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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别雷 最具探索性的象征主义作家（第2页）

我用钻石剑为自己割下，一篇篇太阳发出的光华。然后把它们制作成盔甲，接着，我就挺身面对喧哗。愿女皇佑我免遭刽子手们的虐杀!我的金色的盔甲是用炽热无形的阳光锻打。我自蓝天采来白色云霞将它们点缀上金色头盔。旷野里清新的暴风雨啊，在吟唱亲切的叙事诗话。我向被那无信仰的天花搞昏了头脑的人们挑战。一阵阵冰冷的金色旋风吹动我的羽毛——白色云霞。（余一中译）

别雷竭力追求永恒。而这源于他对死亡的深深恐怖。作为一个渴望重铸性灵、改造世界的诗人，志向越高，便越是会担心生命短暂，天不假年，难以完成重任，因此，特别恐惧死亡。在死亡与永恒的二元对立中，别雷感到极度的痛苦。于是，他把这些撕心裂肺的痛苦形诸笔墨，死亡的主题便一再在他的诗中出现。他首先感到，自己只是一个类似小小飞蛾的渺小、脆弱的存在，在随时可能袭来的死亡大狂风中岌岌可危，如《生活》:

草地上有一只小飞蛾，活像一枚飞翔的花朵……这小飞蛾又多么像我:在那死亡的大狂风中我从自己的上空飞过——形体就像纤细的草茎，而灵魂就像小小飞蛾。（余一中译）

在死亡面前，他甚至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在《被遗忘的家园》一诗中他认为，面对死亡的空虚，昔日显贵的门第、富于性灵的风雅只不过是伤心的回忆和寒鸦嘲笑的对象而已:

……片片落叶伤心地追忆昨日的风雅，抖索在毁弃的塔楼暗淡凄凉的窗下。刻着贵族姓氏的族徽已经被剥去了外壳，在脆弱苍白的线条间仿佛一片残月滚落。往事如烟，而且可怜。寒鸦把嘶哑的嘲笑丢在我的痛苦上面。（郑体武译）

但作为一个力图重铸性灵、改造世界的诗人，别雷又实在不甘心就此了结，因而他在恐惧死亡的同时，又不时迸出追求永恒的火花。在上述致贝多芬的诗里，他认为贝多芬以自己不朽的艺术创作进入了永恒，甚至已成为永恒的化身。在献给弗·索洛维约夫的一首诗中，他认为索洛维约夫凭着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思想超越了虚无，战胜了死亡，获得了永恒，而且还照亮了“我们”的黄昏——《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我们无谓奔忙，在喧嚣声中腐朽。唯有你的声音把我们召唤——走出城镇，来到琥珀色的落日中，你的召唤在年复一年增强。任凭暴风雪无休止地呻吟从你的坟茔上扯下花冠。将会有蔚蓝色的神秘力量上升在你的家园。暴风雪静息了。无声的坟墓沉默不言。漆黑的夜万籁俱静。暴风雪兴奋地把一堆堆白雪扫集到坟墓前。十字架，十字架……暮色中闪动的余辉，鲜红的……光亮——颤抖不停……静静地安睡吧:你生命之灯的火光照亮了我们的黄昏。（黎皓智译）

正因为如此，别雷经常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复活，如《早晨》一诗就写了自己在音乐般的美中的复活:

屋里是一片光亮。早晨:我又是自由自在。打开窗帘吧:钟楼的十字架沐着各色的光:银色、红色、琥珀色。我病了吗?——不，没病。从床榻上伸向高山的双手沐浴着银光。那儿的霞光一片猩红，猩红中雨暴风狂。仔细地听吧，看吧;我复活了，你瞧，我复活了。我的棺木，金色棺木将飘向金色的蓝天。我被抓住，被按倒在**;额头盖上了敷布。（余一中译）

《给朋友们——致彼得罗芙斯卡娅》一诗则写了在追求美、孤独地死去后的复活:

我曾经相信金色的辉光，但正是死于太阳的光芒。我不善度过生命的岁月，却曾用时代思想将一切衡量。请别笑话已死去的诗人，请送一朵小花到他坟上。在我的十字架上，春来秋往，只有一个瓷花环在闪亮。上面的花朵已被打碎。圣像也早已黯然无光。坟上只有沉重的石板。有朝一日，它们也将被拆光。我只爱那钟楼的钟声和晚霞。所以我才如此痛苦，悲伤!过错不应记在我的账上。请行行好，请来吧:我会化作花环迎上前来。啊，请爱我吧，一定要爱——也许我并没有死;也许，我将会醒来——我将会回来!（余一中译）

尽管如此，别雷的诗歌还是给人一个极深的印象——极端的孤独。孤独，是别雷十分心爱而且经常描写的一个主题。《躯体》一诗这样写道:

我们的躯体像一首残歌……我的整个疲惫的身心就像一个死去的行星，在某个地方落进虚空。躯体在呼喊，可人们听不到，也看不见。没有热情的，冷酷的灵魂!没有火光的黑暗!被击溃的灵魂为什么要在那冰冷的岩石上将自己的火注入破碎的躯体——在这毫无意义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僵死的东西在愈响愈烈的雷鸣中，在压抑、可怕的空气里为什么会无牺牲地行进?（余一中译）

在这首诗中，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别人根本不会关心你躯体的呐喊，你只能孤独无言地灵魂被击溃，日子过得毫无意义。甚至在恋爱中，他也感到深深的孤独，如《小夜曲》:

你又出现在窗口，全身心地信赖梦幻……绿松石，绿松石注满了周围……亲爱的人儿，月亮是一滴亮晶晶的眼泪——在某一个神秘的所在滑落下来。白珍珠无忧无虑的亲吻，啊，你要明白!……在灌木丛，草坪和鲜花中，镜子似的水流漫溢成许多花纹……不要忧愁，你要忍住哀伤!亲爱的人儿，啊，且让一群沉默的白天鹅在露水浸湿的树枝间在银光闪闪的水流上冻僵——我们被笼进雾霭似的孤独的忧伤。由于忧郁地渴求梦境把翅膀扑闪，萤火虫像绿宝石似地在花丛里隐现。雪白的酥胸在水面上恰似寒冰:这是七只天鹅，这是罗埃格林的七只天鹅——罗埃格林的天鹅。（汪剑钊译）

这样，他便深感自己在人世只不过是一个放逐者，如《放逐者》:

我离开黑暗笼罩的城市，是惧怕喧闹和嘈杂的音响。经常会从远方传来轰隆声——冷嘲热讽，恶狠狠的狞笑。那里时光难度，岁月蹉跎，你们向我投来无情的石块。在一触即发的狂怒中，你们从我的痛苦中获取欢乐。我离开你们，成了放逐者，你们再也拴不住我的自由。我弯腰驼背，脸色苍白，到处漂泊，在黄灿灿的庄稼田园奔跑。穿过黑麦地、田埂、草丘——我进入一望无际的莽原。面对着碧蓝碧蓝的矢车菊，我以斑斑白发倒伏于泥土。我触到了你，一朵柔嫩的小花，你向我洒下，洒下晶莹的露珠。我狂暴的心灵得到些许爱抚，这心灵饱经过多少忧患。落日的余晖像串串珍珠，羞怯地洒向玫瑰色地面。我那满头的斑斑银丝也在轻风中微微扬起。（黎皓智译）

需要指出的是，别雷曾深受尼采的影响，因而他的孤独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色彩的孤独——郑体武认为，在《蓝天中的金子》这一诗集中，抒情主人公有三个特征:第一，主人公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踌躇满志，渴望超越现实的界限;第二，是孤独，挥之不去的孤独——他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也感觉不到需要他们;第三，抒情主人公不但脱离现实和人群，还与之相对立，他是“预言者”“新基督”，他的悲剧在于不被人理解。但实际上，别雷已毫无尼采超人孤独的阳刚特性，他的孤独表现得比较女性化，显得软弱可悲。不过，他致力于重铸性灵、改造生活，这又使他的孤独具有了一般先行者和改革家的特点，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成为一切时代先行者和改革家的孤独的悲剧体现。

综上所述，别雷是一个试图在孤独中重铸性灵、追求永恒，力图超越死亡，让人的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的象征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不仅有审美意义，而且具有教育和启发意义。[1]

在艺术上，别雷少年时代就开始迷恋索洛维约夫的学说，陶醉于诗歌音乐的创造，后来，他不仅以诗人的方式，更以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方式感受世界，其抒情诗中的母体，意象、语调乃至语音、节奏，都是绘画与音乐联想的综合。别雷在诗中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他把读者神化，与其进行一种特殊的游戏，娴熟地把过去与未来，18世纪俄国诗语与现代意象融为一体。他的诗集犹如一个各种因素组成的化装舞会。别雷不但在诗中，而且也在小说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音乐实验，交响乐的主题贯穿于他的每部小说中，他认为诗的语言能创造出一个语音象征的世界，因为语言首先是一种充满意义的音响。

三、小说:对俄罗斯斯芬克斯之谜的探索

在小说创作里，别雷更多地表现了对俄罗斯命运的关注。众所周知，俄国是一个处于东西方之间、兼有东西方特点的大国，但它究竟归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并且是向西方发展还是向东方回归，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难题。早在19世纪，赫尔岑就把这一难题称为“俄国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这是许多俄国作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别雷小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他曾计划写作一部总题为《东方还是西方》的三部曲，包括《银鸽》《彼得堡》《无形的城堡》，来探索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思考俄国该如何发展。前两部都已完成，第三部后来改名为《我的一生》，但是没有写完，不过具有自传意味的小说《科吉克·列塔耶夫》等被视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别雷1914年曾谈到三部曲的主题:“……《银鸽》——这是没有西方的东方;因此，这里出现了恶魔（长有鹰喙的鸽子）。《彼得堡》——这是俄国的西方，亦即阿里曼的幻想，在那里，技术主义——即逻辑之**裸的抽象，创造出了罪恶之神的世界。《我的一生》则是西方的东方或东方的西方，是基督的动因在灵魂中的诞生。”

《银鸽》是别雷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评论家们把它与《彼得堡》并称为别雷小说创作的双璧。这部小说主要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主人公彼得·达尔雅尔斯基的恋爱及惨死。达尔雅尔斯基长得天使一般俊雅，受过良好教育，是一位诗人，喜欢哲学，热爱俄国，关心人民的生存，但又沉醉于希腊文化之中。受当时俄国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的影响，他来到了外省城市利霍夫附近的采列别耶沃村。他在这里住了三个夏天，成为当地小姐追求甚至已婚妇女幻想的最好对象，但他和卡坚卡·古戈列娃（卡嘉）订了婚，这倒并非因为卡嘉是最富有的男爵夫人的孙女，而是由于她外貌相当可人，脾气更是可人。可是村子里一位脸上有麻点的女人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深深吸引了他，经过内心的几番争斗，他终于离开卡嘉，投入了马特廖娜的怀抱，并且在米特里依那里做了木匠，还住进了森林中的树洞里。他了解了鸽教派的一些秘密，并且受热恋的女人马特廖娜（她是该教派的女祭司）的影响，加入了该教，参加了他们那神秘、狂热、放纵的宗教仪式，但他最后受到怀疑，被该教派残酷地杀害了。

另一条线索是木匠米特里依·库捷雅罗夫及其鸽教派。米特里依腿瘸、有病，鼻子像啄木鸟的喙，是村里毫不起眼的老木匠，但他生意很好，不仅有来自利霍夫的订货，而且还有来自莫斯科的订货。他实际上是鸽教派在这一带的领导人，远近许多的人都来拜访他。米特里依的妻子已经死了，女祭司马特廖娜是他的同居者，乞丐阿勃拉姆是该教派的联络员。在米特里依的领导下，该教派在利霍夫一带迅速发展起来，以一个个小组为单位在各处祷告，并且把利霍夫城最富有的面粉商鲁卡·西雷奇·叶罗别金的妻子费奥克拉·玛特维耶芙娜·叶罗别金娜变成了忠实的信徒，为他们提供活动的经费和集体活动的场地。当叶罗别金不在家时，他们多次在他家里举行宗教仪式。米特里依很爱马特廖娜，眼看自己心爱的女人与达尔雅尔斯基狂热相爱，他十分嫉妒。而利霍夫城有些信徒不相信达尔雅尔斯基，认为他是叛徒，尽管毫无证据，他们还是趁他来利霍夫城的时候，凶残地杀害了他。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俄国的东西方问题。这一主题，首先通过以达尔雅尔斯基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为自己为俄国寻找出路及其遭遇体现出来。管海莹指出:“作家经由这一形象的性格、遭遇和命运，表现了俄罗斯及俄罗斯人在东方与西方、信仰与理性、天使与魔鬼、肉体与精神等对立因素之间的两难选择，并试图给出象征主义的历史学方案。”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又想探寻俄国及自己出路的年轻人，达尔雅尔斯基像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感到有两种力量在撕扯着自己，便把目光转向俄罗斯大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他身上，由于势单力薄而多余的审慎，预先体会通过行动尚未找到的生活，这二者进行着残酷的争斗，原始的野兽形成与新的、与巨兽无异的、非人的健全理智在争斗;……所以，他才紧紧偎靠人民对土地的祈祷。”

尽管在与农民们一起的生活中，他也曾经一度感到整个西方的梦在他面前流过，梦已经离开了他，然而，俄罗斯当代的生活已不再像古代那样完整，而是充满了过去时代的各种碎片，更重要的是民众并不相信他，甚至把他当作敌人，因此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小说这样写道:达尔雅尔斯基在俄国的大地上、在民众的生活中，“看到的只是大堆的垃圾，里面是被轻易弃绝的伟大拜占庭的瓷砖;看到的只是希腊塑像的碎块，被打得七零八落化作其故土上的一片尘埃;可是隐秘的敌人没有睡觉，他潜入人民的心中，再从那里，从人民可怜的心房对达尔雅尔斯基死死相逼;所以，达尔雅尔斯基向人民走去的时候，在用爱防备人民，对他来说，卡坚卡就成了这种祈愿詈骂的爱。不可名状的预感告诉他，好了，他真的爱上一个农家妇，那就得玩完;这样，隐秘的敌人会打败他，他现在等来的就是敌人从暗处射来的箭矢——从人民中射来的箭矢:他得倾其所能地左防右挡”。

因此，刘文飞指出:“‘东方和西方’，在别雷这里已非具体的地域概念，而具有某种抽象的哲学意义，它们的区别和对立，往往就表现为‘土壤和文化’‘自发性与唯理性’‘天使与恶魔’‘肉体与精神’，等的对立。在《银鸽》中，这样的对立是通过小说主人公达尔雅尔斯基的遭遇来体现的，或者说，在达尔雅尔斯基的身上，这样的对立得到了具体、鲜明的再现……在他面前，城市（利霍夫）和乡村（采列别耶沃村等）、知识和神秘的宗教、贵族女子（卡嘉）和村野妇人（马特廖娜）、精神的追求和本性的释放，等等，都构成了某种两难选择。达尔雅尔斯基游离于两者之间，在小说的结尾，他被对他感到失望又怕天机泄露的鸽派教徒杀害;他肉体的死亡实际上也就是他追求的幻灭，他选择的失败。”别雷本人也曾谈道:“小说《银鸽》的主人公竭力想逃向民众来克服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性质，但是，民众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平均数，是难以进行微分运算的，因此，他意外地遭遇到一些阴暗的成分，这些成分传导出了那个杀害他的色情教派那朦胧的恐惧。”

这一主题也通过米特里依为代表的鸽教派及其行动表现出来。马克·斯洛宁指出，鸽教派是一个东方特色的旧教派，其思想相当混杂:“由色情思想、苦修精神、拜火教及类似虐待狂似的作风混合而成。”他们行动诡秘，但很有影响力，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在利霍夫一带形成了一股颇大的势力，而且能让下层人们虔诚地信仰它，具有一种唤醒人们心灵中沉睡力量的威力。但由于这一教派思想混杂，而且领导者和参加者都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只能是生活中一种盲动的力量，举办一些非理性的宗教仪式活动，凭感觉、凭情绪采取一些盲目的行动（如杀死达尔雅尔斯基），无法拯救俄国。

阿格诺索夫等指出，在别雷看来，俄国东西方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俄国的前途与出路问题。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过于西化，体现了一种欧洲式的理性，过分冷静理智，因而难以真正融入俄罗斯大地和民众的生活，而广大民众尤其是鸽派教徒尽管力量强大，代表了东方盲目的原始力，是一种亚洲式的自发力量，但由于过于愚昧、迷信，也无法使俄国得救。他们杀死了达尔雅尔斯基，表明东方战胜了西方，“东方的黑暗深渊”奴役着俄罗斯。因此，马克·斯洛宁认为，在别雷看来，解决俄罗斯东西方最好的办法，是两者“在形而上学的更高境界上互相融合”。

《银鸽》在艺术上的特点，译者刘文飞有比较精到的论述。他指出，这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写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艰难的精神求索过程，表达了作者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思考，而且更在于它是一种全新的小说模式。

首先，这不是一部“纯粹的”小说，而是一种小说与诗歌的混合体。或隐或现，但却有始有终的故事情节，复杂的人物关系，具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及其语言，这都是一部小说所必需的;而跳跃性很强的结构方式，充满诗意的景色描写，诗歌中才采用的较多的非通用搭配，尤其是整部小说中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还是人物的对话，无论是场景描写还是心理刻画，都具有诗歌一样的音步节奏，甚至是押韵的，体现了别雷所追求的“韵律散文”和小说的“音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