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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蒲宁 美与永恒之结合的探寻者02（第2页）

他认为，语言是有生命的，而且是生生不息且永恒的，这是我们唯一的财富，也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因此，特别是在充满仇恨和苦难的日子里，更要学会爱护我们这不朽的天赋——语言。

其《山中》进而探讨了诗歌的问题:

诗有多微妙，简直不可言传，多么令我激动啊:这野山坡，这多石的空谷，这圈羊群的羊栏，这牧人的篝火和这呛人的烟味!心儿受奇异的惊喜交加的折磨，对我说道:“还是回去吧，往回走!”烟像甜蜜的芳香朝我拂来，我怀着妒意和愁绪驱车而过。诗不在世人所谓的诗中，它在于我的继承有多丰，继承愈丰，我愈是诗人。我触到我远祖在古老童年所领悟的一切的萍踪后断言:世上无不同的心，也无时间!（顾蕴璞译）

蒲宁认为，诗歌（也可视为人类的文学艺术的象征）表面看来是微妙而不可言传的，其实它还是有径可循的:第一，表现大自然的美，人类世世代代的日常生活和感情，表现人类亘古以来的思想尤其是古老童年的感受和领悟，就可以打动一切人并进入永恒;第二，诗歌应特别重视对前人的继承，继承愈丰，愈是诗人。

和诗歌一样，蒲宁的小说主题也是从社会、自然、民族慢慢走向生、死、爱等永恒主题的。

蒲宁的早期作品主要以社会、自然为主题，描写俄罗斯乡村生活，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描绘贵族的庄园生活。一方面为贵族的衰亡大唱挽歌，另一方面又批判贵族阶级精神上的贫困与堕落。《田庄上》（一译《在庄园里》《田间》《乡村速写》）描写破落贵族卡皮通·伊万内奇尽管青年时期在公爵的关照下当了军官，但退役后无所作为，变成了一个精神贫乏的地道乡村小地主，注定了要独自过一辈子，在老年，他只能孤独地凄凉怀旧。小说把卡皮通放在宁静的黄昏、广袤的田野、浩瀚的夜空这一背景中，以抒情的笔调为贵族的衰亡和人的孤独唱了一曲回肠**气的挽歌。《安东诺夫卡苹果》（一译《安通苹果》《冬苹果》）更是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俄国贵族时代随着安东诺夫卡苹果的香气从庄园中渐渐消逝，如今已是破落小地主的时代，贵族除了偶尔打猎还能显示一点贵族气之外，已经堕落得毫无精神追求，一唱三叹地哀挽着俄罗斯贵族时代的逝去。《末日》描写主人公贵族沃耶伊科夫因为家业已经彻底败落，不得不变卖了牲口、马车、家具，最后甚至被迫卖掉了庄园和土地。但他在离开庄园前，竟然下令把自己平时引以为傲的五条猎犬全都吊死在花园里的树木上，而且不许掩埋，结果把庄园的新主人罗斯托夫采夫吓得魂飞魄散。邱运华指出，小说非常简略地描写了临近灭亡的地主的心态，把他们走向坟墓时刻的丑恶、残暴和无耻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又把登上历史舞台的新贵的虚弱心理表现了出来。《金窖》更是为贵族庄园的衰败公开抒情:“果园内倒还保持着一派苍润华滋的气象，使人如入画境，而且是像田园诗式的风景画，花园深处露出了一幢灰色的宅第，然而深褐色的屋顶却已锈痕斑驳。唉，庄园啊，庄园!你是一首写尽了荒凉的长诗!牲畜栏只留下四堵空壁，原先仆人住的木房连窗扇都没有了，只剩下空空的窗洞，屋内自门槛起，遍地长满了牛蒡和野芝麻。”其他如《爱情学》《最后一次幽会》等也在描写贵族庄园生活的同时，揭示了贵族的衰亡。

二是描写一贫如洗的庄稼人及其贫困交加的悲惨生活，反映乡村生活的贫瘠、荒凉。《塔妮卡》描述一个农村小姑娘塔妮卡眼见父母因为家里极度贫穷被迫卖掉最后一匹马，塔妮卡隆冬酷寒中不仅没有火烤，连面包都吃不上。为了不让妈妈因此而伤心痛苦，过早懂事的塔妮卡只好跑到外面瞎跑打发饥寒交迫的时光……《蛐蛐儿》中在外打工的贫困父子俩为了过尼古拉节换件稍稍像样的衣服（因为身上穿的衣服就像坟堆里扒出来一样破烂），趁夜赶回家去，不料遇上浓雾迷了路，25岁的儿子在冰天雪地中竟被活活冻死。《新路》中的农村荒凉、破败，农民们则极其贫寒:“在那个世界里，零零落落地散布着愚昧、凄苦的林中居民孤独伶俜的村落。站台上站着好几个打这些荒村里出来的人，全都蓬头垢面，穿着褴褛的短皮袄，形同乞丐，冻得连喉咙都伤风了，可是却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新年》也写道:“如今庄园都冷落了，变穷了，一百公里方圆内未必有一户人家还在正常地生活，而在庄家人住的村子里一片饥馑……”

三是反映贵族和农民的人性沦丧，进而反思俄罗斯民族的国民性。

蒲宁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俄国社会迅速解体，传统思想不再能引领人们，一时之间人心不古，世道衰微，精神空虚，道德败坏，天理沦丧，**欲猖獗，野蛮与愚昧泛滥，伪善与无耻成灾。《好日子》（一译《富裕的日子》）中女主人公纳斯佳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讲述了自己过上好日子的经历:农奴解放后，“我”爹带着“我”抛开心善但穷得叮当响的贵族东家，变卖了家产，搬到城郊，租了贵族梅谢琳娜夫人的草场，准备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种菜挣钱。不料穷困潦倒的贵族夫人又偷偷把地卖给了神父，结果我们不仅没有赚到钱，父亲反而因心疼租地的全部家产90卢布冲撞神父而被逮捕并被流放。“我”嫁给一个上了年纪的酒鬼，受了九年罪，却只混了个市民身份，留了个儿子万尼亚。在丈夫死后，“我”就到尼库林上校家当佣人。“我”特别勤快，想方设法讨主人欢心，并利用自己不错的长相勾引上校，可惜没有成功，反而被上校夫人赶出家门。“我”又去给生意人萨摩赫瓦洛夫当女仆。在整整七年时间里，“我”先是想法挤走另一个女仆薇拉，以便多得工钱;接着又靠巧妙勾引16岁的残疾小少爷，而使他爱上自己，并把两百卢布私房钱全送给“我”。“我”马上就抛开他，拿着这笔钱和多年存下的工钱，开了一家小酒馆，导致小少爷伤心自杀。小酒馆的生意不错，但儿子万尼亚爱上了一位妓女，“我”不顾他们的爱情，拆散了他们，万尼亚从此伤心欲绝，天天酗酒，“我”赶走了他，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刚办完婚事，老头就签字画押把房子归了“我”。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有不动产，养着几匹马、两头奶牛，还开着一个店子，在城关镇算是富裕的了。在这部作品中，从贵族到平民，都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贵族夫人为了钱，可以在收下租金后，又把地卖给他人;平民为了发财致富，更是见钱眼开，不择手段:排挤他人，诱骗他人，牺牲色相，甚至毫无亲情，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赶出家门!

中篇小说《乡村》描写的是俄国杜尔诺夫卡村尤其是克拉索夫家的故事。其祖先是农奴，父亲是个商贩。父亲死后，留下了两兄弟:哥哥吉洪（一译季洪），弟弟库兹马（一译库济马）。吉洪虽然是个庄稼汉，却相当善于经营，他靠开酒店、杂货铺，向地主放青苗而置下了偌大家业，甚至还从昔日的主人手中买下了杜尔诺夫卡庄园，成了远近闻名的地主。他不仅亲自管理生意，还几乎每天都去领地转悠，用老鹰般的尖眼盯着每一寸土地。为了生下一男半女，他更是不择手段，先是与一个哑巴厨娘同居，生下一个女儿，却又被哑巴厨娘睡觉时不慎压死;而后，又贪图老公爵夫人沙霍娃的中年使女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陪嫁而娶其为妻，婚后妻子生下的却只是一个又一个死胎;他甚至还兽性大发，强奸了雇工罗季卡的美貌妻子、新媳妇阿芙多季亚，却仍旧一无所获。因此，他最终没有留下后代，晚景十分悲凉。他不得不请回早年因失和而远离的弟弟库兹马，帮助自己料理田庄。库兹马是个有知识的庄稼汉，为人真诚善良，一生都渴望了解生命的真谛，渴望真理，渴望爱，信奉托尔斯泰主义，拒绝物质享受和安逸的生活，而喜爱到处流浪的自由生活，并以读书、写作为人生乐趣。早在做学徒时他就顶着老板的呵责开始读书写作，甚至还曾自费出版过一本诗集。他在人生之路上苦苦挣扎，想逃脱家族灭亡的宿命。他曾经与一个沃罗涅什的已婚女人真心相爱，但这个女人很早就死了。他后来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恶”理论产生了怀疑，一度在痛苦彷徨中酗酒、堕落。生存本能让库兹马时时刻刻都在思考自己的生活，努力探寻生命的意义。然而，无情的现实、贫困和可怕的日常生活最终还是使他沉沦，无奈地变成畸形人、无花果。到晚年，他生活无着，只好接受哥哥的邀请，代他管理田庄，但:“剥削的事情我可不干……”

《乡村》标志着蒲宁的创作视野从狭窄的贵族庄园和乡村转向广阔的社会，更加关心农民和俄罗斯的命运（反思国民性）、人性问题、生死问题。因此，小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突出地反映了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农民失去土地、自由，希望破灭后的痛苦命运，描绘了满目疮痍、与世隔绝、死气沉沉、愚昧落后的俄罗斯农村景象。特瓦尔多夫斯基指出，《乡村》集中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丰富的生活素材，人们对俄国发生的政治事变的反应，各种风闻传说，以及饱含着热望或者惆怅的判断。小说把什么都写进去了:在远方燃着熊熊烈火的地主庄园，杜尔诺夫卡（如今已归被地主杜尔诺沃的猎狗咬死的一个农奴的曾孙季洪·克拉索夫所有）农民的一次暴动，大路上的“恶作剧”，地主逃进城里，保护地主的哥萨克骑兵队，宪法，烧酒专卖权，“维佳”（维特）部长的巧妙的外交手腕，有产者夜晚的担惊受怕，无产者的无忧无虑，民怨渐渐被纳入“法则”的规范。蒲宁这部小说的标题符合库济马·克拉索夫的老师、该县一个爱谈哲理的怪人巴拉什金的“观点”:整个俄国都是乡村。这样一来，野蛮贫困的乡村的种种惨状就是俄国的惨状。他进而指出，革命前蒲宁在描写农村的作品中写到庄稼人的时候，总是爱怜并真诚地同情那些一贫如洗、走投无路、饥肠辘辘、被有权有势者欺压的人（他笔下的农村人物几乎总是想吃，一片面包、一个葱头、土豆蘸盐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特别令他感动的是这些人在饥寒交迫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道德的纯洁，对上帝的信仰和天真的怀旧。对已经跟这个古老的农民世界决绝并且尝到了去工厂、铁路做工的甜头的不满分子和坐不住的人，对那些“说话放肆”而且幻想“不用种来不用手，甜饼给姑娘送到手……”的人，蒲宁则是无情的，《乡村》里的杰尼斯卡就是他憎恨的这种人。帕乌斯托夫斯基则认为:“蒲宁是个有胆量的人，忠于自己的信念。他在《乡村》这部小说里揭穿了脱离现实的民粹派们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俄罗斯农民是上帝的神话，他是最早抨击这种甜滋滋神话的人之一。”

第二，深入地揭露、反思了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姚霞指出，在《乡村》中，作家立足于俄罗斯乡村现实，对俄罗斯农民的落后、愚昧、野蛮、无知和无为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否定。然而，在描绘惨不忍睹、苦不堪言的农村生活时，作家的创作意图并不仅仅是否定现实本身，更重要的是揭示导致农村落后现实的深层决定力量。通过展示季洪和库济马兄弟两人的人生道路，作家致力于挖掘的是隐藏在俄罗斯乡村现实深处的民族劣根性及其致命的威力，是人力无法违抗的神秘的宿命力量。季洪膝下无子似乎是命运对其事业有成的一种嘲弄，是命运对他自私、贪婪、吝啬、剥削成性、麻木不仁、专横暴戾等种种卑劣品质的报复，也是季洪的宿命。小说中对这一事件的反复强调似乎是作家对某种宿命力量的暗示。季洪与库济马的人生悲剧虽各有其不同的内涵，然而，截然不同的两条生活道路所指向的都是同一终点:他们的人生注定以悲剧结局而告终，因为无可救药的民族劣根性冥冥之中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为每个人预先设定了悲剧的结局。在《乡村》中，蒲宁将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描绘成在人的本性中蠢蠢欲动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主人公的悲剧既是性格的悲剧，更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正如作家在小说中所指出的:“这种使他（库济马）一天一天，甚至一小时一小时衰落下去的生活虽令他惊骇，却又是他所喜爱的。他仿佛回到也许是他一出世就为他铺好的生活轨道上来:杜尔诺夫卡人的血液在他的血管里确乎没有白流!”可见，库济马的人生悲剧不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现实所造成，最为关键的决定力量是杜尔诺夫卡人的本性，是千百年来在每个俄罗斯人的生命中的民族劣根性。它在不知不觉中起着致命的破坏性作用，支配着每个杜尔诺夫卡人的命运。它的致命性源于历史的因袭，是人力所无法战胜、甚至无法察觉的神秘力量。然而，它是客观存在的，人可以做出种种努力和挣扎，但最终仍逃不过它的魔力，这就是人的宿命。如果命运让你成为杜尔诺夫卡人、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杜尔诺夫卡人的血液已注入了你的躯体，俄罗斯人的民族劣根性将随着这种血液在你的身体中流淌。库济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虽然他走上一条与季洪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理想主义者最终却不得不靠务实主义者维持生计，在季洪的庄园中苟且偷生;虽然他的灵魂是漂泊的、自由的，然而最终却不得不龟缩于杜尔诺夫卡，在污浊现实的煎熬中耗尽余生。虽然他始终努力以理想和信念对抗现实，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变得暗淡无光，信念变得摇摇欲坠。他是一位生活在理想之中的浪漫主义者，同时始终深切地关注着现实，关注着人民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但他并不是一位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也并不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面对现实，他既想超脱，又不得不深陷其中，竟至自甘堕落;既想认清现实，又力不从心，竟至随波逐流;既想改变现实，又无能为力，竟至听之任之。最终，“平庸得可怕的生活”也“使他变成一个畸形人、一株‘无花果树’”。所有这一切，在作家看来，是早已命中注定的。库济马的人生悲剧只不过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是神秘的宿命力量的显现，民族劣根性的致命威力波及了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正如库济马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咱们的气数尽了，因为咱们是杜尔诺夫卡人”，因为“咱们的俄罗斯调儿……最大的痛处，最致命的特点:说的是一样，做的又是一样!受不了畜生般的生活，可还是这么活着，而且还要这么活下去”。小说中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他们的悲剧命运是民族劣根性神秘的破坏力量和决定作用的再度彰显。

第三，颇为深入而生动地表现了蒲宁一贯的主题:生死问题（详后）。

《乡村》丰厚的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使蒲宁成为俄国文坛上的第一流作家。他说:“我的名望是在我写出了《乡村》之后开始的。这是我一系列尖刻地描绘俄罗斯灵魂的作品的开端（写它光明的、黑暗的、常常是悲剧式的基础）。”高尔基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在《乡村》之前，谁也没有如此深刻、如此历史地描写过农村……这部作品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历史地考虑整个国家的必要性。”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则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一部《乡村》小说，使40岁的蒲宁声名鹊起。在小说中，他抨击了那些有民族自大狂的农民，对那些乡愚的嘴脸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作者虽未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农民的没落，只简述了两位主角的祖父被庄园主纵犬追逼而死，但这个情节耐人寻味，它暗示了一种先天的精神压迫，蒲宁以对这种精神压迫的描写来暗示自己对这种高压手段的鄙视。蒲宁的这部作品完整地体现了俄国文学的本色——阴郁加残酷。”

中篇小说《苏霍多尔》（一译《干旱的溪谷》《旱峪》《干谷地》《旱谷庄园》《故园》）被称为《乡村》的续篇，描写了农奴制逝去的年代那些中小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其日渐贫穷和退化的凄凉景象，尤其是俄罗斯乡村的愚昧、野蛮、自私与必然灭亡的趋势，揭露了贵族的野蛮、愚昧、残暴、荒**、疯狂，揭示了俄国贵族精神腐败和经济衰落的社会原因，并把文明、有教养的上等人——贵族的野蛮、无知、残暴、荒**无耻看作“俄罗斯人的典型”，在苏霍多尔的地主生活中看到了整个俄国生活的本质，从而进一步反思了俄罗斯的国民性。同时，小说也回肠**气地为贵族的衰亡唱了一曲动人的挽歌。因此，高尔基宣称，这篇小说是最令人震惊的俄国书籍之一，其中有某种追荐亡灵仪式的东西，蒲宁好似一个对上帝的信仰已有所动摇的神父，为自己那个正在死亡的阶层作着祈祷。小说在艺术上也比《乡村》精美、圆熟，高尔基称之为“一幅古色古香的壁毯画”。

从迈进文坛的那一天起，蒲宁就特别关注美与爱、生与死、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关系的主题。从20年代起，他的创作开始从描写乡村、社会转向生与死、命运与爱情、大自然与美等“永恒主题”。冯玉律指出，蒲宁总是力图用人生的普遍规律，用生、死和爱交织在一起的悲剧性规律来解释种种冲突。这样一来，便把社会矛盾转移到一个哲学的、“全人类的”领域中去了，所谓的“永恒主题”成为蒲宁注意的重点。正是通过这种永恒的主题，俄罗斯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和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在蒲宁的创作中得到某种独特的体现。20年代中期起，蒲宁更是越来越偏重于表现爱情主题，以致俄国学者奥·米哈伊洛夫宣称，俄罗斯“在蒲宁以前，没有哪一个作家的创作像他那样，爱情、**、感觉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

蒲宁认为，“人生是没有幸福的，只有它的闪光——要珍惜它，爱护它”，这“幸福的闪光”便是爱情。而“爱是人世间最高的法官”，是世上无与伦比的最美好的情感，它奠基于人类原始的本能——肉欲之爱或**上，同时又希冀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交流，真正完美的爱情应是灵与肉相融合的爱情。因此，爱情既包含肉欲之爱，又包含精神之爱，单纯的任何一种爱都不能构成爱情的全部意义，只有当灵肉两个方面达到和谐的统一时才构成真正的爱情。进而，他立足于生命哲学的高度，认为生命的活力、生命的充沛都源自爱情，爱情就是生命的诗意、生命的意义，爱情是人类对生命之爱的集中体现，是生命之爱的高度凝结。这样，他便致力于描写男女之间的情感，描绘情感的甜蜜与美好，讴歌生命的觉悟与活力，颂扬爱情的柔美与永恒，使人觉得爱情的崇高与美好，意识到这就是人类的美好生活，这就是生命的永恒。但蒲宁又意识到，爱情是一种对人有无限权力和魔力的东西。爱不仅是一种内心的状态，而且是在性与肉体方面存在着的一种黑暗力量;爱是一种欢乐，同时也是一种悲剧，因为它能触及人性。这样，他在其小说中就全方位地描写了男女感情的丰富性，既有肉欲之爱（正常的欲望与情感，乃至动物本能式的低级表现），也有充满诗意的纯真之爱，还有由肉欲之爱升华的灵肉合一的健全的爱。蒲宁进而认为，真正的爱情都是短暂的，充满**的，有时甚至是瞬间的，可能会导致恋爱双方的死亡或毁灭，而由爱情发展到婚姻是庸俗的。因此，其笔下人物的爱情结局往往带有悲剧性。

正因为蒲宁对男女感情有着全面、客观的认识，所以，他全方位地描写了男女之间的感情。第一，他客观地描写了人的肉欲之爱或者说男女之间比较正常的性欲，如短篇小说《路边》（一译《路旁》）中帕拉莎和尼卡诺尔的**。《幽暗的林间小径》这部小说集中，有更多肉欲方面的描写，如《中暑》中男女的**，《傻丫头》中助祭的儿子与厨娘傻丫头的肉欲。蒲宁甚至自然主义式地描写“人世间那种惊心动魄的、难以言传、不同凡响的女性形体之美”或肉体美和某些爱欲情景，如“黑色的连衣裙配上雪白的围裙好看到了极点，围裙底下优美地耸起着那种健康的少妇的乳峰”，“他不由自主地扶住了她的腰，闻到了她腮上的香粉味，看到了黑色晚礼服下面显现出来的圆润的双膝，看到了她那双晶莹的黑眼珠和涂着红唇膏的丰满的嘴唇”（《在巴黎》）;“当我解开她的上衣，吮吻着那少女的乳白色的胸脯和胸脯上还未成熟的、坚硬的、好似草莓一般的**时，她的双唇像火烧一样发烫”（《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这些现在看来写得细腻、传神的爱欲描写，当时却遭到大量批评。但蒲宁借用自己一篇小说主人公的话进行了还击:“著者有充分的权利用其文笔大胆地描述爱情和热恋中的男女，画家和雕塑家也永远享有这种权利。只有卑鄙的灵魂才会在美好或惊人的事物中看到卑鄙。”第二，他描写了一些畸形的爱:如《伊格纳特》中伊格纳特对傻女人的情欲、柳布卡与商人卖**式的通奸，《米佳的爱情》中米佳与阿莲卡的野合，《美好的生活》中少女嫁给老头，《儿子》中贵妇私通少年，《斯乔帕》中年轻商人克拉西利希科夫对14岁的女孩斯乔帕的**欲，等等。

其实，蒲宁在小说中也描写了放纵情欲、满足**欲的不良后果:这类伤天害理的人都会死于非命。《叙事诗》（一译《传奇诗》）中的公爵对情欲极端放纵，他占有庄园以及周围村庄里每一个姑娘的**，甚至对儿子从彼得堡带回的新婚妻子，他也不愿放过。儿子被迫携新娘逃跑，公爵却仍旧骑着马疯狂追赶，就在他要得逞的那一瞬间，“月光下的雪地上向他奔来一只巨大的、亘古未见的狼，眼睛通红如火，头上有一圈光环……利齿一下子咬住了他的喉咙……”他的**引起了天怒人怨，遭到了惩罚。《投宿》中的摩洛哥人试图趁客店的小姑娘夜间给他送水时强暴她，但客店那只名叫“黑子”的狗扑上前去，“一口就咬断了他的喉管”，从而保护了主人。摩洛哥人的卑鄙行径也受到了动物的惩罚。

不过，通观蒲宁的爱情小说，蒲宁写得最多的还是两种情况:爱之**，爱与死亡。

蒲宁认为，生命的最神秘、最崇高的体现是爱情。但是爱情对于人来说就是**，就是在这**——生命力的最高体现中人燃烧自己。男女之间的爱情是纯洁而美好的，更是富有诗意的。爱就是人生，爱是人类生命之爱的凝结，是人类生活的意义。然而，正因为爱过于美好、过于富有意义，因此爱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这就使得爱十分珍贵，十分难得，往往一见钟情，以**的形式出现，在带来极大幸福的同时，也难以长久，具有短暂性，转瞬即逝，具有悲剧色彩。但它给恋爱双方精神上极大的愉悦和莫大的幸福，使之刻骨铭心，这样就又有了心灵深处的某种永恒性。所以，蒲宁往往写男女一见钟情，富于诗意，充满爱之**。爱之**往往是瞬间爆发的，一如天空中的闪电，照亮人生和世界，但转瞬即逝。因此，尽管蒲宁笔下的爱情大多是悲剧性的结局（或者生离或者死别），但他写得最多的却是瞬间闪光的爱情，描写爱的闪光点——幸福，在这闪光的爱的瞬间里，爱的光明照亮了恋爱者的人生，男女双方都体会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感动，爱情因此变成一种巨大的幸福，这一瞬间的体验成为永恒的情感，瞬间美妙的印象、对过去美好的回忆深深地留在主人公的心中，于是瞬刻就变成了永恒。

在《彻夜不眠的霞光》里，“我”——娜塔丽娅，早已爱上青年男子西维尔斯，当他从部队回来向“我”求婚时，“我”彻夜难眠，浮想联翩，感到:“在雨霁之后的静夜中，在夜莺袅袅不绝的啼啭声中，回**着难以言说的欢乐，而在深远朦胧的霞光中则翱翔着难以捉摸的美好的东西。”进而深感:“我的爱情无所不及，充溢在沁凉的寒气之中，充溢在馥郁的晨曦之中，充溢在绿荫森森的果园清新的气息之中，充溢在这颗晓星之中，充溢在万汇之中……”充分写出了爱情的纯洁、诗意与美好。《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一译《一段浪漫的往事》）中“我”和她在火车站相遇，一起散步，途中遇雨，两人到干草堆中躲雨，情不自禁地吻在一起。当“我”把她拉了起来，“我”发现:“她羞赧地灿然一笑，然后用女性那种可爱姿势理了理鬓发，深深地吸了口牧场清新的空气……树林里，有只杜鹃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喑哑地咕咕啼着，使人觉得雨后初霁的树林是那么幽深，那么富于音响效果。几朵滚着金红镶边的云在高空漂浮、融化……”也是诗意盎然，纯真美好。《米佳的爱情》中，当卡佳来火车站送别米佳时，米佳发现:“卡佳那可爱动人的小脸蛋，她的娇小的身段，她的仍然带些稚气的新鲜、年轻的女性气质，她的一双朝上看的光辉四射的眸子，她的朴素的浅蓝色宽边帽（帽子的褶边给她增添了一点优雅的昂然气派），乃至她的深灰色套装（米佳竟然爱慕地感觉到了那套装的面料和绸里），——一切都美极了。”爱人的一切都充满了纯真的诗意。这类描写在蒲宁的爱情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很好地展示了爱情的诗意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