了地主老爷尼基京斯基而走上革命道路;还有亲人之间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激烈搏杀，如《家书》写父子之间因在不同阵营而相互残杀:父亲是白军连长，凶残地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红军战士费奥多尔，他的另一位红军儿子谢苗为替兄弟报仇，拼命追捕父亲，抓住父亲以后，杀死了他。

五是写骑兵军战士的人性欲望和独特个性。《夜》《寡妇》等写了骑兵军战士对女性的正常欲望;《阿弗尼卡·比达》的主人公阿弗尼卡在战斗中痛失爱马，离开部队，四处找马，甚至穷凶极恶地打家劫舍，最后找到了一匹魁乎其伟的公马;《歌谣》既写了“我”为了吃的对女房东——一位很穷的寡妇进行恫吓，又写了民间歌谣的巨大力量，还写了萨什卡对女房东的情欲;《千里马》则表现了吉洪莫洛夫等骑兵军战士对战马的深挚感情——竟然因为“我”没有善待战马而准备揍扁“我”，甚至要杀死“我”。

六是描写了骑兵军各宿营地的民众困境和地方风情。这部分作品主要描写民众生活的穷困与苦难，如《泅渡兹勃鲁契河》，描写了诺沃格拉德市犹太人的生活:怀孕的女人由于战乱和贫穷，用“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她的父亲被波兰人活活杀死，家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撂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基大利》则写了当地犹太人基大利发现革命和反革命同样朝他们开枪，人们只能“就着火药吞食”共产国际，“用最新鲜的血当佐料”，因此深感困惑:“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何在?”《札莫希奇市》既写了波兰人屠杀犹太人，又写了骑兵军战士用放火的方式逼迫当地农村老太婆拿出仅有的牛奶和面包。与此同时，小说也介绍了当地的风俗民情乃至艺术，这类作品有《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科齐纳的墓葬地》《小城别列斯捷奇科》《潘·阿波廖克》《拉比之子》等。

《骑兵军》在艺术上有着相当突出的成就，并且能体现巴别尔小说的艺术特色，因此下面以这个作品为主并适当结合《敖德萨故事》，概括其创作的特色。除了显而易见的直笔白描和强烈对比外，巴别尔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诗意与粗俗交织。《骑兵军》中许多地方充满诗意，有人的诗意情感、浪漫想象，也有极具特色而文字不多的自然景物描写，如:“我们迎着落日走去。夕照似沸腾的河流，沿着如同绣巾一般的农田滚滚前去。宁静透出玫瑰红的色彩，大地横卧在那里，活像猫的背脊，覆盖着闪闪发亮的庄稼的绒毛。”[2]夕阳西下时的农田、大地本是一片宁静，但年轻的作家却以动感十足而又极具美感的简洁文字生动地描述出来。还有对事、物的诗化描写，如:“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很怕见到跟我同室的西多罗夫，每天夜里，他的忧愁就像毛茸茸的爪子整夜抓我”（《意大利的太阳》），西多罗夫的忧愁“就像毛茸茸的爪子整夜抓我”，这是十分新鲜而又生动形象的诗的语言，既把忧愁这一抽象的情绪形象化，又相当含蓄而简洁地写出了西多罗夫本人发愁而且整夜影响别人。又如:“歌声有气无力，好似行将干涸的溪水不死不活的流淌声”（《小城别列斯捷奇科》），用“行将干涸的溪水不死不活的流淌声”来比喻、形容歌声的有气无力，也是出色的诗的语言，生动而又形象。这种诗意，体现了作家所具有的诗人的灵气和年轻人的浪漫情怀。与此同时，小说也描写了许多粗俗、可怕的东西:粗话脏话骂人话，极其血腥的战争场面，人的自然欲望等。这种粗俗实际上是一种严酷的真实，严酷得近乎自然主义的真实。

有时，诗意的描写后面马上就是粗俗甚至丑陋的东西，如:“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而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河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泅渡兹勃鲁契河》）宁静的傍晚美景与血战的腥味、死马的尸臭同时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既是真实的战场情境，同时也给人一种更强烈、更新鲜的审美刺激。

正是这种浪漫灵动的诗意与严酷真实的粗俗相结合，赋予这部小说集一种格外强烈的艺术魅力。马克·斯洛宁对此谈得更加深刻:“巴别尔的所有描写内战的故事都是恐怖的，可说是梦魇般的。他对暴行的描写是残忍的，有时是痛苦的。但是，这些悲惨情节又不断被突然出现的富有诗意的意外事件所冲淡。这种对大相径庭的情节的运用，正是巴别尔的风格和艺术的特点:他在描写粗鲁的同时，又描写温柔;在描写凶狠残忍的同时，又描写高尚的理想;在描写**和亵渎之后紧接着就是英雄的牺牲。尽管他的描述充满了令人如此反感的细节，以致被人指责为虐待狂、色情和玩世不恭，但是，它们却是以优美的韵律散文、简练的词句表达出来的;他的富有诗意的想象具有抒情性质，感人至深。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与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为了描写爱情的觉醒和一个孩子的**的梦幻，他选择充满疾病、令人恶心的事物和暴民的扰乱为背景。在另一个故事中，他的主人公，一个犹太教教师的儿子成了共产党员，最后死于伤寒。他的公文夹里放着列宁和麦莫纳笛斯的画像，它们紧紧地靠在一起;一束姑娘的卷发夹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斜体的希伯来文的诗句写在俄语传单的空白处。就像他的主人公把子弹当作书签夹在《雅歌》中那样，巴别尔把抒情的章节和自然主义的叙述，诗意奔放的想象和对肉欲的**裸描写交织在一起。这种对立事物的互相抵触同样也给他的敖德萨故事带来一种独特的、浪漫的和相互矛盾的情调。”

这样，巴别尔就非常真实地“刻画了在充满矛盾、暴力、动**和剧变的特定时代普通红军战士的崇高与卑琐、人性与本能、人性与义务、宽厚与残忍等种种心态”（李明滨等），写出了有血有肉、真真实实的普通红军战士形象。这种诗意与粗俗的交织，也体现在《敖德萨故事》中，如“窗外繁星散立，像是大兵们在随地拉屎拉尿，蓝色的穹宇间浮游着绿莹莹的星星”（《日薄西山》），大兵们在随地拉屎拉尿的粗俗与蓝色穹宇间浮游着绿莹莹的星星的诗意并列出现，从而使粗俗与诗意交织在一起。

小说中很多篇章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内视角，大多数情况下，作家设计了“我”——柳托夫，一个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奉命来到狂放不羁、野性十足但骁勇善战的骑兵军当中，通过“我”的眼光来展示骑兵军的方方面面，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尤其展示了文明、人道主义的“我”与粗野、有点残暴的哥萨克骑兵战士的冲突，以及“我”的逐渐趋同于他们。“我”既是叙述者，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有时，也让作品中的主人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作为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如《政委康金》就是政委康金讲述自己怎样以两个人杀死八个敌人的故事，《盐》则以战士巴尔马绍夫给杂志主编写信讲述亲身经历的方式，述说了女走私者把盐伪装成婴儿欺骗战士的做法以及最后的死亡，《叛变》也是以巴尔马绍夫回答侦查员布尔坚科的问题的方式，讲述自己所见到的“叛变”。这种第一人称限知内视角的好处是叙述者知道得不比读者多，他的叙述因而更加集中、真实，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能更好地写出战士们的一切。

与此同时，作家又精心安排，在不少篇章中变换视角，从而形成多变的视角，以更好地叙事。有时，巴别尔也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如《战马后备处主任》《寡妇》。有时，他精心安排双重视角，既有“我”的叙事，更有“我”转述或引述别人用第一人称方式讲述的故事，从而变成小说中的主人公代替柳托夫而作为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如《家书》的整个框架是讲述一个叫库尔丘科夫的红军战士向“我”口授、由“我”代书一封家书，在此框架下，是库尔丘克夫以第一人称向母亲讲述亲人们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自相残杀的惨烈故事:当白卫军官的父亲捉住并凶残地杀死当红军的儿子，另一个当红军的儿子为报仇，追捕并杀死了父亲;《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首先是叙述者“我”向大家要求熟悉这位红军将领的传略，然后一转，变成这位红军将领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如何踩死地主尼基京斯基而投奔革命的经历;《普里绍夫》也是通过“我”与主人公同路，他在路上向“我”讲述他如何为了被白军杀死的父母，而向整个村镇有关人士报复的事情。王若行指出，之所以让别人代替“我”来充当叙述者，是因为“我”对这些叙述者主人公的做法与观点并不赞同:这些叙述者“所讲述的事件要么骇人听闻，要么荒唐透顶，而叙述主体所表明的立场、看法，由于事件的残酷与荒谬全然一致，仿佛是残酷或荒谬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譬如巴甫利钦科有关‘活的滋味’的领悟（《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巴尔马绍夫对枪杀女盐贩子的说明（《盐》），等等，若是由柳托夫来说，不会那么理所当然。所以，‘我’只得暂时让出叙述者的位置”。

《骑兵军》的大多数小说结构严谨，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如《盐》先写一个挺体面的妇女要求搭乘军用列车:“自从打仗以来，我成天抱着个吃奶的娃娃，在各地车站受苦受难，这回我想乘车去跟我丈夫团圆，可铁路上怎么也不让我搭车”，然后写战士们出于怜悯之心，让她搭车，巴尔马绍夫甚至提醒大家不准欺负她，因为“你们自己也都是由你们的母亲奶大的”。然而，最后巴尔马绍夫竟然发现，她的婴儿既不吃奶，也不吵闹，很是可疑，抢过来一看，原来包着的是整整一普特盐，这是一个女盐贩子。而且，她被扔下列车后，竟然像铁打的一样，坐了一会，拍拍裙子，又去贩盐，于是在哥萨克的怂恿下，巴尔马绍夫一枪“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多尔古绍夫之死》也写得起伏跌宕，紧凑完整:先写战斗的激烈，红军的失败，然后再写电话兵多尔古绍夫负了重伤:“他的肚子给开了膛，肠子掉到了膝盖上，连心脏的跳动都能看见”，他希望“我”给他一枪，以免被敌人逮住，但“我”不忍心朝战友开枪，让他非常伤心也十分痛苦，这时排长阿弗尼卡来了，他接过多尔古绍夫的证件，朝他的嘴里开了一枪，还痛骂了“我”一顿，差点没把“我”打死。《敖德萨故事》也大多如此。正因为如此，马克·斯洛宁指出:“巴别尔的短篇小说是严谨和精练的。人们常常提起莫泊桑和契诃夫是他的老师。但是，巴别尔的小说不像契诃夫的小说那样，运用‘拉长的故事情节’和过于谨慎的陈述技巧，而是具有生气勃勃的、急剧发展的情节，并具有戏剧性的、有时是十分荒谬的**。《红色骑兵》和《敖德萨的故事》中的特写是优美和简洁的，结构非常匀称。”

总体来说，巴别尔小说语言的特点是准确、简洁而又新颖、鲜活。他曾说过，作品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宣称:“在恰当时刻使用一个句号，比任何尖刀都能更锋利地刺入人的心窝。”因此，他特别注意小说语言的准确和简洁，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小说中每一个多余的词汇都会引起他简直是生理的憎恶。他把手稿上的多余词语恶狠狠地勾去，铅笔把纸都划破了。”

简洁是巴别尔小说突出的特点，他能用三言两语或寥寥几笔甚至几句简短的对话，就勾勒出一种景致，写活一个有个性的人物，或渲染出一种气氛。与此同时，他又把优美典雅的诗意语言与方言俚语乃至各种粗话结合起来，大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形象的表现方式，使语言新颖、鲜活，如“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泅渡兹勃鲁契河》），用诗的语言让抽象的贫困鲜活起来，简洁而生动;“我爱不释手的文句沿着荆棘丛生的小道朝我走来”（《我的第一只鹅》），把静态的文句拟人化，让它像人一样在荆棘丛生的小道中挣扎前行，从而简洁而形象地写出了创作的艰难而作者又乐此不疲;“人皆有一死。永生的只有母亲。母亲一旦故世，会把对她的回忆留于世间，谁也不会亵渎这种回忆。对母亲的追念把同情灌输给我们，一如浩瀚的大海把水灌输给分割世界的河川……”（《拉比》），更是通过一连串比喻，把对母亲的感情表达得含蓄蕴藉，并且使母亲成为一种象征;“犹太小镇的一座墓葬地。在沃伦的榛莽中有亚述的存在，东方在其中神秘地阴燃”（《科齐纳的墓葬地》），则像跳跃的诗句一样，把犹太小镇墓地的悠远、古老的东方色彩生动、形象而又含蓄地表现出来;“被撤了职的师长孤家寡人般独自住在那里，各级指挥部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和他断绝了往来。各级指挥部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如今都把屁股对着这个战功赫赫的师长，胁肩谄笑地忙于从军长的微笑中钓取油滋滋的烧鸡”（《一匹马的故事》），用稍微有点重复的语言极其形象地表现了各级指挥部溜须拍马者们的丑态;“那是在大白天向着黄昏伛下身去的时候”（《政委康金》），“睡意像头逃避恶犬追逐的狼那样从睡铺上逃掉了”（《盐》）;“月亮活像一头迷途的小牛犊，在乌云中跳动”（《哥萨克小娘子》），“黄昏贴着长凳兴冲冲地走了过去，落日熠熠闪光的眼睛堕入普里斯普区西面的大海，把天空染得一片通红，红得好似日历上的大红日子”，“残阳紫红色的眼睛扫视着下界，于入暮时分擒住了在大车底下打呼噜的格拉奇。一道稍纵即逝的夕晖射定在这个睡大觉的人脸上，火辣辣地数落着他，将他撵到了尘土飞扬、像风中的黑麦那样闪着光的达利尼茨街”（《父亲》），则以拟人的手法简洁、形象地写活了景致;“晚霞好似开了膛的野猪的血在乌云中流淌”（《日薄西山》），则以极其生活化的比喻符合军人眼光地写出了乌云中的晚霞色彩。

江弱水承认巴别尔的洗练、简洁、鲜活、生动，并且认为在这方面，他远远胜过海明威:“读巴别尔，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拉伯雷，想到了《老子》《庄子》，想到了《水浒传》，可就是想不到海明威。大家老是把巴别尔跟海明威相提并论，我觉得，两个人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是不是巴别尔说自己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让人想到海明威的‘电报体’?其实两者不完全一样。电报要的是‘压缩’，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要的是‘准确’。海明威当然很质朴，但他刻意要用一种很酷的语言进行表述，有时便不免造作，比如《老人与海》，让人觉得‘有点假’（刘大任:《纽约客随笔》，7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他又特别喜欢到处点睛。《老人与海》一开头就说老人桅杆上的破帆‘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中间又说海龟被剖开几个小时那颗心还在跳动，‘老头儿却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还一再说什么老人梦见了狮子，这都是‘慧由己树，未足任也’的幼稚和矫揉。所以我每次读到下面这句话，就要失笑:‘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分明是自揭底牌嘛!总之，海明威给自己注射了太多的雄性激素，可巴别尔衬出了他的娘娘腔。”

正因为上述特点和艺术成就，巴别尔在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帕乌斯托夫斯基宣称:“巴别尔是作为一个胜利者和革新者、作为一个一级大师出现在文学中的。如果仅仅为后人保留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盐》和《戈达里》，那么，甚至仅用这两篇小说就可以证明，俄国文学步入完美的脚步是那样平稳，就像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时代一样。”马克·斯洛宁认为:“巴别尔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一流的苏联散文作家。”美国作家、评论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为2001年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的《伊萨克·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甚至提出:“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二十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

巴别尔在文学上既有继承，也对苏联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爱伦堡在巴别尔选集重版序言中谈到他的继承，认为他的文体既渊源于果戈理、契诃夫和莫泊桑，又接近于海明威、斯坦贝克的风格，即不是讲述人物而是提示人物，回避作者的议论，注重人物对话等。而正像孙越指出的那样:“当代苏联文学中仍可以听到巴别尔的回声，比如说《骑兵军》的体裁:以‘我’作为故事叙述人，虽然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但人物、事件相互关联，由系列短篇小说构成一部长篇，这种灵活随意的结构方式承上可以追溯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启下见于五十年代特罗耶波利斯基《一个农艺师的札记》，七十年代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其他如特里丰诺夫，多次谈到巴别尔那种‘用点线勾勒’的方法对自己创作的影响。”

[俄]巴别尔:《敖德萨故事》，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俄]巴别尔:《红色骑兵军》，傅仲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俄]巴别尔:《骑兵军》，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俄]巴别尔:《骑兵军》，孙越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俄]巴别尔:《骑兵军日记》，王若行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江弱水:《天地不仁巴别尔》，载《读书》，2008（12）。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文学肖像》，陈方、陈刚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彭克巽:《苏联小说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王天兵:《巴别尔文风及黑帮电影与〈敖德萨故事〉及〈红楼梦〉之关系》，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6日第15版。

王天兵:《哥萨克的末日》，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1]参见王天兵:《巴别尔文风及黑帮电影与〈敖德萨故事〉及〈红楼梦〉之关系》，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6日第15版。

[2]巴别尔:《骑兵军》，戴骢译，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后面出处相同的译文不再注出，而只在文字后标明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