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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索洛古勃 揭示荒诞生存的作家（第1页）

第二讲索洛古勃:揭示荒诞生存的作家

索洛古勃是俄国象征派中，与别雷、勃留索夫一样，诗歌和小说都取得突出成就的象征主义作家。

一、在艰难坎坷中创造辉煌

费奥多尔·索洛古勃（1863—1927），原名费多尔·库兹米奇·捷杰尔尼科夫。在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俄国象征派作家中，他是唯一出身于贫穷家庭的人。1863年2月17日，索洛古勃生于彼得堡，父亲是女农奴和地主伊万尼茨基的私生子，曾当过仆役和裁缝，在他四岁、妹妹奥尔加两岁时去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母亲是个农民，丈夫死后先是做洗衣女工后来在某中学八品文官阿加波夫家当女仆，他主要由当女仆的母亲抚养成人。阿加波夫家是一个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知识分子家庭，一家人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女主人阿加波娃也是一个寡妇，对索洛古勃一家十分友善，亲自当索洛古勃及其妹妹奥尔加的教母，让他和自己孩子一起读书，并允许他阅读家中丰富的藏书，去剧院观剧和听音乐会。不过，阿加波娃有点喜怒无常，脾气发作时会令人残酷地鞭打教子等人，这使索洛古勃从小处于一种饱受屈辱和被人曲解的感觉之中，而“非主非仆的双重生活和尴尬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的矛盾性格”（李宜兰）。索洛古勃12岁就开始写诗，他小小年纪就深信自己负有宣扬伟大思想的使命，而且绝不辱此使命。因此，当他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即欣然承受，并将其作为净化灵魂的手段。但生活的贫寒、人世的炎凉毕竟还是使这位才华横溢而且深信自己负有伟大使命的诗人从小倍感做人的艰难，命运的捉弄更是为他后来认识和揭露人的荒诞生存打下了基础。

由于生活艰难，他只能报考不要交学费而且有生活费发放的师范学院。在大学学的是数学，他在刻苦学习专业之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学习写作。1882年从彼得堡师范学院毕业后，索洛古勃带着母亲和妹妹先后在北方偏僻的外省城市下诺夫戈罗德省的克利茨泽（1882—1885）、大卢基（1885—1889）、维捷格拉（1889—1892）等地担任中学教师等职，外省小城市那种愚昧、野蛮、落后的生活使他过得颇为压抑，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1891年，妹妹奥尔加去彼得堡参加医师培训班学习，索洛古勃陪同前往，结识了当时已负盛名的诗人明斯基，受到其巨大的影响。1892年，在外省工作10年后，索洛古勃回到彼得堡定居，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在明斯基的引导下，加入了象征主义者小组，结识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勃留索夫等人，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

索洛古勃的创作命运颇为坎坷。他12岁开始写诗，后来又写过长篇小说，研究作为体裁的长篇小说，翻译过魏尔伦、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写诗近10年，到处投稿，但屡次都被退稿，直到1884年才在一本少儿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只是到40多岁，他才成名——1907年，长篇小说《卑劣的小鬼》（一译《卑劣的魔鬼》《卑下的魔鬼》《卑微的魔鬼》等）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使他声名鹊起。作品连续再版，至1913年发行第七版，用勃洛克的话来说，当时“俄国所有有教养的人士都读过”这部作品。该小说于1933年和1958年又两次再版。作者还把小说改编成同名剧本，在彼得堡和外省的许多舞台上演出。它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使索洛古勃饮誉欧洲各国。成名后，索洛古勃停止执教，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1908年，与女作家切鲍塔列芙斯卡娅结婚，生活恬静而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他又重陷艰难坎坷。十月革命后，他的物质生活条件一度相当困难，曾申请出国，未获答复。1921年，妻子自杀，使他遭受沉重打击。他写了许多深情的悼亡诗，并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所译伏尔泰、莫泊桑、戈蒂耶、魏尔伦、兰波、波德莱尔以及克莱斯特等的作品均获好评。1927年12月5日病逝于列宁格勒。索洛古勃的一生，虽然历尽艰难坎坷，但却是创造辉煌的一生，他夫人切鲍塔列芙斯卡娅曾说，他的一生“充满了劳动、孤独和贫困，完全奉献给了创作、艺术和幻想”，因此他“把艺术和幻想看得高于现实”，致力于创作，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索洛古勃是俄国象征主义中诗歌、小说成就都很高的作家。一生出版了《诗集》（1895）、《诗选》（1904）、《献给祖国》（1906）、《火圈》（1908）、《红罂粟》（1916）、《蓝天集》（1920）、《挚爱集》（1921）、《芦笛集》（1922）、《**之杯》（1922）等十来部诗集，其中《火圈》被公认是其代表作。他的小说则主要有:长篇小说《噩梦》（一译《恶梦》，1895）、《卑劣的小鬼》（1907）、三部曲《创造的传奇》（一译《创造的传说》《创造出来的传说》《编造的传说》，批评界更喜欢用其第一部《鬼魂的魔力》来称呼它）（1914），及一些短篇小说。在1905—1910年间，他曾因小说方面的出色成就，与高尔基、安德列耶夫、库普林并列为当时俄国最受欢迎的文坛四杰（一说四位小说家）。

其创作分期按照其主题，在俄国有不同分法。布洛伊特曼分为四个阶段:早期（1878—1892）、中期（1892—1904）、成熟期（1904—1913）、晚期（又分为两个阶段:1914—1919，1920—1927）。早期创作主要集中在揭露“恶”，作家既看到了社会现象中的“恶”，也发掘出人所固有的自身的“恶”;中期创作的重要主题是“生与死（混乱与恶）的控制以及如何摆脱控制”;成熟期作家追求“美的尘世表现的神话”;晚期创作中他延续了“通过创造的意志改造世界”的思想，但明显加强了日常生活和琐碎小事层面的描写。科洛巴耶娃则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84—1903），着重描写“愁苦的尘世”;第二阶段（1904—1913），重点是“奇迹—丑陋”的对照;第三阶段（1914—1927），则是“被改造的世界”。两者都有道理，但为简洁起见，我们赞成分为三个阶段。

二、文学创作:在荒诞的生存中创造神话

索洛古勃认为人的生存状态颇为荒诞，因为恶是绝对的本原，人类社会没有进化，整个人类世界中只有恶魔横行、人性受压、性灵被异化。于是他在诗歌和小说中全身心地投入对荒诞生存本身的透视与揭露，进而试图在荒诞的生存中创造神话。对此，俄国学者已有类似的相关论述。索洛古勃的夫人切鲍塔列芙斯卡娅早就指出，他的创作含蕴了三个主要思想，最基本思想是对现存的未经改造的世界悲观的否定与不接受，这一思想直接与另一观点相联系，即肯定有艺术家个体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三个主要的思想是唯我主义理论:我是世界的中心，唯我主义是作家世界观的基础，也是联结以上两个思想的桥梁。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认为，索洛古勃创作的主干线是寻求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的、生活的证明，“寻求”“探索”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作家所有创作的始终。在他看来，索洛古勃始终跋涉在求索途中。一次次的失望又促使他继续前行。索洛古勃的探寻最初以“死亡”“幸福的疯狂”为出路，对此失望之后又将希望寄寓在未来（在未来尘世的精神世界中寻求上天的“耶路撒冷”）、异度空间（马伊尔星球、奥伊勒王国）;索洛古勃也曾将“美”——人体美、自然美设置为生活的目标，但在生活的庸俗中一败涂地后，虚幻的理想世界成为其孤独灵魂新的慰藉。从否定世界到肯定世界再到创造世界，形成了作家所有创作的三大链环。

在诗歌中，他深入、系统地揭示了生存的荒诞。首先，他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里人的主体性的严重异化。在严酷的社会里，人处于种种高压之下，丧失了主体性，不再有个性，变成了千人一面、万腔一调的平凡动物，循规蹈矩，恬然安于环境的污臭龌龊，完全放弃了对自由的追求，如《我们是被囚的动物》:

我们是被囚的动物，会用各腔各调叫唤，凡是门，都不供出入，打开门吗?我们岂敢?若是说心还忠于传说，我们就吠，以吠叫**。若是说动物园污臭龌龊，我们久已不闻其臭味。只要长期反复，心就能习惯，我们一齐无聊地唱着“咕咕”。动物园里没有个性，只有平凡，我们早已不把自由思慕。我们是被囚的动物，会用各腔各调叫唤。凡是门，都不供出入，打开门吗?我们岂敢。（飞白译）

进而，他深刻地认识到在这日趋大工业化、机器化、一统化的时代里，人只不过如席勒在其《审美教育书简》里所说的那样，是运转的大机器上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完全零件化了，所拥有的只是沉重的疲倦，尽管如此，为了生存下来，还是不得不继续漠视命运那嘲弄的眼神，继续进行单调无聊的机器零件所应做的工作（《我的命运会怎样》）。

其次，他描绘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如此严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仅无法沟通，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已丧失了对不幸者的同情与安慰，甚至变成好探人隐私的窥视者和铁石心肠的仇敌（《昨天悲伤使我疲惫无力》）。因此，诗人深感在这世上已无人能爱，在生活中也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自己拥有的只是“没有愿望的生活”（《假若我愿意爱》）。因此，他宁肯像卡夫卡笔下的动物一样躲进地洞，远离尘世，远离这异化而冷酷的人间:

我生活在黑魆魆的地洞里，白夜的景观我从不曾看见。在我的希望里，在我的信念中，没有光辉，也没有光线。通向地洞之路谁也不曾开辟，保卫洞穴也无须用宝剑。地洞的入口几乎看不见，只有烛光照亮在眼前。我的地洞窄小又潮湿，没有什么能给它温暖，远远地躲避开尘俗的世界，我应当在这里离开人间。（曾思艺译）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诗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深感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幸的，荒诞的，被命运捉弄的。在《命运》一诗里，他写了一个男孩在出生之时即被命运这恶婆施了巫术，结果，“在世上遇到了不幸”，一生的“幸福、欢乐和爱情”全被“断送”。在真正的生活中，人更是深深体会到生存的荒诞。在《鬼的秋千》一诗中，他极其形象地把这一生存的荒诞隐喻为和爱捉弄人的命运这魔鬼**秋千:

在浓密的枞树荫里，在喧闹的溪流之上，鬼用毛茸茸的大手，推送着我**的秋千。他一边推送，一边笑，向前，向后，向前，向后。秋千板嘎嘎地作响，秋千绳磨着粗树枝。秋千板在上下悠**，吱吱嘎嘎不断地响，鬼沙哑着嗓子大笑，笑得捧着肚子喊叫。我拼命把绳索抓牢，向前，向后，向前，向后，我精神紧张地**着，竭力将疲惫的目光，从那鬼的脸上移开。在苍劲的枞树上方，林神也在哈哈大笑，“你可落在秋千上了，你**吧，和鬼**下去。”在浓密的枞树荫中，树怪们转着圈尖叫，“你可落在秋千上了，你**吧，和鬼**下去!”我知道，鬼不会扔掉疾速飞舞的秋千板，只要他那可怕的手还没有将本人打倒。只要秋千绳悠**着，还没有磨断成两截，只要我肩上的脑袋，还没撞上我的大地。我会**得比枞树还高，最后会啪的一声跌下。鬼呀，请把这秋千**得更高，更高……哎呀!（余一中译）

在鬼的捉弄下，人不得不**着秋千，并且在**秋千的过程中得到一丝苦涩的乐趣，但这由鬼操纵的、不把你打倒绝不会罢休的无尽无休的运动不仅令人担忧，而且十分单调无聊;因而，人的生存是荒诞的，更是无可奈何的，被异己力量操纵的，全无自由可言。这首诗在当年曾轰动一时，广为流传，并成为索洛古勃的经典名作，就在于它极其形象、十分传神地把人的荒诞生存以及人在这一荒诞生存中的万般无奈揭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道出了现代人困窘于荒诞生存的共同心声。在此情况下，人变成不可捉摸、不能行动、不能生活、无足轻重的怪物，徒然苟活于人世（《他说的话，似真又假》）。这样的人，工作起来，毫无意义，成熟起来只是为了死亡，生活没有任何目的（《我们倦于追踪目的》）。这样，人只能放弃徒劳无益的挣扎，不要“和命运作对”，而安于“锁链与锁链紧紧相联你只能永远成为奴隶”的现状，“听天由命”（《何等令人揪心的会见》）。而“在死亡中——有腐烂也有安宁”（《在星辰的缄默里》），因此，最好是投入死亡，厌弃卑微、胆怯而虚伪的生命，在死亡包罗天地的怀抱里，求得彻底的解脱（《死神啊，我属于你!》）。[1]不过，正如李志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死’主要指此在在现世对生的领悟，那么索洛古勃的‘死’则不仅表达了对现世的否定，对生命的领会，对解脱的向往，它还具有创造的意义。‘死终结所有生命现象，消灭所有的敌对和罪恶，解决所有的矛盾，摆脱不堪忍受之事，不仅让人领会生命的意义，而且使生命圣洁化。’不过，这种创造的意义不是在现世实现，而是在他臆想的新乐土。”

在小说中，他更是深刻地揭示了生存的荒诞。

短篇小说《阳光与阴影》中，12岁的男孩沃洛佳本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孩子，结果因为迷上了影像画，把心思和时间全花在用手指做影像游戏上，搞得神不守舍，神经兮兮，从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差生，人也变得面色苍白，憔悴不堪。他的母亲发现他迷上这种“无聊的把戏”，起初很是愤怒甚至恐惧，但是后来也像沃洛佳一样，“将整个身心”投入到观察影子和做影像游戏上，并且和孩子一起做起游戏来。这是生活的重压使人们变异:沃洛佳是因为老师们对生活极不满意，他们恶劣的情绪影响了他;而他母亲则是因为作为一个35岁的寡妇已守寡9年，过分压抑。做影像游戏本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但他们深深迷恋着它，荒废一切甚至废寝忘食全身心地致力于它，完全被它所控制，从而使人异化，就变成一件十分荒诞的事情了。这样一件荒诞的事情正好揭示了生存的荒诞。一方面，人既需要严肃的学习和工作、正常的交往与休息;另一方面，人也需要适度的娱乐尤其是游戏。然而，生活中的种种条条框框，使人变成了学习、工作的机器，社会和家庭生活这台大机器上的零件，忘记了娱乐、游戏甚至羞于、耻于娱乐、游戏。因此，母子俩在一起做影像游戏时，既兴奋、幸福又痛苦、悲伤，人于是被生活异化成了这样一种荒诞的怪物:“他们悲哀地微笑着，彼此之间说着一些令人痛苦的、难以忍受的话。他们的脸色很平静，他们的幻境很清楚。他们的喜悦浸透无限的哀伤，他们的哀伤充满极度的喜悦。他们的眼睛里闪露出疯狂，幸福的疯狂。”《征寻“死神”》中，主人公涅森诺夫突然觉得“自己是这样的衰弱，这样的疲惫，这样的萎靡”，竟然感到“再也没有比躺在木板的怀抱中，睡在松木棺材里这种休息更甜更美的状态了”，于是突发奇想，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广告，征寻一位女士“以死神的形象”出现，“言谈举止一笑一颦都要与这个角色相适应”，如果有本事“把这场快乐的游戏弄得多彩多姿、花样迭出”，那么报酬将更高。没想到引来的仿佛是真正的死神，他感到恐惧、忧愁，但已无法逃脱，最后他得到比毒药还要甜蜜的“死神之吻”，“躺在她的怀抱里死去了”。而她也举刀自杀了。“当她跌落在他的尸体上的时候，已然是一位死去的女子。”生活的重压使人感到万分疲惫，渴望死去，这已有点荒诞了。主人公竟然打算征寻死神，这就更荒诞了。而来应征的居然是死神，生活就真是荒诞了。如果是应征的女性假戏真做，那生活就太荒诞、太可怕了，这说明厌恶活着、征寻死神，几乎已成为不少人的生存状态了!《吻中皇后》中的女主人公玛法丽达被年老体衰的丈夫——富商巴里塔萨尔看管得很严，生活过于枯燥乏味，强烈的性欲无法满足，受到魔鬼（实际上是潜意识里强烈的性欲）的引诱，赤身**跑到街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和众多男青年拥抱、热吻、**，变成了真正的“吻中皇后”，闹得前来弹压的士兵也无法自持，相互大打出手，以致市政官员们也不知所措，直至她最后被人杀死，才解决问题。《白毛狗》更是荒诞:女主人公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是外省一家偏僻的缝纫厂的女工，好不容易从学徒熬成了师傅，一次只因被人骂为“狗”，深感屈辱，竟然在夜间脱去衣服，“挺着赤条条、白生生的身子”，一路飞跑，在澡堂后面的草地上变成了一条大白毛狗，嗥叫不已，结果被叔侄俩用枪打伤，没想到她受伤的哀号也使这两个男人“在野性的恐惧中”跌落到草地上，嗥叫起来。

阿格诺索夫等指出，在索洛古勃的笔下，生活的荒诞往往以各种各样“吞噬活的灵魂的怪物”出现。他甚至认为，生活是一个极其令人厌恶的无限循环过程，既无目的，又无意义，假如有什么刺激或“欢乐”，只能以乖戾、病态的形式表现出来。汪介之认为，索洛古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噩梦》，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主人公罗金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中学教师，深深厌恶愚昧、庸俗、停滞的外省生活环境，试图挺身反抗现实中的恶，但自己也陷入酗酒与胡思乱想之中。后来，他杀死了他认为是集中了世界之恶的中学校长，虽担惊受怕，但没去自首，甚至为此感到刺激和某种程度的兴奋。女友安娜也劝他不必把脖子伸到牛轭下去。最后，他在否认现有道德标准的基础上获得了“解脱”。

长篇小说《卑劣的小鬼》是索洛古勃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十分集中地表现了作家对人生的现代思考，充分揭示了现代人荒诞的生存。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彼列多诺夫幻想升迁、受骗上当、最后杀人，一条是柳德米拉与萨沙的唯美爱恋游戏。

主人公阿尔达利昂·鲍里瑟奇·彼列多诺夫是外省一个偏僻县城古典中学的语文老师，总觉得自己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正当壮年还未结婚，身为贵族，又是五等文官（当时只要是八等文官，即可担任中学教师），而且不少女性确实在力争成为他的妻子。彼列多诺夫的朋友、贵族鲁吉洛夫希望自己待字闺中的三个妹妹（达莉娅、柳德米拉、瓦列莉娅）中的一个能够嫁给彼列多诺夫，然而彼列多诺夫在比较、权衡中犹豫不决。寡妇威尔申娜则希望他娶自己身边一个波兰小贵族的女儿玛尔塔为妻。彼列多诺夫看不上玛尔塔，他认为波兰人很愚蠢。与他同居的女人、可以与之婚配的第四代堂姐瓦尔瓦拉更是希望和他结婚。彼列多诺夫对工作并不热爱，在课堂上常讲一些下流的逸闻趣事，常常戏弄比较守规矩的学生，给学生批改作业毫无公正可言，还经常去家访，专门在家长面前告学生的状，以看到他们挨打受罚为乐。大多数学生认为他最愚蠢、很粗暴、不公正，都憎恨、鄙视他。他认为校长处处排挤他，而他自己却想当学监。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期望，是因为他有一个并不可靠的靠山——沃尔强斯卡娅公爵夫人（瓦尔瓦拉曾经给她当过私人裁缝，而公爵夫人的女婿三等文官谢列金在教育界是个重要人物）。瓦尔瓦拉说公爵夫人答应如果有机会会为他求情，让他当上学监，假如他与瓦尔瓦拉结婚。但这种含糊的许诺并不能满足彼列多诺夫对晋升的渴望，他不能明确知晓自己能否当上学监以及何时会被委以这一职务，这种想法折磨着他。一方面，他希望通过与瓦尔瓦拉结婚而得到这一职务;另一方面，他并不爱她，甚至连尊重也谈不上——他经常唾她的脸，把她当作最好的戏弄对象和发泄对象。他与她在一起居住、生活，只不过是因为他已经习惯她了。他并无娶她为妻的愿望，因此迟迟不做出与她结婚的决定。于是，瓦尔瓦拉花钱请寡妇格鲁申娜假冒公爵夫人一连写了两封信，答应他们一结了婚，马上就给他学监的位子。彼列多诺夫一拖再拖，终于和她结了婚。

但他疑心极重，对一切人都不放心。他先是害怕自己的好友、另一所学校的工艺教师——平民出身的沃洛京娶走瓦尔瓦拉，就可以当上学监，走马上任后再用甜麦粥把他毒死，并且担心所有人嫉妒、暗算自己。为了自保，他抢先拜访了市长、检察长、贵族首席代表、县地方自治局主席、警察局长等头面人物，为自己辟谣，表明自己的清白，并且主动告发臆想中的敌人，甚至捕风捉影地造谣说中学生萨沙·佩尔尼科夫是男扮女装，与柳德米拉关系不正常，以此博得城里重要人物的信任。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没有固定形体、动作敏捷的灰色小鬼，它“笑嘻嘻，哆哆嗦嗦”，围着他转来转去，从此跟定了他，一再戏弄他，搞得他认为一切东西都仇恨他，甚至猫和纸牌上的人物都是可疑的，都在戏弄或者监视自己。他把猫带进理发馆，让理发师把它的毛剃光;把一副副纸牌上所有国王、王后、武士的眼睛统统戳瞎，并且不断写信告密，告发那些纸牌上的国王、王后和武士们，告发那灰色的小鬼，告发那只伪装成沃洛京的公羊。在小鬼的**下，他纵火烧毁了当地剧院的公共俱乐部。最后，他明白自己是彻底上当受骗了，他气得发疯。在喝了大量的酒之后，他举刀割断了沃洛京的喉管，杀死了自己的好友。

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索是柳德米拉和萨沙的交往。彼列多诺夫造谣说中学生萨沙女扮男装，寄宿在科科夫金娜家里。柳德米拉听到谣传，出于好奇，决定去看个究竟，当她看到萨沙并非女扮男装而是一个美少年时，便打定了和他交往的主意。萨沙第一次见到柳德米拉时也对她很有好感，很想亲近她。柳德米拉开始经常到萨沙的住处找他。每次去找萨沙，她都要刻意打扮一番，穿戴得漂漂亮亮，满身香气扑鼻且稍有**，从而激起了萨沙某种蒙蒙胧胧的渴望。而她一开始就对萨沙有一种难耐的欲火。第一次见到萨沙的当天夜里，柳德米拉做了一整夜的梦，做了一些炎热非洲的梦:梦见“一条长满鳞片的环形花纹的蛇爬进她的卧室，爬到树上，爬到树枝上，爬到她那两条**着的美丽的大腿上……”还梦见自己赤身**躺在湖岸上，一只天鹅在一个湖面上耀武扬威地游来游去，拍打着翅膀，向她逼近，拥抱住她。“蛇和天鹅都现出萨沙的脸……黑色的眼睛露出神秘哀伤的神色。”她还梦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聚集着一群赤身**、健壮有力的美少年，其中就有萨沙，而他最美。从此，她热烈地爱上了萨沙，并且觉得“男孩子不赤身**，这有多么愚蠢!”而萨沙也深深地迷恋上了她。他们之间的友谊“既情缠意绵，又令人不安”。起初，他们的交往还只限于每次萨沙温情地吻她的手，她给萨沙洒香水。后来，她向他吐露:“我喜欢美。我是个异教徒，是个罪恶的女人。我最好能够生在古代的雅典。我喜欢花朵、香水、鲜艳的衣服、**的肉体……我要灵魂有什么用?让我像美人鱼一样，死后一无所剩，像一片云彩一样，在阳光下面消融。我喜欢肉体，强壮的，匀称的，一丝不挂的，给人以快感的。”她请求萨沙同意她欣赏他的肩膀，称他为“我的偶像，天神一般的少年”，她的亲吻中燃烧着崇拜之情。

此后，她不仅欣赏萨沙的半**，还给他穿上女人的装束。一个秋天的傍晚，在柳德米拉的闺房，萨沙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愿望，他感到甜蜜而难以忍受:“他们二人半**躯体，与他们那解放了的肉体相联系着的是一种朦胧的愿望和起着保护作用的羞耻感，——可是肉体的秘密究竟在何处?如何把自己的血与肉当作甜美的祭品献给她的愿望和自己的羞耻呢?”柳德米拉更是兴奋地小声说:“我不是美人吗!我的眼睛不灼热吗!我的头发不秀丽吗!跟我亲热亲热吧!给我以温存吧!扯下我的手镯，摘下我的项链吧!”她还把萨沙打扮成日本艺伎，让他在公共俱乐部举行的全城化装舞会上获得了第一女士奖，甚至有不少人在酒精和嫉妒的作用下，要求这位女士摘下面具，让大家一睹芳容，而萨沙不敢这样做，结果引起了一场骚乱。面对彼列多诺夫、瓦尔瓦拉等人关于他们沉湎于**的告发，他们断然否认、坚决回击。柳德米拉甚至做出一副受了伤害又很宽宏的坦诚的样子，使萨沙的姑妈和校长等人相信了她的说法:主要动机是出自对一个遭受粗暴猜疑因而受到伤害的男孩的同情，她是把他当弟弟那样去爱的。

索洛古勃的这部小说内蕴相当丰富，包含着多重主题。

其一，小说继承了果戈理、契诃夫等的传统，进一步深刻地揭露了俄国社会中存在的专制高压与人们身上令人窒息的奴性，以及极其可怕的庸人习气。俄国文学有一种揭露专制高压与下层百姓的奴性、庸人习气的传统，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涅瓦大街》《鼻子》及《死魂灵》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契诃夫的《活商品》《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醋栗》《宝贝儿》《跳来跳去的女人》《姚尼奇》等作品揭露得更为形象深刻。索洛古勃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非常冷峻地刻画了外省小城的人们在专制高压下所形成的突出的奴性和庸人习气。

这首先表现为整个城市的人们都有一种崇拜官员甚至敬畏官员的心理，这使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想爬上去做官，另一方面在官员们面前又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如当彼列多诺夫给平时的伙伴们看了“公爵夫人”明确答复给他学监位置的信以后，“这封信产生了巨大印象。大家都查看了这封信，没有产生任何怀疑。鲁吉洛夫脸色煞白，嘴里嘟囔着什么，唾沫星子四溅……朋友们都以尊敬的目光看着他。这可是公爵夫人来的信呀!”

奴性和庸人习气还表现为对一切都极其畏惧。这在彼列多诺夫身上相当突出，他比契诃夫《套中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更卑劣。他不仅害怕政府明令禁止或未曾禁止的一切，连抽一支香烟都要请示巡警，即使巡警告诉他没有下令禁止吸烟，但也不知是否有明文规定允许抽烟，他仍然顺从地说:“既然没有指令，那么我就不抽了。”还当着巡警的面把香烟揉碎了扔到地上，“可是仍然感到害怕，不知自己是不是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于是急急忙忙地往家走去”，以至闹得巡警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的背影，以为他喝醉了酒。他还害怕一切人和一切东西，并且在身上写满了“P”字，以防被人绑架时身份不明。这种对一切的极端畏惧，使他倍感孤独，也使他内心阴暗，卑鄙狡猾，下流无耻，而且对一切充满仇恨，以搞破坏和折磨人为乐。他故意弄脏甚至撕破公寓的糊墙纸，以让女房东生气。他偷吃了自己厨房里的葡萄干，然后诬蔑是女佣人干的，并以此为借口把她辞退了。他折磨学生，还到人家家里告状，让学生挨打受罚。他写信告发一切人，甚至纸牌上的国王、王后和武士，搞得城里人人自危。

小说还进一步写到整个城市都深陷在这种可怕的生活里，人们都庸俗、鄙陋不堪:市长、检察官、贵族首席代表、县地方自治局主席、警察局长以及鲁吉洛夫、沃洛京等，无一不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作家认为这部小说写的是俄国日常生活本身，并且在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我可爱的读者，我的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你们，小说中描写的卑劣的小鬼及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同貌者、彼列多诺夫夫妇阿尔达里昂和瓦尔瓦拉、帕维尔·沃洛京、鲁吉罗夫家的达莉娅、柳德米拉和瓦列莉娅、亚历山大·佩尔尼科夫和其他一些人，就是你们。写的是你们。”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也认为，作家通过他所描写的形象表现了生活中充满的混乱与污垢，揭示了人身上可怕的鄙陋与庸俗。

其二，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解剖人的灵魂与刻画双重人格的传统，深入解剖了人心中的罪恶与黑暗，揭示了人心中潜伏的破坏本能、毁灭本能。主人公彼列多诺夫具有明显的双重人格。表面上，他受过高等教育，是五等文官，还是为人师表的贵族中学教师，在公共场所，他也的确竭力展现自己受过教育、是个教师又是五等文官的一面。其实，如上所述，这位教师心理极其阴暗、卑劣，他比别里科夫还要可怕。周启超指出，索洛古勃通过这一形象，充分揭露了“彼列多诺夫习气”的破坏性、可怕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它毒害人们，扼杀人们的生机，使人如履薄冰，生活在危险和畏惧之中。更重要的是，“‘彼列多诺夫习气’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它的可怕性，在小说的叙述中获得了一种超历史的概括性，一种形而上的本体性……彼列多诺夫的人性在狂想中丧失，他不仅成了那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魔鬼品性的牺牲品，而且更是被魔鬼缠住身心的折磨者，他折磨他周围所有的人……他整个儿是一个卑劣的小魔鬼。通过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向‘卑劣的小魔鬼’的蜕变，索洛古勃展开了他对人的性灵的拷问。他试图揭示在人的潜意识深层潜伏着的破坏本能、毁灭本能的可怕能量，而达到对现代人的人性本身被异化这一‘类本质’的透视。在这个层面上，‘彼列多诺夫习气’就不仅是‘当代俄国日常生活本身’的象征，而且还是‘现代人在异化世界状态中精神蜕变人格丧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