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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陀思妥耶夫斯基 探索人性与心理的大师（第2页）

娜斯塔西娅出身贵族，六七岁时，庄园失火，母亲被烧死，家产毁于一旦，后来父亲又病故。地主托茨基见她长得俊俏，便让她接受种种教育，当她长成鲜花一般的少女时，托茨基就让她做了情妇，后来又对她厌倦了，打算抛弃她，另娶一位门第相当的富家小姐。这激起了她的愤恨，此时的她已不是那个易于对付的小姑娘了，她姿态文雅，谈吐锋利，嬉笑怒骂，吓得托茨基不敢怠慢，不得不改变主意，暂时取消婚事。后来，他又阴谋用七万五千卢布作陪嫁，把她嫁给叶潘辛将军的秘书笳纳，然后自己和将军的小姐结婚。这实际上是一桩肮脏的交易:托茨基和将军的小姐结婚，所获得的陪嫁绝不止七万五千卢布。至于将军，通过这种联姻，不仅可以得到一个有钱有势的女婿，而且有了常与娜斯塔西娅亲近的机会，因为笳纳是他的秘书，又是一个贪财如命的小人，所以他勾搭这位下属的妻子时，不仅不会受到阻挠，反而会使笳纳感到受宠若惊。娜斯塔西娅看穿了这个阴谋，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在自己的生日晚会上，她导演了非常精彩的一幕:把罗果静竞买她的十万卢布扔进火炉，对为了钱能够杀任何人的笳纳说，如果当众从火中取出来，这十万卢布就是你的了。全场人都惊呆了，笳纳看着看着，内心激烈地斗争着，最后竟然晕倒了……“白痴”梅什金公爵向她求婚，她也拒绝了，最后一气之下嫁给了富商罗果静，但不久被罗果静杀害了。

娜斯塔西娅是个矛盾的灵魂，一方面她意识到自己的纯洁、高尚，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摧残、被**的牺牲者;一方面渴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自卑心理，缺乏足够的勇气。这种矛盾心理就使她在梅什金公爵（道德纯洁的象征）和罗果静（道德堕落的象征）之间的选择上摇摆不定:她爱梅什金，但又怕自己玷污了他;嫁给罗果静，她认为是道德堕落，又不甘心。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轻蔑憎恨的情感和复仇心理。

梅什金是作家的理想人物，一个“完美的人物”。他是一个患癫痫病的青年，为了治病，长期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农村里，周围是瑰丽的自然景色、善良的村民和天真烂漫的孩子，因而没有沾染上流社会的恶习，他纯洁、善良、坦率、正直、温和，道德高尚，天真得近乎白痴，一直被别人骂为“白痴”。他是现实中的堂吉诃德，现代的基督，对一切不幸的人们充满同情，对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极为不满，热烈向往着人们之间的友好和团结，主张基督式的“普遍的爱”，宣扬博爱和宽恕容忍的基督精神——“宽恕、自我克制、温良恭顺”。他行动的依据不是理智，而是感情和直觉;他承认贵族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呼吁他们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与人民团结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和谐，也实现基督精神。他并不了解人间痛苦和不幸的真正原因，也不能解决任何矛盾，既无法帮娜斯塔西娅开始新的生活，也阻挡不了不能完全占有娜斯塔西娅就下毒手的罗果静对她的谋杀，而且断送了阿格拉亚的纯洁爱情，最后连他自己也给毁了，他发了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白痴”。作家本意是把“白痴”作为小说的道德核心，作为他人应该极力效仿的楷模，就像基督教中的纯洁善良感化整个世界。米川正夫认为，这是作家用毫不逊色的完美技巧描绘出来的一个成功而出色的人物形象，是比拉斯科尔尼科夫更高超的艺术创造，作家试图在他身上创造出一个羔羊一般柔和而谦逊的“真正完美的人物”，他的单纯的小孩子般的睿智，以其光明和友爱慰藉着所有与他接触的人们，就这样，把藏着大量理想成分的新典型，作为一个活的人物而使读者受到感动，并且给予深刻的思想上的暗示，这对于艺术家，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圆满地把它解决了。

斯坦纳则认为，梅什金是一个包含多重意义的角色: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耶稣、堂吉诃德、匹克威克以及东正教传统中圣愚的影子。但是，梅什金与罗果静的关系是明确的。罗果静就是梅什金的原罪。梅什金公爵是人，因而摆脱不了《圣经》中所说的人类堕落;就此而言，这两个角色是不可分割的伙伴。他们一起进入小说，后来一起离开，走向共同的末途。罗果静谋杀梅什金的行为带有强烈的自杀性痛苦。他们之间具有无法言说的近似性，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表述的一种寓言，暗示在知识之门中必然存在着邪恶。当罗果静离开他时，公爵再度陷入白痴状态。假如没有黑暗，我们如何理解光明的性质呢?

《群魔》（一译《鬼》）取材于19世纪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案件。1869年，谢尔盖·涅恰耶夫去国外，在俄罗斯革命侨民中间以他在俄罗斯创立的秘密团体“人民特别法庭”代表的身份活动，起初得到巴枯宁和奥加辽夫的支持，但后来他们断绝了同他的关系。他回到俄国，冒充俄罗斯政治侨民和“工人国际合作社”的全权代表（总部设在伦敦），并在莫斯科的大学生中间建立了秘密政治小组，试图扮演独裁者角色，要求周围的青年无条件地服从他。当他的纲领《革命者手册》和他的革命方法遭到大学生伊万诺夫的反对时，他以莫须有的叛变罪名污蔑他，并指示小组成员杀害他，自己却潜逃国外。这桩案子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调查的。涅恰耶夫后来被瑞士警方逮捕并引渡给俄罗斯当局。

《群魔》的题材是政治谋杀，背景是屠格涅夫式的“父”与“子”的冲突。“父”是身体虚胖的唯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斯捷潘·维尔霍文斯基，他是彼得的父亲，是小说主要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老师。“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他是“五人”革命小组的头目，也就是确有其人的“涅恰耶夫”，他杀死大学生沙托夫，据说是因为后者告密，但实际上是拿他来为自己的秘密勾当“祭旗”。跟老维尔霍文斯基一样，小说中的沙托夫是作家喜爱的一个人物，他身上与当年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作家有许多共同之处。革命小组的理论家是西加廖夫，他企图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绝对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希望通过“不受限制的专权”达到这一目的。小说里还有一个人物，年轻的工程师、顶替凶手自杀的基里洛夫。

代表“子”的核心人物斯塔夫罗金头脑清醒，聪明过人，外表潇洒，冷静而理智，但却是一个冷酷、乖戾、**而心狠手辣的阴谋家，但多多少少还有良心。他憎恨人的虚伪因而向整个世界发出挑战，但良心又时时使他感到不安。例如他强暴了小姑娘玛特廖沙后良心发现（这在《在吉洪家》一章中斯塔夫罗金的自白里表现出来，这一自白中包含了他的信条“我相信魔鬼”，1923年才发表），犯了罪后又深感不安，娶了瘸腿的玛丽娅·列比亚特金娜作为补偿也无济于事，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精神空虚，于是便变本加厉地做坏事，最终因无法摆脱良心上的罪恶感而上吊自杀身亡。他拒绝同沙托夫的姐姐达丽娅逃往国外。斯塔夫罗金遇到的所有女人都被他害死:被他强暴的小姑娘上吊了，他出于折磨自己的动机娶的瘸腿疯女人因他而被杀了，死亡也降临到向他表白爱情的丽莎头上，最后就连对他视同母子的达莎也受到他的欺骗。这是作家笔下一个出色的双重人格:无视善恶原则，却明确二者的界限;能够在干坏事和做好事时体验到同样的乐趣;能够在爱一个人的同时恨他。

《少年》由主人公阿尔卡季以第一人称方式展开叙述，他在20岁时讲述了自己19岁时三个月内的几段成长经历。阿尔卡季出生在一个偶合家庭，由于是私生子，更由于生父韦尔西洛夫对子女不承担父亲应尽教育职责的一贯做法（“他两个年幼的孩子通常不在他身边，而是寄养在亲戚家: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的，不管是婚生的还是私生的全一样”），他就像一个弃儿，几乎一出生就被安置在别人家里，然后送进莫斯科的图沙尔寄宿学校，在20岁以前几乎没有见过母亲，除了两三次匆匆的会面，父亲也只在10岁那年匆匆见过一次。这缺少父母关爱的孩子又不善于交际，与别人难以相处，因而倍感孤独，深深怨恨自己偶然来到这个世上。作为私生子，他只能跟名义上的平民父亲马卡尔姓多尔戈鲁基，这个姓却又是俄国一个著名的公爵世族的姓，因此在学校里他经常为此遭到同学的嘲弄和蔑视，更遭到老师图沙尔的欺辱，以致他非常痛恨自己的姓，一再拼命声明自己是平民。与此同时，这种屈辱使他既深感自己身份地位卑微，又认识到自己胆小、奴性十足，从而开始走向成熟。起初，他试图从学校逃走，后来他一度发疯似的在莫斯科游**。最终，他决定像乌龟躲进壳里一般沉醉于自己的思想，生活在充满幻想的离群索居的日子里。在他中学毕业后，韦尔西洛夫突然醒悟，想让儿子回到身边，教育他指点他，便让阿尔卡季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给他找了一份相当轻松的工作——陪伴索科利斯基老公爵。在彼得堡，阿尔卡季又陷入卡捷琳娜的密信事件，经历了对父亲形象的幻灭和重新认识，卷进了金钱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旋涡中，染上了奢侈、堕落、赌博的恶习，一度离家出走，并且在赌场里被人污蔑，相当厌世甚至差点自杀，大病一场，昏迷几天。最终在马卡尔和韦尔西洛夫以及母亲卡捷琳娜等的共同影响下，走出困境，精神趋向成熟。小说刻意设置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自我和历事自我视点，并让它们交替出现:20岁的叙事自我，冷静、从容、老练地讲述过去的经历;19岁的历事自我，则置身现实的迷雾中，冲动、迷茫、幼稚，两相对照，更好地展现了少年的情感波澜和成长历程。与此同时，作家又把社会小说、悬疑小说、心理小说融入教育小说之中，并以戏剧化手法使之融合起来。这是对传统的教育小说（成长小说）叙事方式的推进与创新，具有较为突出的现代特色。[3]

彭克巽指出，小说还颇为出色地描写了韦尔西洛夫的双重人格:他具有高度的教养，受过大学教育，在近卫军供过职，去过西欧，对当代政治、思想运动有所了解，但又居高傲视，无限自爱，因此，一方面是典型的为全人类宵衣旰食的人;另一方面又过分看重自己，高高在上，失去行动的能力。

《卡拉玛佐夫兄弟》是其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原计划写两部，第二部因作家去世未能完成，虽然没有完成，但仍然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小说写的是旧俄外省地主卡拉玛佐夫一家父子、兄弟因为金钱和情欲而引起的冲突直至发生仇杀的悲剧故事，通过卡拉玛佐夫这个“偶合家庭”（主要指在当时社会激烈变化时，世世代代形成的道德观念遭到否定，因此家庭成员不再有一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分崩离析的历史，不仅成为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冲击下发生悲剧的缩影，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冲突与悲剧。

老卡拉玛佐夫年轻时是寄食于富户的一个丑角，后来靠不正当的手段发家，晚年成了豪富。他道德败坏，亵渎神明，贪婪阴险，性情暴戾，专横冷酷，胡作非为，且极端好色，娶过两次妻子，一个逃亡，另一个被他折磨而死，所生的三个儿子都被他弃之不顾，甚至还要霸占他们应得的母亲的遗产，幸亏有一位老仆人抚养，孩子们才得以长大成人。他们回家以后，都憎恨这个吝啬、贪财、****的父亲，并且为争夺财产而明争暗斗。老卡拉玛佐夫生活糜烂，到了晚年，还和长子争夺**女人格鲁申卡，两人争风吃醋，甚至互相动武。更有甚者，他还奸污了一个疯女丽萨，其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长大后又在这个家里当厨师，也极端憎恨这个家庭并总在伺机报复。

长子德米特里是退役军官，性情暴烈，生活**，挥霍无度，曾利用上司老中校因挪用公款案情危急时逼中校的女儿卡捷琳娜就范，接受自己的求婚，后来两人订婚，但不久他又爱上了格鲁申卡，为争夺女人和家产，他一再扬言要杀死父亲。小说写出他卑劣的灵魂中也有善良的根苗，他性格豪爽，为人坦诚，富有同情心，而且信仰上帝，他后来慷慨帮助卡捷琳娜，真诚地爱格鲁申卡，被误认为杀父凶手，虽受冤枉，却自我反省，甘愿受刑，说“要通过苦难来洗尽自己”。

次子伊凡上过大学，聪明而高傲，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爱好思考，也善于思考，能够评论人生，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崇尚理性而不信永恒不死，否定上帝，不承认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正直而有社会正义感，抗议现存的社会秩序，同情人类的苦难，有人道主义思想，追求理想的生活。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继承遗产而盼父亲早死，他也爱卡捷琳娜，所以希望哥哥和父亲争斗，最好是“一个混蛋把另一个恶棍吃掉”，只要父亲死了，哥哥娶格鲁申卡，他就可以独得卡捷琳娜。因此，他也是一个典型的双重人格。他的理论和议论（如宣扬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超人思想），不仅使自己误入歧途（成了心理上的弑父者），而且教坏了斯麦尔佳科夫，使他不再信神，下定决心，偷偷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老卡拉玛佐夫。作家通过这些事情，意在说明伊凡从无神论出发，结果投入了魔鬼的怀抱，成为无视任何道德准则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不信上帝就不能在精神上复活，因此他的结局和哥哥恰恰相反，陷于极端痛苦中。

三子阿辽沙，纯洁善良，谦恭温和，对人信任、友爱、宽容、忍让、顺从，往往凭直觉办事，表示“我要为全人类受苦”，是修道院卓西玛长老的得意弟子，但他又对尘世的生活（事业、爱情）颇有兴趣。他不参加家庭纠纷，并且周旋于家庭成员之间，试图调解他们的矛盾，起着抑恶扬善的作用，这是作家笔下理想的人物，但稍显苍白。

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则是恶的化身，猥琐、卑劣、狠毒，为了争夺钱财，敢于“为所欲为”，亲手杀死了父亲，并巧妙地嫁祸给一再扬言要杀死父亲的德米特里，最后忏悔罪过，上吊自杀。

卡拉玛佐夫这个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偶合家庭”，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文学史称之为“卡拉玛佐夫性格（或气质）”，高尔基认为其特点有三:好色、贪财、盲动。这是俄国社会和人性中卑鄙无耻、自私自利、野蛮残暴、放肆**佚、腐化堕落的集中体现。

小说提出了政治、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方面的种种问题，内涵相当丰富，是一部出色的社会哲理小说，宣扬用仁爱和宽恕来拯救人类，在艺术上也有出色的成就。对此，任光宣等学者有精辟概括:“《卡拉玛佐夫兄弟》凝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思考以及当前现实的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折磨他一生的‘上帝存在的问题’;其次，小说还以全力写出他后期十分重视的‘偶合家庭’问题;再次，作家还写了当时关心的儿童问题。小说中代表各种‘声音’的人物聚会，‘狂欢化’的场面，急转直下的突**节，法庭论战的雄辩声音，伊凡矛盾思想的深刻的社会和理论基础，德米特里心中的所多玛城和圣母，阿辽沙神示般的直觉，许多人物受虐狂和虐待狂的表现，神经质、歇斯底里的作为，以及所描写出的梦魇和潜意识的广度，所涉及的社会道德、人生哲理的深度，这既是此前作家作品的总结，又是所有方面的升华。总而言之，这部书的哲理深度和艺术手法的多样性也是作家此前作品所未曾有的。它是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总结性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伊凡创作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中，作家阐述了对自由的看法。基督出现在西班牙，且马上被关进监狱。大法官夜间去探访他，他指责基督选择自由从而使人变得不幸。大法官想借助基督的力量建立人间天堂。基督沉默不语，他吻了一下大法官，大法官放走了他。大法官认为，《福音书》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可“人是软弱和低贱的”，人首先要的是面包，无法达到这些道德要求。为了“面包和娱乐”，人会拒绝基督给予的自由，会自愿成为奴隶。即使给了他们自由，他们也不会合理接受，“自由”会使他们不分善恶、互相残杀、陷于纷乱和痛苦之中，他们还会以“自由”去换取面包。因此，他们必须用“奇迹、神秘和权威”或者恺撒的利剑才能加以统治，也就是说应该以权力代替基督那些无法实现的道德规训。按陀氏的想法，社会主义者也试图用“面包和娱乐”来换取人们奴隶般的顺从。这一章篇幅虽短，但内涵丰富，是非常著名的一章，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俄国现代哲学家、文学家罗赞诺夫写有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专门探讨这一章[4]，可参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人们称我是心理学家，不，我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奥秘。”或者说描写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他认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现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现实根本不存在”，人是“按照自然在他思想里的反映，通过他的感情”来理解自然的。因此，他偏重从心理和感情上来真实地反映现实，往往还联系着人物肉体和精神上的某种病态，这决定了其创作的基本内容和艺术手法。综合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总体特点。

（一）独特的“思想小说”。米尔斯基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所有文学作品中（自《地下室手记》至《卡拉玛佐夫兄弟》），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这两者无法区分。它们相互交织。这些小说均为思想小说，其中人物尽管生机勃勃，富有个性，却毕竟仅为一些被思想电流所充电的原子。”这是因为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往往体现着某种思想，是“思想的人”。这种思想转化为人物的感情、意识、潜意识，从而支配着行动。他认为，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由“思想”和“念头”构成的，因而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的社会中出现的特定的“思想的人”，能够充分反映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征。这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最高意义，就体现在对人类心灵的深刻剖析和发掘中，体现为他的“思想的人”的典型性，以及“思想”或“心理”反映现实的真实性。

（二）从人物心灵两极的较量中揭示无限的内心奥秘。早在《双重人格》中，陀氏已显示出描写双重人格和心灵两极斗争的创作特色，从抽象的道德伦理原则看人，把人的心灵看作善与恶、上帝与魔鬼进行不间断斗争的场所。他时时展现人物心灵两极激烈冲突的波澜，使主人公永远带着痛苦和不安，渴望着行动，他将这样的人物放置在尽可能短暂的、高度浓缩的时间中，让他们在危机和激烈的行动中实践他们的意志。他笔下人物命运富于戏剧性的变化由此而来。托马斯·曼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规模宏大的戏剧，场景特征几乎见于整个结构之中;在他的小说中，情节让人物的灵魂深处错位，常常集中于数天时间之内，以超现实主义和狂热的对话形式表现出来。斯坦纳甚至认为，在莎士比亚逝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建树最伟大、变化最丰富的戏剧家。他特别重视情节的戏剧性，重视具有戏剧性活动的冲突，尤其是开始时总是展现短暂的突变或者狂风，日常事务在这里的变化中出现错位，形成所谓的“紧要关头”。他四部主要作品要么围绕谋杀展开，要么以谋杀作为情节**。他的想象力围绕着一种暴力行为发挥出来，这些行为在性质和风格潜力两个方面非常类似，借助于具有干预和探索性质的侦探语言，从犯罪到惩罚的主题运动以内在方式，包含了戏剧形式。他本能的做法是将缠结在一起的多维度行为集中起来，放在具有合理性的最短暂的时段之中。这种集中表现的做法以明显方式，有助于形成梦魇感，形成动作感和语言感，有助于去除所有起到软化和延迟作用的因素。他笔下的时间经过浓缩，带有幻觉特征，《白痴》的大部分情节在24小时之内展开，《群魔》的大部分时间集中出现在48小时之内，《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情节——审判除外——浓缩在5天之内（《罪与罚》《少年》的主要情节也压缩在短短的几天里）。他还以戏剧方式处理对话，使对话变得具体可感，对话应该推动情节，动作应该表达意义，这正是戏剧的本质。而正是在这过程中，他深入揭示了心灵两极的矛盾。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个性的分裂使他的主人公揭示自我意识的内心独白变成了表达不同观念激烈斗争的内心对话。他往往采用对位法来设置人物，通过中心人物与其相辅相成的其他人物之间的思想辩论来揭示主人公心理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形成主人公之间所谓“外部表现为结构的对话”。他的主人公各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天地，但又彼此处在对方的意识和视野中，他们一般具有对他人的意识先知先觉的本领（更多地表现为潜台词），使别人的声音经常介入自己的思维，并和自己构成对话，因而自己一出口便能击中别人的要害，使谈话变得极为紧张。同时作者也往往与主人公处于平等地位，与主人公构成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主人公的思想、观念、心理、情感不受作者的控制，得到完全独立的表现。这种种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他们对话当中的相互作用，作为时代的各种思想进行对话，构成了整个时代的大对话。正是这种表现心理和观念的全面对话，形成了陀氏真正的对话小说。

（四）“幻想现实主义”。在陀氏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状态使反映现实的幻想色彩具有本质的真实性，因而往往通过揭示人物的心理层次来表现社会的荒诞、人性的异化，带有非理性和宿命论的色彩。另一方面，幻想作为弱者对现实逃遁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是真实的社会心理。在他的创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幻想、梦想和梦想家的描写。人物的梦幻与现实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梦幻就是人物清醒时不会表露的潜意识的继续，不论是梦想的人物还是人物的梦想都是陀氏的现实主义艺术形象，其目的就在于探索人心的奥秘，“运用充分的现实主义发现人身上的人”。在写作手法上，他采用具有逻辑真实性的悬念、直觉、预测等方法，通过人的意识、潜意识和梦幻，来揭示人的心理表现层次，真实地再现人的心理活动的全部过程，从而使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成为通过微观世界表现宏观世界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