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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勃洛克 集大成的象征主义诗人02（第1页）

第五讲勃洛克:集大成的象征主义诗人02

第三，革命与道德的交织与融合。勃洛克竭力追求理想，追求幸福，然而，在那严酷的时代，现实丑恶，理想破碎，幸福又在何方?诗人深感迷惘，如《斗转星移，岁月流逝……》: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空**的宇宙用它幽暗的目光窥视。而你，疲惫忧伤的心灵呀，老是讲那幸福，说了多少次?幸福是什么?可是那昏暗花园和树林深处傍晚的凉爽?或者是灯红酒绿、纵情狂欢，醉生梦死的骄****?什么是幸福?是短暂、紧凑的时光，是劳累后的恍惚、休憩和梦乡……等你苏醒，又是疯疯癲癲的飞翔，头晕目眩，不知去向……刚刚得到喘息，庆幸绕过危险……但就在这一瞬，身后又是一鞭!你像只陀螺似的被随意嬉戏，嗡嗡鸣响着疾驰、旋转!我们抓住这转动的尖端，永远聆听这嗡嗡的鸣响，心中泛起许多原因、空间、时间的遐想，眼花缭乱的旋转惹人发狂……何时才是终结?再也没有力量去无休止地聆听这烦人的声响……一切多么可怕!多么粗野!快来帮忙，伙伴，朋友，我们又将陷入迷惘。（王意强、李四海译）

他甚至因此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永恒悲观的轮回感:阿格诺索夫等指出:“广为人知的八行诗《黑夜，大街，路灯，药店……》[《死神的舞蹈》]以惊人的纯朴和力量表达了注定的生命循环及其没有出路的思想。诗的环形结构、确切而广涵的形容语[‘死气沉沉的昏暗人间’‘运河上冻结的涟漪’]，还有大胆的夸张[‘即使你死去——再活一次’]都有助于思想的表达……这里发出的是关于恶取得巨大胜利的、阴郁的、真正启示录式的预言。”

黑夜，大街，路灯，药店，死气沉沉的昏暗人间。哪怕你再活二十五年，也没有出路，一切依然不变。即使你死去——再活一次，一切循环往复，仍如从前;黑夜，运河上冻结的涟漪，药店，大街，路灯点点。（曾思艺译）

于是，他渴望着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新的希望，打碎这沉闷、可怕的死气沉沉和循环往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渴望着行动，感觉到火又燃近了，生活不等人……旧东西垮掉了……多么重要的时刻!多么伟大的时候!值得人为之欢欣鼓舞!”这是他对1905年革命的热烈欢迎。这年10月，他甚至参加了革命游行，打着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写诗谴责饱食终日者的脑满肠肥，无所作为，而为“要面包的呼声，红旗的笑脸”使他们“烦恼心寒”而由衷地高兴（《饱食者》）;他也为黎明雄壮的呼声即将响起，新生的革命雏儿即将与专制制度厮拼而欢呼，甚至召唤工人们奋起斗争，如《我把耳朵紧贴在地上……》（原名《致工人》）:

我把耳朵紧贴在地上，不让喊叫声妨碍我的悲伤。黑暗中你那揪心的嘶哑呻吟，折磨着永生的灵魂、心房!喂，起来，快趁热打铁!喂，托起你的铁锤，莫犹豫彷徨，彻底砸烂那无边的黑暗，要像雷劈电击一样!总在挖掘啊，你这地下的田鼠!我听见那嘶哑的呼声饱含着哀伤……快动手吧。要牢记:懦弱的谷穗，会先在他们的板斧下身亡……要像种子顶破干硬无情的土层，扬眉吐气，重见阳光。莫忘记:他们一时得逞，会带来无边的黑暗，像地狱一样。要珍惜，要浇灌，要保护这块荒地，春去夏来，在这块荒地上，凝结着你血汗的新的爱情之花，会迎着阳光遍地怒放。（王意强、李四海译）

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流血、残杀越来越多，勃洛克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反思革命——思考艺术、革命与道德的关系。1913年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艺术与道德紧密相关。”1916年，他更是明确意识到:“当四下一片恐怖，人怎能幸福?”因此，他认为战争、残杀只会使世界变得野蛮、黑暗、冷酷:

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灯塔全然不见，世界变得野蛮，而那没能领悟星空预言的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边的黑暗。而那些不晓得往事犹在和未来之夜并非虚空的人们——疲乏和复仇笼罩了他们的心，提防和戒备封住了他们的嘴唇。（郑体武译）

这样，他认为革命是必须的，而道德也是必不可少的，两者必须结合起来，这一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名诗《十二个》之中。长诗《十二个》的主题，在国内外多有争议。正如《勃洛克传》的作者图尔科夫指出的那样:《十二个》是俄国诗歌中情节最单一、三言两语即能交代清楚，但却是最费解的作品之一。

长诗开篇描写了暴风雪，描绘了即将灭亡的旧世界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人物形象——神甫、文人、穿羊皮大衣的太太、战战兢兢的老太婆、哇哇乱叫的妓女、在十字路口惶惶不安的资本家及其同类——狗，然后把一支十二人的赤卫军巡逻队推到台上，再现彼得鲁哈跟同志们的谈话，与卡奇卡和万尼卡的相遇场面，卡奇卡的被杀，万尼卡的背叛，经过暴风雪的洗礼，十二个人的队伍步伐越来越整齐、雄壮。但其主题表现却争论颇多，图尔科夫早已指出:“人们对其艺术价值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从明显的趣味问题到纯粹的政治判断，应有尽有。”

科瓦廖夫等认为:“作品的基础是革命性的冲突，新与旧的斗争。冲突不可能以妥协而告终——斗争着的力量双方是这样剑拔弩张。它们之间的不妥协在长诗中是通过‘黑’与‘白’的对抗被强调出来的”，“旧世界历史地走向灭亡。它的代表人物被作者用讽刺的笔调给刻画出来”，“诗人无保留地欢迎已经发生的事件。他赞美革命之火的**垢涤污的威力，赞美革命的实现者的历史主动性:‘我们在高山上给所有的资产者燃起一场世界性的大火’”。“什么也不能和人民革命的力量相对抗。但建设比破坏要更复杂。长诗中的那种道德—伦理上的冲突——善与恶、未来与过去的冲突——就存在于人民自己身上”，“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勃洛克在其中展示了，革命如何在人们内心中唤醒了那最美好、最光明的东西。它使普通人的爱情得到升华，它把革命的英雄描绘成具有丰富而强烈的感情的个性”。

图尔科夫认为，这首诗主要表达了纠缠在勃洛克心头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支持人民的革命行动，又认为这一革命行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许多必须认真思索的问题。

一方面，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人民感到失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蒲宁惶惶不安地转述了他听来的一件事:农民在捣毁富人的庄园时抓走了孔雀，并将漂亮的羽毛剥个精光。在他看来，这件事具有象征意义:如今的新“主人”就是这样统治世界的——剥去一切鲜艳的东西，使之失去色彩，变得面目全非!勃洛克对此不满，他认为蒲宁这些优秀人物“冷嘲热讽，咬牙切齿，目空一切”，在革命的人民中，“除了下流和兽性，什么也看不见（而人民就在身边）”。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他质问道:“革命是田园牧歌?创造在自己的道路上不会破坏任何东西?人民是个乖孩子?……到头来，‘不流一滴血’，‘不受一点儿痛苦’就能解决‘贵族’与‘平民’之间、‘有文化的人’与‘无文化的人’之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隔膜?”他深知人民的仇恨、血腥、残酷是有其现实的、深层的原因的:“他们为何要挖古老的教堂的墙脚?——因为多少年来，大腹便便的神父在那儿打着饱嗝，收受贿赂，倒卖伏特加。他们为何要糟蹋贵族老爷漂亮的庄园?——因为纯真少女在那儿被**凌辱;这个老爷和他的邻居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为何要毁掉古老的公园?——因为多少年来，贵族老爷们就是在椴树和槭树下面耍威风的:他们向穷人炫耀钱袋，向傻瓜炫耀学识。”

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人民这“恶毒的仇恨、神圣的仇恨”往往是不分善恶和好坏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有一次，“我的外祖父看见一个农民扛着一棵白桦树从林子里走出来，便对他说:‘你累了，我来帮帮你。’很明显，这棵树是在我们的林子里砍来的，可他连想都没想”。然而革命爆发后，农民并未对他那仁爱的外祖父有所宽容，他那距莫斯科不远的“天堂的一角”在劫难逃，以致勃洛克在《纪念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一文中写道:“如今，在我曾度过一生中最美好时光的故地，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许，只有古老的椴树还在喧响，如果没有把它们的皮也剥下来的话。”

正因为如此，勃洛克在《十二个》中描写了十二个赤卫队员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直到没有节制的狂饮。在狂饮烂醉中，他们解放了的力量，包含着由来已久的阶级仇恨和个人恩怨，都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仿佛遮蔽天空的冷酷的乌云，他们心中出现了原始的野蛮**的回声;他们要尝尝哪怕片刻的做主人的滋味，看看昔日的“生活主人”胆战心惊的表情和低三下四的丑态，用“振奋精神”的有效的老办法来加强对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感受。在俄国历史上，长期的不满引起的盲目造反如此频繁，以致这一次老百姓还以为是跟从前一样，杀人放火，抢劫财宝，把有钱人从父辈、祖辈、曾祖辈那里继承的家当统统抢光。勃洛克的主人公是一些外表狂野剽悍、性喜寻衅闹事、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近乎流放分子的“亡命之徒”。“不要十字架的自由”，在他们嘴里听起来既像醉汉和强盗的叫喊，又像俄国海盗劫船时的叫嚣“统统到船头上去!”其弦外之音是:昨天还只是幻想中的一切，今天可以放手去拿了，那些强加于人而不是情愿接受的“条条框框”可以统统废除了。

图尔科夫进而认为，这不仅是勃洛克的长诗，也是人民生活与历史的活生生的、颤抖的、受苦受难的“肉身”。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由于描写了“微不足道的彼得鲁哈的个人悲剧”，长诗从而触及了此后整个苏联文学用了整整数十年苦苦探索（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和失之偏颇）的主题之一:个人与革命的关系，个人为革命做出的牺牲。而最终十二个赤卫队员穿行于狂风暴雪中间;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本能引导他们前行;他们尚未彻底明了自己的斗争、自己迈向未来的雄赳赳的脚步的全部含义。

阿格诺索夫等学者的观点与此近似，他们认为，长诗一方面表现了诗人相信革命会改造一切，因此号召“用整个身体，整个心灵、整个意识——倾听革命”，在长诗中讽刺性地描绘了旧世界的崩溃，并把十二个赤卫队员描写成新生活的代表和捍卫者;另一方面诗人又并未拔高他们，没有把他们理想化，而是既写了他们意识到自己崇高的革命职责并准备履行它，又真实地描写了这些人民自发力量的表达者所具有的一切极端性，他们在心理上明显表现出的无政府自由民的情绪，这样，勃洛克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伟大，也看到它的丑恶现象。

我国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鲁迅先生认为:“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突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的反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篇末出现的耶稣基督，仿佛有两种解释:一是他也赞同，一是还须靠他得救。但无论如何，总还以后解为近是。”

李毓臻等认为:“整首长诗就是一个象征，其题目‘十二个’很自然的会使人与《圣经》中十二使徒追随耶稣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象征了赤卫队员是新的信仰的捍卫者;贯穿于通篇的风、雪、暴风雪、旋风等形象是‘自然界本能’的表现，是破坏力量的象征，同时又与主人公的心灵感受相呼应，象征了主人公内在的精神骚乱和狂躁;黑色象征黑暗世界，旧世界，而白色象征光明和纯洁，长诗的第一行就是‘漆黑的夜。洁白的雪’，鲜明的对比表现了新与旧、黑暗与光明之间的较量”，“最后一节诗中耶稣头上的白玫瑰花环说明这里的耶稣不是宗教意义上的领袖（《圣经》中的耶稣头上戴的是荆冠），因为白玫瑰花象征着净化、复活和纯洁无瑕。”

刘亚丁则多角度、多层面地对《十二个》做出了全新的三种阐释: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是“由人的本能，走向人的精神的赞歌”，表现的是“由本能升华为精神”;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看，这是“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人对‘世界大火’原型的置换变形”，表现的是“神话的复活”;从新批评的角度来看，“在《十二个》意义单元之间，各种意象形成了强烈的反讽。这种反讽又生成了这首诗的张力”，全诗“上下各节，左右各节总是处于强烈的对比、对照、排斥之中。在各节中有一种向外的张力，而这一张力正好被对应节的张力抵消，整个圆圈因此而获得动态平衡”，这样，便表现了“骚乱后的和谐”的主题。

要弄清《十二个》的主题，必须弄明白诗中“基督”的形象。

科瓦廖夫等认为:“勃洛克是否定宗教的——他的主人公们走道时‘不带十字架’。但是在他们队伍头里，诗人看到的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作者想把这一形象看作新世界的象征，这个新世界正在给人类带来精神上的纯洁。作者像是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和罗马的灭亡作一类比，当耶稣作为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的预言者的有关传说出现了的时候。对于诗人说来，基督——这个新生活的象征正是作为预言者在长诗中出现的，但是绝大多数现实中的赤卫队战士都是把耶稣和宗教、沙皇统治等量齐观的，他们要反对的正是这些。诗人本人对《十二个》中的耶稣形象也缺乏信心。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诗人的前期创作，那么，这个形象之被引入他的长诗之中就是可以理解、合乎规律的了。对于他来说，耶稣象征着的不是妥协;相反，是对统治者的反抗（见诗集《祖国》）。在勃洛克的概念中，他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这一点在长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耶稣走在赤卫战士之前，而‘牧师同志’则作为一种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宗教精神和教会习气的体现受到诗人毁灭性的讽刺。”

而图尔科夫认为:“走在赤卫队员前面的基督本身代表了对革命道义上的支持以及革命的最终目的和理想。”

阿格诺索夫等则认为:“关于长诗中的勃洛克的基督存在着许多解释。这是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象征，基督是符合教规的福音书里的人物，基督是未来的象征，这是异教的基督，是古老信徒派‘燃烧的’基督，是永恒的女性气质的化身，基督是超人，基督是艺术家，甚至认为基督是个反基督者。可以认为，所有这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都背离了主要的东西。主要的是，基督的形象使诗人给予革命一种道德的解释。许多研究长诗的人都持有这种观点。”

周启超从更高的角度来分析《十二个》。他认为，对“原生力”的诗意化表现，是勃洛克抒情世界中频频出现的一个基调。而对“原生力”的艺术揭示，也即对存在本性在深层次上的透视。俄罗斯民族性灵中“原生力”的情态，是20世纪初俄国文学家普遍关注的题材。不同的文学流派对“原生力”有不同的理解。俄国象征派对其心目中的“原生力”有着独特的共识:这首先是指在1907年至1917年俄国社会生活巨大的革命冲动中人身上“自然的”“本原的”力量的释放，但同时也指那种摆脱了具体的时代生活特征、高扬个人“本我”主体精神的“英勇献身”，那种力图超越现实政治风云的抽象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由意识，那种用幻想的或神话的形象体现出来的原始的普遍的**。在象征派内部，这种“原生力”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又有不同的色彩。在勃洛克（别雷、伊凡诺夫亦是如此）的诗中，“原生力”实际上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生命力。勃洛克倾向于认为狄奥尼索斯的生命力正深深根植于人民身上，而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由于现代文明的浸染正代表着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对立面——日神阿波罗精神。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峙与斗争，作为精神性灵深层的“正题”与“反题”的冲突，构成了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与《西徐亚人》象征意境的中轴线。《十二个》无疑是一首关于革命的诗篇，它不仅在思想主题上具有革命性，而且在艺术结构上也具有创新。因而，它对20世纪20年代俄国诗歌乃至小说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世界的对立与搏斗，是长诗情节展开的基础。对旧世界的资产者的嘲讽，对新时代的革命风暴的赞美，是长诗思想内容的两个基本点。然而，勃洛克在这里将其卓越的抒情笔法故意深深掩饰起来，使之消融在对“原生力”的对照式的描写之中。黑色的夜，红色的旗，白色的雪，色彩对映十分鲜明。更具艺术动情力的乃是对“原生力”的抒写，大自然的生活与艺术的“原生力”交会在一起，形成一种拥有多层内涵的象征意象——“暴风雪”，这既是彼得格勒冬夜的景观，又是革命岁月的社会生活景象，还是主人公乃至诗人本身特定时刻心灵状态的写照。长诗的中心意象与基本旋律正是这样的“暴风雪”，它源于勃洛克抒情世界里最基本的母题形象“风”与“雪”。《十二个》之中的“暴风雪”，不仅是革命（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与人们性灵世界的双重革命）的象征，也是基督教的象征，这种“暴风雪”摧枯拉朽，席卷旧世界，迎接新时代，这种“暴风雪”为基督的降临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周启超进而认为，长诗结尾出现的“基督形象”——那个在十二个赤卫队员前方指引着道路的，头戴白色玫瑰花环的基督，更是耐人寻味的象征形象。首先，他是革命的崇高性与神圣性的象征，在这一象征意象的映照下，十二个赤卫队员幻化成十二个使徒。长诗十二章的结构并以“十二个”为标题，无疑都是要把读者的联想引发到这种意境中去。可见，基督形象在长诗中乃是点睛之笔;其次，这里的基督并不是那主张“勿抗恶”的耶稣，而是于“涅槃”中再生的基督（《勃洛克文集》八卷本卷3第28页），人民起义的领袖。然而，他却并非只主张暴力革命、只追求摧毁旧世界的领袖。他戴着白色的玫瑰花环，在指引着赤卫队员前行。这一细节意味深长。由黑色的夜到红色的旗再到白色的基督，表明了诗人对革命运行轨迹与目标的深刻感悟。白色无疑象征着性灵的纯洁，象征着精神的和谐，象征着自由意志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而长诗中的“使徒们”并未认清白色基督的召唤与指引，他们并不相信基督甚至渎神。这细微的一笔，也饱含着勃洛克对革命岁月“收获中的失落”深深的惋惜之情。这样，基督形象在勃洛克的笔下拥有十分丰富的意蕴，他保存了这一形象习有的神圣性，他标志着在新的文化历史时代一种新的圣灵的诞生，他暗示着历史运行的主要创造者——原生力。由此，可以理解他头戴白色的玫瑰花环。这白色的花冠原本是狄奥尼索斯——那欢快而阴沉，毁灭而又创造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特征。

综观以上各家所述，科瓦廖夫的观点过分偏向于政治，有拔高及削足适履之感，而图尔科夫、阿格诺索夫等人的阐述也颇为简单;周启超从文化、美学、哲学的高度着眼，所见全面、深刻，而且条分缕析，细致入微，我们基本赞同。刘亚丁的多种解读也颇给人以启发。但我们认为，根据东正教一向具有的强烈的道德色彩，基督形象更主要的是道德的化身。勃洛克在诗中表达了革命——摧毁一切的“原生力”，必须以纯洁的道德来加以指引这一主题，从而表现了诗人对革命的独特思考。

这种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织与融合。勃洛克早期受弗·索洛维约夫及其他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是个地道的象征主义者。他的象征主义具体表现为:象征手法、双重世界的结构，具有历史文化色彩的典雅语言等。周启超指出:“勃洛克的第一部诗集就显示出他作为抒情歌手的成熟，作为象征派诗人的独特个性。诗人把他对神秘的美妇人的倾慕，那种浪漫的骑士式的倾心与世俗的情爱**胶着在一起，把纯粹个人的内心隐秘的情感冲动与那种关乎世界、宇宙、人生的宗教奇迹——即索洛维约夫式的用美来感化世界的乌托邦，索洛维约夫式的企盼着‘永恒女性’下凡人间把天与地‘综合’成一体——糅合到一起。强烈的期待新生活的希冀与同样强烈的期盼初恋的**，有机地汇合在神秘的美妇人形象之上。”因此，贯穿整部诗集的“美女”形象是一个总的象征，扑朔迷离，富于神秘色彩。

勃洛克的诗不仅有总体象征贯穿全篇，而且能对日常生活的情景、事物随时点化，构成缥缈、朦胧的意境，从而使一切均构成象征的因素，形成一个大的象征，如《黄昏，春天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