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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陀思妥耶夫斯基 探索人性与心理的大师02（第2页）

此后的俄国小说对此进行了深化。小说家们更多地从人的道德内省或内心的善恶冲突中来表达道德的主题，高扬道德的旗帜。屠格涅夫极其强调人的反省意识的意义:“在每一个活人身上存在着否定、‘反省’的精神要素，这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反省’——这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的毁灭，也是我们的生路……按照我们俄国的说法，反省意谓‘反思自己心灵的意识’。”并且，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人的反省意识。托尔斯泰刚登上俄罗斯文坛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写了评论其《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集》的文章，指出其创作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心灵的辩证法”，一个是纯洁的道德情感。其实，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纯洁的道德情感往往是通过不断进行的自我观照与自我反省来体现和达到的，这贯穿于托翁的整个创作之中，在著名的《复活》中尤为突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托尔斯泰深入细致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如何从动物式的人和麻木不仁中复活，升华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不仅怜悯他人、爱他人，而且能为所爱的人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聂赫留朵夫为了重新爱玛丝洛娃，也为了赎罪，愿放弃一切，并陪同她走上了漫长的流放远方之路;而玛丝洛娃则在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之后，为了他的名誉与前途，拒绝了他的求婚，而嫁给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把握和领会了普希金开创的这一重视道德理想的传统，并且以独特的创新予以深化。他从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出发，把人的心灵看作善与恶、上帝与魔鬼展开连续斗争的场所，因而，他十分善于展示人的灵魂中善恶两极的交战。他的作品总是描写人的心灵善恶两极的激烈交战，从早期的《双重人格》一直到最后的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莫不如此。《罪与罚》真正奠定了他的这一思想体系。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西欧思想的影响下，试图无视“平庸”的道德规范，证明自己的确是“非凡的人”，可以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杀死对社会和人们有害无益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另一方面杀人后又受到良心的谴责，深感痛苦。小说生动而震撼人心地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决定杀人后的内心矛盾冲突，特别是杀人后灵魂中善恶两极的激烈争斗。最终，他在虔信宗教、为了他人勇于牺牲自己的索尼娅的影响下，善战胜了恶，主动投案自首了。这一作品早于托尔斯泰的《复活》（1889—1899）20多年，它在俄国文学史上比较早地把普希金式的人的外在道德冲突转到人自身的内心深处，让人的心灵成为善恶交战的道德战场，真正奠定了俄国文学中人的内心道德内省与善恶交战这一传统的基础。

其三，浓厚的宗教色彩。俄罗斯民族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宗教情感，不少学者因而称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虔信宗教的民族。对俄罗斯人影响深远的是其国教——东正教。东正教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它的神秘主义，一是它的人道主义。神秘主义与此处关系不大，此处不赘。东正教较多地保留着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主要表现为: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与怜悯。东正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俄罗斯人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关心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极力追求无限、永恒。这样，他们一方面有一种现实的对人间的不幸与苦难的同情与怜悯，另一方面更有一种终极的追求——竭力探寻人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关心人的灵魂能否进入永恒，最终能否得救。这二者的典型体现，一表现为19世纪后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过分极端的负罪感乃至“民粹派”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一表现为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

每一个俄罗斯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正教的影响。但真正奠定俄罗斯文学这一宗教传统并使之影响深远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北京大学的任光宣在其《俄国文学与宗教:基辅罗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一书中颇为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托翁和陀翁的文学创作与宗教的关系，归纳了其宗教思想体系。他指出，托尔斯泰是一位笃信基督的俄国作家，他一生都在寻找“正确的”宗教信仰，寻找上帝，最后终于找到了爱的上帝，爱的精神。爱的法则成了他救世的灵丹妙药，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和真谛。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他基于这个教义创造了自己的新的宗教哲学——托尔斯泰主义。这是一种福音书与东方宗教哲学相结合的新宗教，其核心思想是勿抗恶和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把渗透着基督精神、表现基督意识、思想和观念的俄国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从人和神人、受难之路与爱的力量、人的自由之路、双重人格——善恶本性的嬗变探讨了人性及人的出路问题，但陀氏的宗教观虽来自基督教，又与之有所不同。他的宗教观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宗教和他的文学创作都以人为中心。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善恶本性，表现人的“上帝”与“魔鬼”的搏斗，灵与肉的分裂所形成的双重人格;写出神人和超人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启示世界和魔幻世界;展示人为了达到人格的完美和统一，为了达到精神的复活而走的一条痛苦的受难之路;写了人对基督的反叛后又向基督的皈依，也写了那些与神性的自由割断联系而不能得到复活，而导致个性毁灭的人。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揭示“人的秘密”，展现出融于他的艺术世界中的全部宗教意识和形象体系。

当然，这些特点不少在《罪与罚》中还不太明显，而主要体现在这部作品以后的一些重要作品，尤其是《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罪与罚》的浓厚的宗教色彩，首先表现为皈依宗教，在温顺、忍耐和爱别人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拉斯科尔尼科夫早年在母亲的影响下信教，读大学时受无神论及其他思想的影响，不再信教，走上了反叛基督的道路，为此他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并且犯了杀人之罪，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惩罚下备受折磨，最终，在虔信宗教、温和恭顺、极其关爱别人甚至为了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索尼娅的影响下几经挣扎（如小说第四章第四节相当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卖**女和一个杀人犯共读《圣经》的情景，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感动与抵触），逐渐觉悟，终于又皈依了基督（在小说的尾声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主动向索尼娅要来《圣经》，枕在枕头底下，并且在心底里认为，索尼娅的信仰已成了他的信仰，索尼娅的希望和感情也成了他的感情和希望，这就意味着，他也像索尼娅一样，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温顺地对待一切，同时深深地爱别人）。小说的宗教色彩还体现为东正教式的人道主义——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与怜悯。小说中所有下层人的不幸遭遇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反抗行动，都表现了作家本人对社会不公的抗议。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读书时尽管自己并不宽裕，依然用自己那点微薄的钱支援一个贫苦的、患有肺病的同学，后来，在极端贫困中，依然把身上仅有的钱倾其所有地资助马尔梅拉多夫的遗孀，充分表现了对贫穷的不幸者的同情、怜悯和帮助。而索尼娅在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杀人犯并且他极其痛苦时，马上宣布他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并且用拥抱和亲吻去安慰他，同时宣称要永远爱他，永远不离开他，愿意跟随他到天涯海角（详见第五章第四节），这更是只有东正教才有的一份极其深广的对罪人的同情与爱。

在艺术形式方面，《罪与罚》也充分体现出，它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如前所述，欧洲小说从16世纪至19世纪，大约经历了情节小说、人物小说、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在《罪与罚》创作与发表的前后，西欧更主要的是人物小说，尽管它较之18世纪的人物小说已有较大的发展——它受到自然科学较大的影响，更注意环境的逼真性和反映生活面的广泛性，具有较明显的纪实色彩，在这方面，巴尔扎克、左拉是典型代表。当然，西欧也有心理小说，但它们还只是初创阶段较为原始的心理小说。感伤主义的心理小说，大多以自述或书信的形式揭示人物的心理，如英国理查生（1689—1761）的《帕梅拉》（1740—1741）、《克拉丽莎》（1747—1748）、法国卢梭（1712—1778）的《新爱洛伊丝》（1761）、《忏悔录》（1781—1788）、德国歌德（1749—1832）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等，其功绩在于使小说由重视客观、外部的描写转向注重主观、内心的展示，但其揭示内心的方法是比较原始、简单的类似内心独白的方法。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司汤达（1784—1842）由于在心理小说方面的创新，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这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红与黑》（1831）之中。该小说的心理描写确实独特而深刻。作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心理。一种是心理分析，它主要由作家进行，往往通过风景、建筑、摆设、肖像、服饰、对话、动作等外部细节的描写来提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人物的欲望、观念的细微变化，解剖矛盾复杂的内心运动。一种是内心独白，它往往与个性特征、典型环境紧密结合，表现一个人物从强烈欲望的产生到行动所经历的内心运动过程。但由上可见，这两种方法依然是比较传统的，只是较之感伤主义心理小说更为灵活、深刻而已，而且，司汤达还极其重视环境的描写与情节的曲折性。书中刻意安排了于连一生经历的三个由小到大、从低至高的环境:唯利是图的外省小城维利叶尔市、阴森虚伪的省城贝尚松神学院、阴谋腐败的都城巴黎木尔侯爵府，同时精心设计了于连的两次恋爱及失败、两次预言性场面等，小说的结尾还颇具传奇色彩地描写了玛特尔小姐对于连头颅的独特安葬，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与人物小说乃至情节小说关系密切，显得颇为传统。

《罪与罚》则是一部真正的心理小说，并且其创新之处还直接与20世纪的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的文学相通。

这部小说主要是一部揭示人物心灵道德冲突、善恶交战的心理小说。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主要篇幅是用于揭示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灵的道德冲突与善恶交战，因而它是一部真正的心理小说。这在艺术上，具体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淡化西欧小说的逼真的环境与人物描写，缩小描写的空间范围，以便集中笔墨深入细致地揭示主人公的心灵冲突。尽管早在中学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十分喜爱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其创作也受到他们较大的影响，但在艺术形式方面他又大大地突破和超越了他们。

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喜欢连篇累牍、细致入微地逼真描写人物所生活的环境，对人物肖像的描写也是尽可能逼真入神，这在他们的代表作《高老头》（伏盖公寓外观与内部的描写）、《巴黎圣母院》（巴黎中世纪的街道、圣母院的建筑写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以致有评论家认为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巴黎圣母院”）中尤为突出。同时，他们还喜欢也善于描写广阔的生活画面:巴尔扎克自称要当法国历史的书记官，恩格斯认为他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并且说，“我在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与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泰纳更是称他的作品为“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都场景众多，反映的生活面极广。而这些，也是19世纪西欧所有小说家的一大具有时代特色的特点。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胆地超越了以上这些，他大大地淡化了小说的环境与人物描写。这部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彼得堡，但关于彼得堡的特点与民俗风情我们从小说中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当时俄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都能见到的一般性的简单描写:“街上酷热难当，而且又闷又挤，到处是石灰浆、脚手架、砖头、灰尘，以及夏天特有的那种臭气……在城市的这一段区域，小酒馆特别多，从这些小酒馆里飘出一阵阵闻之欲呕的臭味，再加上虽然在上班时间也会不断碰到的那些醉鬼，给这幅画面添抹了最后一笔令人厌恶的阴郁色彩。”而小说中一再提到的干草广场，其环境描写更是简单:“当他经过干草广场时，刚好是九点钟左右。所有摆摊的、挑担的、开大小店铺的商贩们正纷纷在关门落锁、捡货收摊，像他们的买主一样，各自回家。在楼房底层开设的那些小吃铺附近，以及在干草广场上那些房子的臭烘烘、脏兮兮的院子里，特别是那些小酒馆旁边，拥挤着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和穿得破破烂烂的穷人。”

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如此，例如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外貌，作家根本就没打算浓墨重彩地加以细细描写，而只是相当简明扼要地粗粗提了一下他有一张清秀的脸庞，同时“顺便说一下，他长得俊秀，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身材中等以上，修长而匀称”。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索尼娅的肖像描写同样简单:“在这顶轻浮地歪带着的圆草帽下面，露出一张瘦条条、白煞煞、惶惶不安的小脸，嘴巴大张着，两只眼睛因惊吓而直瞪瞪的。索尼娅身材纤小，大约十八岁，人虽瘦弱，却是一个长着一双美妙动人的浅蓝色眼睛、相当好看的金发女郎。”其他人物如拉祖米欣、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等的肖像描写，也无一不是简洁而特色不多的。杜涅奇卡的外貌描写，在小说中可以说是最为细致的了，但与西欧的小说相比，却依然稍嫌简单了些:“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丽质天成——身材高挑，体格十分匀称，健壮有力，而且相当自信，——这种自信在她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的每一姿态中都流露出来，不过这丝毫也不损害她举止的温柔和风姿的优美。她的脸庞很像哥哥，甚至堪称美人儿。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比她哥哥头发的颜色稍浅一些;眼睛近乎黑色，亮晶晶的，颇为高傲，同时又时常偶尔变得异常善良。她肤色白皙，但并非那种病态的苍白;她的脸蛋容光焕发，红润健康。她的嘴略微小了些，鲜灵灵、红嘟嘟的下嘴唇和下巴一道微微向前突出，——这是这张秀美的脸上唯一的不足之处，但它也赋予这张脸庞一种特别的个性，顺便说说，仿佛使这张脸庞具有了一种傲慢的神情。她脸上的表情往往严肃多于欢快，总是在冥思苦想;然而，这张脸是多么适宜于微笑啊，欢快、青春、无忧无虑的笑容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适宜啊!”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尽可能地把描写生活的面集中到一个比较小的空间，这部小说虽然也写到外省的人物，如斯维德里盖洛夫、杜涅奇卡等，但他们在外省的活动是通过书信和回忆交代出来的，而后来作家干脆让他们来到彼得堡。因此，这部小说的空间和场面较之西欧小说狭小得多，主要集中于彼得堡的下层区域。小说的时间也主要高度集中在短短的几天里。

作家简化环境与人物描写、使时空高度集中的目的，是为了集中笔墨深入、细致地揭示人物的心灵（杀人只用一章来写，杀人后内心的善恶交战则写了五章）。在这方面他做出了独特而深刻的贡献，并且对20世纪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处仅拟从主人公的双重人格和潜意识心理的揭示方面简单地谈一谈。

在整个欧美文学中，最早描写人的双重性格的是德国作家霍夫曼（1776—1822）和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霍夫曼在其名篇《斯居戴里小姐》（1819）中描写了一个金器首饰匠，他白天是一个文质彬彬、技艺高超的手艺人，晚上则变成杀人劫财的强盗;在其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中较早采用了分身人手法。爱伦·坡在其小说《威廉·威尔逊》（1839）中也采用了“分身人”的手法来描写人的双重性格。此外，爱伦·坡还在《黑猫》《反常之魔》等小说中较早地描写了人的潜意识中的善恶交战。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霍夫曼和爱伦·坡的作品非常熟悉，并写过介绍、评论他们的文章，他的小说继承了他们描写双重人格的传统，但又加以推进和发展。1846年他曾直接效仿他们，以“分身人”的方式创作了中篇小说《双重人格》，尽管这部小说奠定了此后作家题材与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艺术上却由于缺乏独创性，而未获成功，也为作家自己后来所否定。从《罪与罚》开始，作家以新的方式来描写人的双重人格，这就是全面、深刻、细致入微地写出人身上天使与魔鬼共存的特性，展示人的灵魂深处善与恶的交战。

小说对人物心灵的揭示还表现为对主人公潜意识的描写。这种潜意识主要是一种病态乃至变态的心理深层，包括幻觉、梦呓、梦境。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是人的深层心理，较人的意识更能体现人灵魂的本质。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身患热病，且时常发作，同时又饱受贫穷的折磨、深感社会的不公，心灵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因此他的心理既是病态的也是变态的，小说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他的这种心理。此处限于篇幅，仅拟通过主人公的两个梦境，来简单分析一下小说如何用潜意识来揭示人物的心理。

一个梦境出现在主人公杀人之前。此时，他的内心善恶交战已比较激烈，他既想实践自己的理论去杀死老太婆，又受到良心和道德的制约，试图放弃这一杀人的计划。他喝了点酒，非常疲乏地躺在一片灌木丛中的草地上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尤其是梦见了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庄稼汉在强逼一匹瘦弱不堪的小母马拉动只有高头大马才能拉动的大马车和众多的乘客，小母马竭尽全力也无法拉动马车，庄稼汉们拿起各种器械照准它狠狠抽打，可怜的小母马被打得倒在地上，依旧试图站起来拉动马车，但它终于被活活打死了（详见第一章第五节）。这个梦境内涵相当丰富，它揭示了拉斯科尔尼科夫颇为复杂的隐秘的内心情感。首先，这匹小母马是全体不堪重负、尽心尽力而又饱受欺凌与压迫的贫苦无助的俄国人民的象征，主人公在心灵深处同情他们，试图帮助他们（他之所以要杀死老太婆抢夺她的钱财，就是有一种朦胧的愿望，想用她的钱来救济上百成千个需要救济的穷人）。他的这种心情幻化为梦境，生动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这匹小母马也是主人公自身的象征。尽管他雄心勃勃，要成为拿破仑，要杀死老太婆以证明自己确实是“非凡的人”，但他毕竟从小深受东正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小说中多次写到主人公自己激励自己采取行动），因此，一方面是雄心和计划在拼命鞭策他不顾一切地向前，另一方面，他又的确不堪良心和道德观念的重负，随时可能在它们的鞭打下倒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对人的潜意识的揭示，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开拓，对20世纪文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世界文学》一书对此有一定的论述，详见该书《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加缪（关于法国认识〈罪与罚〉的历史过程的记载）》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二十世纪德语小说》两部分中的有关论述。

为了更好地集中笔墨揭示人物的灵魂深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上还独具匠心地采用了戏剧化的手法。

运用戏剧的方法于小说创作，在西欧并非没有先例。巴尔扎克早年曾钻研过古典主义戏剧，并创作过戏剧，后来他的小说创作借用了戏剧的一些方法，如他的代表作《高老头》就是显例，其结构安排严谨而富有戏剧性。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拉斯蒂涅的堕落，一条是高老头的悲剧，两者由拉斯蒂涅与高老头同住伏盖公寓并相识而连接起来。由这两条线索，又引出鲍赛昂夫人的被弃和伏脱冷的被捕两条次要线索。四条线索主次分明，以拉斯蒂涅的见闻与经历绾合起来，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交织，使全书线索虽多而脉络分明。在这严谨的结构中，小说又善于以戏剧性的方式来表现主题、组织矛盾冲突，如伏脱冷对拉斯蒂涅的开导，高老头临死前的长篇大论，都像是戏剧中的独白，而伏脱冷的被捕、鲍赛昂夫人的告别舞会、高老头的惨死等，又像是最精彩的戏剧场面。但整部作品对戏剧手法的运用也仅此而已。

《罪与罚》在结构上采用了西欧戏剧中最典型的锁闭式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往往运用因果倒置的叙事手段，从故事接近**的前夕进入情境，然后直奔**，走向尾声，展示事件的结果，而把事件的起因用追叙或插叙的方法交代出来，这样既能造成悬念，吸引观众，在写法上也既经济又集中，很能增强戏剧效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这种方法则是为了更集中深刻地揭示主人公的心灵。《罪与罚》正是从接近**的时候写起的。小说一开始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去试探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并侦察她家里的情况，他打算去干一件事却又犹豫不定。他打算干的究竟是怎样一件事呢?他为什么要去干呢?他又为什么要犹豫呢?一系列悬念吸引着读者读下去。然后在几经周折后，他终于杀死了老太婆。故事开始进入**。杀人后他内心的善恶交战较之杀人前更为激烈，同时也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他被迫与侦查科长波尔菲里进行了三次心灵上的较量。在这较量的过程中，通过言谈、争论，以回忆的方式，介绍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原因及他的“非凡的人”的理论。最后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拉斯科尔尼科夫投案自首。在尾声中，交代了他开始皈依宗教并与追随他到西伯利亚的索尼娅正式相爱的情况，也交代了其他一些人的结局。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小说的情节是相对简单的，中心事件只有一个——杀人，杀人后的内心斗争，最终投案自首。因而，这种结构方式的确可以更集中深刻地表现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善恶交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小说采用了戏剧式的结构，但它毕竟不是舞台艺术，它的写作自由度远远大于戏剧，因此，小说在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同时，又写了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拉祖米欣、卢仁与列别贾特尼科夫等几条线索，从而反映了较为宽阔的生活。

在叙事手法上，这部小说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第一，在叙事系统方面，西欧小说主要以人物、情节、环境为主，《罪与罚》则已主要转到人物心理方面，具有不少现代小说的特点，这是它的一个创新，但要注意的是，它毕竟还是19世纪的作品，因此其显著特点是把对外部生活的叙述与对心理的揭示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前所述，小说不仅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非凡的人”的理论形成的前因后果，而且描写了马尔梅拉多夫、卢仁等的生活与活动。第二，在叙事视点上，多角度、多声部地揭示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与自己、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他人的冲突。在这方面，苏联学者巴赫金在其名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已有经典论述，此处不赘。

俄罗斯文学有一种刻画心理、表现心理、分析心理的传统，起始于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继续深化之，苏联学者弗赫特把这种文学现象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的奠基者是普希金，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像西欧小说一样，主要通过书信和内心自白来展示人物的心理。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在这方面有所发展——通过多角度的方式（多个人谈论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揭示人物心理，尤其善于通过人物的自我分析揭开心灵的秘密。屠格涅夫则更多地受西方影响，注重通过行动和行为的结果揭示人物的心理。[8]托尔斯泰在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大贡献是，把此前作为说明人物行为的心理动机的心理描写，变成观照和开掘人生的一种方法，并且独创了展示人物心理的独特方法——“心灵辩证法”，善于深入细致地描写连接心理两极的环节，尤其是善于描写心灵发展的隐秘过程，其中的一些描写，还达到了意识流的高度（如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对安娜自杀之前的一系列心理描写）。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他的小说中，外部世界只是引发人物内心活动的一个条件，而且，他不仅善于描写一般的人物心灵世界（如早期小说《穷人》），他更擅长的是，展示人物的带有某种病态性质的心灵状态，特别是那种意识近似精神分裂而又具有双向转化的心灵状态，在艺术手法上则善于运用幻觉、梦呓甚至某些隐微的潜意识来揭示人物的心灵的深层，更善于运用复调小说的形式，通过多声部的对话、辩论、抗衡，展示复杂幽秘的内心世界。为了表现这种复杂隐微的内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变西方和俄国此前小说的时间性叙事为空间性叙事，以便更好地聚焦于人物的心灵世界，从而使其小说成为一种共时性存在的空间体小说，并且，在艺术结构上更多地采用一种戏剧式的结构方式，甚至运用了一些戏剧手法，从而使小说戏剧化了。

总括来看，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方面颇具俄罗斯特色的创新与推进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心理描写方面，从此前的单一性走向多角度。在保留突出的内省性（主人公的自我分析、自我解剖）的同时，进而展示人物心灵的自我斗争，最终发展为多声部和挖掘深层心理;第二，在文体特征方面，从此前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诗与散文的结合（人与自然的结合、抒情）走向戏剧化;第三，在叙事方法方面，则表现为把对外部生活的叙述与心理的揭示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叙事系统和由定点到多角度的叙事视点。正因为如此，斯坦纳认为:“从纯粹技巧的角度来看，《罪与罚》是一部写得非常漂亮的小说，几乎没有多少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在研究这部作品的节奏感和实施的紧凑性的过程中，我们会想起劳伦斯的最佳作品，想起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

参考文献

胡日佳:《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