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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普希金 俄国文学之父（第2页）

普希金的小说多达数十部（篇），有《上尉的女儿》《彼得大帝的黑孩子》这样的散文体长篇小说，也有《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别尔金小说集》这样的中短篇小说，更有《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样的诗体长篇小说。几乎在创作诗歌的同时，普希金开始了小说创作。20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中更是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从1827年创作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未完成）开始，直至1837年去世，他几乎每年都要创作一部（篇）或多部（篇）小说:《书信体小说》（1829）、《别尔金小说集》（1830）、《戈留欣诺村史》（1830）、《罗斯拉甫列夫》（1831）、《杜布罗夫斯基》（1833）、《黑桃皇后》（1833）、《基尔扎里》（1834）、《埃及之夜》（1835）、《马利亚·绍宁》（1835）、《上尉的女儿》（1836）。普希金的小说描绘祖国的历史（包括农民起义），展示家族的命运，表现都市的生活、乡村的风俗乃至异域风情，反映“小人物”的悲惨遭遇，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主题和题材都十分丰富，其中又以反映俄国城乡社会生活、描写家族和俄国的历史最为多见，也最出色。小说形式多样，手法灵活，既有第一人称的独白，也有第三人称的叙述，既有笔记体，也有书信体。但一般都语言简洁，篇幅短小（即使是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也不到10万字），线索单纯（一般不超过两条），结构精巧，情节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却又富有悬念，具有突出的诗性因素。[7]

普希金的戏剧共有7部，除上面提到的5部外，还有两部未完成的戏剧《美人鱼》（1832）、《骑士时代的几个场景》（1835）。这些戏剧打破了俄国剧坛上盛行一时的古典主义戏剧法则，引进了莎士比亚灵活自由的戏剧表现方式，或广阔地表现俄国从宫廷到民间的历史画面，思考王权、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或集中于某一生活场景，深入揭示人性的种种弊端，细腻地展现人物的心理。其共同特点是，虽然都是悲剧，但都融入了喜剧的成分，从而使悲喜交织，打破了古典主义在悲剧和喜剧之间所定的人为界限;故事情节大都发生在异国他乡，同时又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引人关注的问题;塑造了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如别林斯基曾这样评价普希金笔下的戈都诺夫:“在读者面前，戈都诺夫既是高贵的又是渺小的，既是英雄又是懦夫，既是明君又是恶棍，除了有罪的良心的谴责，再也没有另一把能打开这堆矛盾的钥匙了。”

当然，在普希金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的是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二、《叶甫盖尼·奥涅金》:个性、自由、责任

《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0）是普希金的代表作，也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诗体长篇小说。别林斯基称之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小说共10章，其中8章完整。男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彼得堡的贵族青年。他厌倦了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空虚无聊的生活，正好为继承伯父的遗产来到乡下，认识了邻居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一译塔吉亚娜）。他拒绝了这位少女纯真热烈的爱情。在一次舞会上，为报复朋友连斯基的欺哄，他故意向连斯基的未婚妻——达吉雅娜的妹妹奥尔伽调情，激怒了诗人连斯基。两人发生决斗，连斯基被打死。奥涅金杀死好友，深受良心谴责，便四处浪游。几年后，他又回到彼得堡。这时，达吉雅娜已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了一位显赫而娇美的公爵夫人。奥涅金对她燃起了“孩子般真诚的爱”。达吉雅娜拒绝了他狂热的求爱，称自己虽然还爱他，但“已经嫁给了别人，我将要一辈子对他忠贞”。

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是作品的男女主人公，是小说集中描绘的两个典型形象。

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天资聪颖，才智出众，且出身贵族，家资丰裕，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显得风度翩翩，仪表不凡。成年后进入上流社会，也曾随波逐流，天天游乐，“情场得意，战果辉煌，花天酒地，纵情宴饮”，一度成为社交界的宠儿，把大好的青春年华虚掷于舞会、剧院、恋爱、宴饮之中。但他很有个性，再加上受西欧的启蒙主义思想和拜伦作品的影响，20年代初俄国社会意识的觉醒，使他从花花公子的浪**生活中醒悟过来，决心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他先是打算从事写作来确立自己，可“不懈的劳动，他感到难挨”。接着想到开卷有益，但拿起书来又觉兴味索然。他来到乡下，想在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人们中找到幸福，也告幻灭。他试图进行租役改革，为农民做点实事，但因周围环境的压力，也因自己有始无终，结果半途而废。面对达吉雅娜的求爱，奥涅金仍然拒绝了她——即使是这样一种纯真的感情也不能激发他对生活的热情，由此可见奥涅金对生活的冷漠和厌倦。而与连斯基的决斗，则反映了他心胸的狭窄和意气用事，以及他的利己主义思想。之后，他开始盲目漫游。一种揪心的痛苦追随着他的游踪，他比过去更加绝望了。三年后，他又回到彼得堡上流社会。奥涅金注定要痛苦而消沉下去，在愤懑中了却残生。

奥涅金是个颇为矛盾、复杂的19世纪优秀的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他既想有所作为，又由于缺乏决心和毅力，难以振作起来;既有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思想，又保留着颇为自私、贪图安逸的个人主义特性;既有较善良、高尚的情怀，又有虚荣、利己、无所作为的精神特征。这反映了那个时代自身的社会和文化矛盾。19世纪20年代，由于反法卫国战争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纷纷涌入俄国，一批批贵族青年觉醒过来。他们受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与花天酒地、落后专制的社会格格不入，不甘沉沦，想有所作为，但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足够的毅力，无法振作起来，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们怀疑、不满、苦闷、彷徨、孤独、悲观，患了时代的“忧郁病”，他们永远不会站到政府方面，由于脱离生活、个人主义，也不会站到人民方面，只能是悲剧性的“多余人”。奥涅金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他们普遍的命运，因而他成了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鼻祖。20年代的奥涅金，30年代的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40年代的罗亭（屠格涅夫《罗亭》），50年代的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构成了19世纪俄国文学“多余人”系列形象画廊，展示了俄国文学的独特人文景观。

“多余人”:19世纪20年代以后俄国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贵族青年形象，他们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满现实，但贵族生活方式使他们灵魂空虚，无所作为，成为“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够站到人民方面”的“多余人”，同时更是在俄国与西欧文化间无所适从的人（文化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奥涅金及此后的“多余人”都是中间人物，普希金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描写中间人物的先河，正如俄国当代学者波洛茨卡娅指出的那样，通常认为，选择“既非天使，也非魔鬼”的中间人物，拒绝将主人公分为“正面的”和“反面的”，这是契诃夫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的革新，其实这何尝不是差不多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呢?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普希金为自己的诗体小说选择的主人公不是心灵纯洁、充满理想的连斯基，而是奥涅金——这个相对来说在道德上具有中间特征的人物。在文学史上，所谓“多余人”就是一些中间人物，他们虽然具有绝佳的修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却没有实际的行动，也没有表现出特别高尚的道德水准或“下意识的”心理特征（所有这些都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带入俄国文学的）。此后，选择“中间的主人公”似乎成了普希金的一条原则（《叶泽尔斯基》《青铜骑士》《别尔金小说集》）。

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精心塑造的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最真实、优美的妇女形象，她是19世纪20年代优秀贵族妇女的典型形象。诗人着重描写她身上的诗意、严肃审慎的生活态度、热情大胆的言行举止和高度的责任感，着重揭示她身上所蕴含的高尚的精神美和道德美。

对此，俄国当代学者格奥尔吉耶娃有具体而精辟的论述，指出其意义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为19世纪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所描写的爱情，即俄罗斯式爱情的表现方法与生死有关，与忏悔、通过具有悲剧色彩的和使人痛苦的信仰达到心灵净化的过程相关。”“俄罗斯式的爱情往往以单相思、无人同情、自身重视、为了爱可以随时献身为主要特征，这种爱情使一个懂得爱情的人显得高尚，他的高尚和光明又能照亮他所爱的人。”“这是一种伟大的灵魂锤炼，是战胜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崇尚肉欲和占有欲的标志;这是一种功德式爱情，是来自于上帝的恩赐，是心灵的充实及其不断追求完美的欲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骚乱不安的和追求理想的女主人公——‘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托尔斯泰所描写的道德完美、和谐的女人形象，都是普希金笔下的女主人公——‘塔吉亚娜’形象的变形。”“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诗人的创作时，他把这些妇女形象看作一笔最重要的民族财富和最崇高的俄罗斯精神，她们永远不可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平静，是一种最高水平的和谐;作家善于把俄罗斯的塔吉亚娜与整个俄罗斯、俄罗斯的神圣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联结起来，这种对爱情的阐释方法被20世纪一大批伟大的诗人所接受，其中首先包括安娜·阿赫玛托娃和玛丽亚·茨维塔耶娃。爱情、长期的忍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或近似于这种精神的品质等，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的永久的女性特征，这些特征已成为两位女作家本人独特的行为准则。”

为了社会的发展，世界需要个性与自由。人人都有个性与自由的社会，才是真正健全的社会。但如果每个人都高扬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自由，凭着自己强烈的个性，随心所欲，任意选择，那就可能为所欲为，轻者损伤他人，重者祸害社会。而这，是思想成熟的普希金所不愿看到的。他认为，人可以自由选择，但也要对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亦即每个人应基于个性中的自尊、平等意识尊重他人，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责任是选择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的个性与自由有意义、有价值的保证。人的个性只有与责任联接，才具有真正人的意义，因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

责任既表现为对自己负责，也表现为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主要指维护自己一贯的个性和自由，不让它们受到伤害。对他人负责，则主要指尊重他人独立的个性与自由，不让自己的行为对之造成伤害，如奥涅金面对达吉亚娜的主动追求，没有逢场作戏，而是认真地拒绝了她，这就是试图保护她，而他参加决斗杀死连斯基，是害怕世俗的议论，不负责任的行为;达吉亚娜拒绝奥涅金的追求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就更是明显，实现了她早年那做一个“忠实的妻子”的生活理想。

作品通过奥涅金的经历，生动深刻地表现了具有独特个性而又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个人在当时社会的命运;同时，通过达吉雅娜的形象树立了道德责任与健全个性的典范，卓有远见地呼吁俄国的贵族青年和俄国的文化必须与真正的生活——自然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当时面临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俄国贵族青年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是面对西欧文化的冲击，俄罗斯文化该如何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8]

一是独创性的诗体小说。诗体小说是介于叙事诗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是具有小说特点的一种叙事诗，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小说。与一般叙事诗相比，它不仅篇幅更长，而且像小说那样具有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比较细致地描绘人物性格，具有较为完整的情节结构。只是它是用诗的语言进行描写，能抒发更强烈的感情，而描写又往往不如小说细致具体。诗体小说是英国诗人拜伦首创的一种文学样式，普希金首次把它引入俄国文学中，并增加了独特的俄国生活与文化的内容。这部作品是诗人用独创的“奥涅金诗节”写成的一部十四行诗体小说，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中普通青年的平凡故事，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诗人曾经宣称，《叶甫盖尼·奥涅金》虽然受拜伦《唐·璜》的影响，但毫无共同之处。从表现形式看，《叶甫盖尼·奥涅金》是用他独创的“奥涅金诗节”来写的一种十四行诗体小说，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创新。从创作方法看，《唐·璜》是一部描写爱情和冒险的叙事长诗，写的是过去的时代，他乡异域的传奇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而《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是一部描写当代社会生活的诗体小说，描绘的是现实生活中普通青年的平凡故事，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就诗的格式而言，小说各章以独特的“奥涅金诗节”组成，这种诗节虽然每一节都由十四行诗组成，但普希金对其韵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已与西欧流行的十四行诗迥然相异:诗节由3组4行诗和1组2行诗组成，诗行采用与俄罗斯民歌相近的4音步抑扬格，音节数为9898，9988，9889，88，押韵方式为第一组4行用交叉韵abab，第二组4行用双韵ccdd，第三组4行用环韵effe，第四组2行用连韵gg。这种诗节让轻重音节有规律地间杂使用，音韵既整齐又丰富多样，从而使诗歌的每一部分在动人的韵律中既相互勾连，又完整有序，而整个小说中同一形式的诗节重复排列，又形成整齐、均匀的节奏。同时，诗节形式虽然相同，内容却相对独立，除少数例外，每节最后两行小结全节内容。因而，这种诗节既有利于保持全书前后形式上的统一，又便于自由转换话题，在严整中透出活泼。这样，全书便显得既自然、优美、流畅，又整齐、严谨、活泼，在艺术尤其是韵律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高度。

二是强烈的抒情因素。这种抒情因素不仅表现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上，同时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抒情插话上。小说的抒情插话数量多，内容丰富多彩。其中牵涉面比较大的抒情插话有27处，随时插话多达50处。有时，小说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出面与读者进行轻松而无拘束的交谈，评论各种人和事，或直接介绍自己的往事、经验和感悟，诗人似乎与男女主人公生活在同一空间和时间里，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触景生情，并且互通声气;有时，诗人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时而感叹，时而讥讽，时而调侃，时而谴责;有时，让小说中的人物沉痛地斥责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喧嚣，但仿佛让读者感到这不是书中人物在讲话，而是诗人在讲话。普希金的抒情插话开阖自如，变化无穷，但都带有强烈的抒情因素。作品通过大量的“抒情插话”抒发自己对人物的褒贬、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以及对往事的追忆，有的尖锐激烈、锋芒毕露，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画龙点睛、入木三分。大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抒情插话”，扩大了作品的容量，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四是完美和谐的复线对比结构。作品打破了此前流行的单线结构，而采用了独特的复线对比结构。其一，男女主人公两条线索双向推进，相反相成，构成对比。起初是奥涅金从都城来到乡下，拒绝达吉雅娜的求爱，后来则是达吉雅娜从乡下来到都城，拒绝奥涅金的求爱。在此过程中，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揭示了人物的道德情感。其二，抒情主人公与男女主人公构成复线，形成对照。抒情主人公伴随男女主人公始终，不时出面“现身说法”，或抒情，或议论。抒情主人公那眼光敏锐、富于**、风趣幽默的个性，与忧郁、孤独、冷漠的奥涅金，与感情丰富、道德纯洁的达吉雅娜相映成趣。其三，作品中人物的多重对比。这里，既有奥涅金的冷漠与连斯基的热情、达吉雅娜的精神丰富与奥尔伽的头脑简单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比;又有奥涅金、达吉雅娜、连斯基等个性突出、思想觉醒者的“智慧的痛苦”与奥尔伽毫无个性、满足现状的平庸的幸福的对比。既有连斯基追求奥尔伽与达吉雅娜追求奥涅金的情爱对比，也有达吉雅娜与妹妹、母亲的婚姻对比，等等。这些强烈的对比使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鲜明，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上述突出成就，这部诗体小说成为俄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米尔斯基指出，这种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它首次引入的现实主义类型，性格塑造风格、性格本身以及叙事结构，所有这些均可视为之后俄国长篇小说的源泉。其现实主义正是那种独特的俄国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诗意的，却不将现实中的任何东西理想化，也不愿对它做出让步。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后来又出现在莱蒙托夫的小说中，出现在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那里，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出现在契诃夫最好的作品里。其性格塑造既非分析手法亦非心理手法，却是诗意的手法，它有赖于人物所处的抒情氛围和情感氛围，而非对人物思想和情感的解剖。普希金这一人物刻画风格后被屠格涅夫等俄国小说家所继承，但没有为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把握。就性格本身而言，奥涅金和达吉亚娜是俄国小说整个人物形象家族的祖先。莱蒙托夫和冈察洛夫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人物，全都属于这一家族。最后，其叙事结构与普希金的小说很不一致，这种结构后来也成为俄国长篇小说之标准。简洁的情节，情节为主人公性格特征之逻辑发展，发人深省的不幸结局，这些均成为俄国小说家的金科玉律，尤其是对于屠格涅夫而言。

[英]比尼恩:《为荣誉而生——普希金传》，上下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俄]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状》，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日]米川正夫:《俄国文学思潮》，任钧译，台北，正中书局，1947。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下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普希金诗选》，卢永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普希金小说选》，刘文飞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美]史朗宁:《俄罗斯文学史（从起源到一九一七年以前）》，张伯权译，台北，台湾枫城出版社，1977。

[法]特罗亚:《天才诗人普希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吴晓都:《俄国文化之魂——普希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张铁夫等著:《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查晓燕:《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参见曾思艺:《南方叙事诗——从模仿到超越》，载《邵阳学院学报》，2012（2）。

[2]参见曾思艺:《在对比中揭示人性深度和历史真实——读〈鲍里斯·戈都诺夫〉》，载《名作欣赏》，1999（4）;曾思艺:《文化土壤里的情感之花——中西诗歌研究》，77~8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3]参见曾思艺:《文化土壤里的情感之花——中西诗歌研究》，30~39页;或见《个人与国家——试论〈波尔塔瓦〉》，《大学生CE阅读》第12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4]“小人物”: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一批生活在生活底层的小官吏形象。他们在社会中官阶、地位低下，生活困苦，但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安分守己、性格懦弱、胆小怕事，因此成为“大人物”统治下被侮辱的牺牲者，由此暴露社会制度的腐败、黑暗。后成为小知识分子、下层百姓的代名词。普希金以其短篇小说《驿站长》开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又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有普希金的维林、果戈理的波普里希钦、巴施马奇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小人物”。

[5]参见曾思艺:《文化土壤里的情感之花——中西诗歌研究》，68~76页;或见《大学生CE阅读》第8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6]参见孙绳武、卢永福主编:《普希金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参见曾思艺:《普希金小说的诗性因素》，载《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