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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契诃夫 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家02（第2页）

别里科夫性格的最大弱点是面对极权社会残酷的生存环境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勇气，因而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对极权统治的怯懦、盲从和对生活的迷惘、无能为力。别里科夫也许不乏聪明才智，他还是学校的希腊文教师呢。也许心地善良，别里科夫想做的只是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但是，别里科夫缺乏那些对人生来说是最根本性的东西，别里科夫钻进“套子”，被“套子”异化，成为“套中人”，造成个性的异化、自我的失落;同时，这也表现出作家对自我的稳定性的可靠性的怀疑，这种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也是现代主义作家时常表现的主题。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主体已经彻底消失，人不再有主体意识可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目光的敏锐，对人类关怀的深切。

总之，别里科夫的“套子”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面对复杂矛盾而又非理性可以把握的社会的恐惧和怯懦的个性，让读者看到这个人有一种铭心刻骨的孤独感、绝望感、失落感和荒谬感。别里科夫既不隶属于一个神圣的范畴，甚至不容于世俗关系和现实社会——他随着自我的失落也失去了跟同事们正常来往、交友的能力，同事们讨厌他，“柯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对别里科夫来说完全成了一个异己的存在，他人则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从而别里科夫就被迫不断地与社会关系和现实人生疏离、脱节，最终变成了孤独无靠和空无所有的存在，于是人生的孤独感、失落感、绝望感和荒谬感便油然而生。别里科夫曾想走出“套子”，他想结婚，但是别里科夫无法消除自身的内在矛盾，无法消除自己与社会的矛盾，他这样一个没有自我、没有选择、没有思维的人如何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结婚?无法应付种种生活问题、社会问题的别里科夫在瓦连卡“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的笑声中卧床不起，命丧黄泉。

别里科夫的病态性格有着普遍的文化定性，他的内在矛盾也就是人类社会中社会文明本身危机的一种表现。当理性、理想被褫夺，自我、自由意志已失落而人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时，他所剩的就只有感觉和本能这两样连动物也不缺乏的东西了。在人类的生存境遇中，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有不同形式的“套子”和“套中人”出现。放纵意志，无限的选择给人带来的肯定是痛苦;但是扼杀选择，扼杀自由意志与自我也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幸福，人类社会往往处于这种尴尬的处境中。

因此，小说的主题应该是主人公恐惧世界和生活，极力逃避生活，力求一切都生活在套子中，从而导致了人性的异化，简言之，就是缺乏“安全感”的孤独个体的异化。而这又涉及对别里科夫形象的评价。

以往对这一形象基本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如通行的《语文》教材认为，别里科夫这位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胆小，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典型”;而一度影响颇大的《外国文学史》也认为，别里科夫“是一个旧制度的卫道者，新事物的反对者”，甚至有的评论文章称他为“不是警察的警察，不是密探的密探”。概括地说，别里科夫是一个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反动、保守，生性乖张，墨守成规，妄图扼杀一切新事物的“套中人”的典型，是沙皇政府的帮凶和走狗，旧制度的卫道士。而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端利己主义的丑恶灵魂和充当沙皇专制帮凶的反动本质”。

别里科夫的行为既表现了他的自私和怯懦，也暴露了沙皇当局的高压和凶残。这两个因素使他的性格发生了质变，从屈从反动派到适应反动派的需要，最后变成了沙皇制度的卫道士和告密小人，甚至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因此，胆小、多疑是其性格的一个方面，而屈从反动势力，反对新生事物，则是其性格的另一方面，而且是本质的东西，可鄙的利己主义把两者联系起来。他顽固地反对一切新生事物，以至长期辖制全城，窒息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别里科夫这一典型具有跨国界、跨时代的巨大概括意义，作家在这个典型里概括了那些由自私、怯懦，丧失人格，屈从反动势力，甚而堕落为反动势力帮凶的人们的一般特征，这种人常常是正直的人们既怕又恨的角色。

小说在一般描述之后，集中描绘了别里科夫的婚事。纯洁的爱情会不会把他从“套子”里唤出来呢?会不会在他的心底激起一点活人的气息呢?瓦连卡很美，“长得很高，身材匀称，红脸蛋”，而且性格活泼，谈笑风生，爱唱爱蹦，又是五等文官的女儿，还有田产，年龄约为三十岁，是急于结婚的年纪。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促使别里科夫从心底产生出爱情来，就连他答应结婚的念头也主要是由于周围人们万众一心的怂恿才产生出来的。他怕尽义务，怕负责任，怕惹出麻烦来，结婚的念头不仅没给他带来振奋，反而使他心神不安，最后在瓦连卡的笑声中一命呜呼了。

实际上，早在1986年，刘伯奎就已指出，别里科夫并非“旧制度的卫道士”，“作品中看不到他为当局效劳的实际行动”，人们并不怕他，还给他贴漫画。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受尽折磨的小人物”，“面对种种一般人难以忍受的侮辱，他都只是怯懦地忍了下去，既无还击的念头，更无报复的手段”。作者的意图并不是要把套子的罪恶归于别里科夫本人，道理很简单:就像不能把“笼子”对“鸟”的束缚之罪归于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也不能把受害的“套中人”当作“布套子”的“凶手”。这很有见地，可惜的是，未能进一步深入阐发。

孙亦平进而提出，别里科夫是一个受到沙皇专制统治压抑，人格精神被扭曲的受害者，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从表面上看，别里科夫确实是一个胆小怕事、顽固保守的人。但仔细分析，别里科夫的言行与一个正常人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异，他已经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现象。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中的凡人琐事在周围人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他却认为是越轨的、不正常的。他的精神极为脆弱，“一画就气，一推就滚，一笑就死”。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来衡量他，将他认定为一个顽固保守、反动的知识分子典型。再说他对待官方禁令、法规，虽然一清二楚，但同样“觉得在官方的批准或默许里，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全校的人乃至全城的人都怕他，但“就连校长也怕他”，应该说大家都被他的精神分裂症给吓坏了。所以，别里科夫只是一个被现实生活刺激、惊吓，精神分裂而被极度扭曲的可怜又可悲的小人物。

我们认为，别里科夫形象具有突出的现代特征、普遍意义和人性深度，揭示了人性的异化问题。

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像别里科夫的这种恐惧感，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反应。然而，如果我们的理解仅限于此，那就低估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它的深层意义还在于表现了人对整个世界的荒谬，表现了外来灾害的无法预测和不可遏制，以及对自我命运的不可把握和生存的无奈。别里科夫不论怎样小心翼翼，谨言慎行，最后还是出了“乱子”——他自己被人从楼梯上推了下来，一命呜呼。别里科夫的所作所为，在常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我们细细地品味，就不难参悟出作品的深层含义:当一个人处在被控制和被胁迫的尴尬情形下，原本健康的人格自然会发生严重的裂变。这固然是辛酸的无奈，但更是荒唐的真实。别里科夫这一形象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作家通过人物在人格、精神方面的畸变，来渲染和深化人物在荒诞处境中的内心苦闷。别里科夫的性格是可笑的，但更是可悲的，或者说在喜剧性的矛盾中包含着悲剧性的因素。契诃夫在表现生活时所惯用的一种手法，就是善于在同一事件里面挖掘同时并存，却又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即借助可笑的表象揭示可悲的现实，而在由可笑转入可悲之际，正是事物的内在意义暴露之际。

马卫红进而谈到，在世界文学中，别里科夫不仅是一个逃避生活的典型，而且也是异化形象的雏形。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因失去了精神和心灵欲求自由发展能力，导致人性自身的屈从、变异和扭曲。这种畸形发展使人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变为“非人”，人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成为异己者。人在环境的挤压下丢失了自我，异化成类似寄居蟹或蜗牛一样的生物，异化成卡夫卡的大甲虫和尤奈斯库的犀牛。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别里科夫的这种变异比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大甲虫更可怕，因为这种变异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格里高尔虽然外形上发生了变化，但他内心中作为人的情感和欲望没有变，他仍然渴望亲人的关怀和家庭的温暖，仍然会为无法给家里挣钱而感到愧疚。而别里科夫身上发生变异的不仅是人的外形，而且还有人的精神世界，就这一点而言，他比变成大甲虫的格里高尔更可悲。

波洛茨卡娅指出，在《套中人》面世不久，俄国就出现了与之有着渊源关系的作品，这就是安德列耶夫的《窗边》（1899）和库普林的《平静的生活》（1904），索洛古勃的《卑劣的小鬼》（1905）和奇里科夫的剧本《伊万·米罗内奇》（1905）等。列米佐夫的《不知疲倦的铃鼓》（1910）中的主人公也受到其影响，甚至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长篇小说《温拉特老师》（1905）都受其影响。

关于契诃夫的重要贡献与文学地位，米川正夫有很好的论述。他指出，契诃夫是出现于俄国文学界的最初的纯粹的短篇作家。他之所以转向短篇小说的原因，虽然有俄国生活中心已渐渐从悠悠的田园转移到急速而轻快的都市这种社会现象，但主要的则是由于其自身的艺术的特殊性。当他执笔的时候，最煞费苦心的，就是要怎样才能够最简洁地加以表现。在这方面的不断努力，使得他那捉住事物的极微细的一端来暗示全体，以及在单纯的一言一语当中装进无限的内容的可惊叹的技巧，完成到最高超的程度。他乃是一个在俄国文学的表现形式上面完成了一大改革，而成为近代主义之先驱的，不能忘记的有功人物。而波洛茨卡娅则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契诃夫对同时代尤其是20世纪文学的深远影响。[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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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许合平、朱士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俄]高尔基:《安·巴·契诃夫》，见周启超主编:《白银时代名人剪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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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民:《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刘伯奎:《罪责在“套子”不在“套中人”》，载《外国文学欣赏》，1986（4）。

马卫红:《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下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美]纳博科夫:《论契诃夫》，载《世界文学》，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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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孙亦平:《别里科夫形象及其意义新探》，载《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4（1）。

[法]特罗亚:《契诃夫传》，侯贵信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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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文库编辑部:《关于契诃夫及其作品》，见[英]辛格雷:《契诃夫传》，范文译，台北，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

[英]辛格雷:《契诃夫传》，范文译，台北，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

[美]斯洛宁:《现代俄国文学史》，汤新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一卷，史敏徒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

[1]关于契诃夫的文学创作，有不同的分期，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二分法和三分法。二分法的典型代表是米尔斯基，他认为:“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可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即1886年之前和之后。”

[3]参见曾思艺:《契诃夫小说〈草原〉主题新探》，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4）。

[4]参见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著:《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1890年代—1920年代初）》，第一册，292~337页，谷羽、王亚民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