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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艾特玛托夫 融民族特色与人类思维于一体的作家02（第2页）

从小说的表层结构看，这一系列事件之间似乎缺乏承续关系。但小说描写的三个世界都是悲剧结局:人与狼的毁灭。三个世界的中心形象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世界末日来临。艾特玛托夫对人类世界存在的种种忧虑与思考，成为小说结构统一的基石，即小说“内在的联系”的基础。作家巧妙地通过狼的世界的悲剧，把阿夫季精神探索的悲剧与鲍斯顿的现实悲剧统一起来，自然地组合成一幅完整的艺术画面。全书不着痕迹地贯穿着它的严整的“建筑学”，作品结构的总特征是含蓄的照应，三大情节线索一直在内在的照应中平行发展，思想内容方面的联系构成了小说结构的统一性，构成了小说的“拱门”。而其“拱顶”，即思想内在联系点则是解决人类宇宙悲剧的“药方”，即艾特玛托夫将近半个世纪在文学创作中寻找解决人类种种矛盾的答案。对此，作家在小说中巧设耶稣与彼拉多的争论，直接地表达出来。“明天的人间生活，就让人们自己去操心吧，因为每个人都是明日上帝的一个小分子呀，人是我们的每一天的裁判人和创造者本身。”人类的存在与毁灭，在于人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耶稣与彼拉多争论的中心是人类精神道德问题，是善与恶、爱与恨的问题。这是理解小说思想内容的一把钥匙，是解决人类宇宙一切灾祸的根本，也是解决小说三个世界悲剧结局的根本所在。永恒的爱，是小说三条情节线索思想内在的联系点，即“拱门”的“拱顶”。它是作家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和崇高社会责任感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具体而言，小说通过阿克巴拉的世界，表现了自然界生灵对爱的自然追求，号召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通过阿夫季的世界，宣传了人类崇高的精神道德:理性之爱和仁爱或博爱;通过鲍斯顿的世界，则展示了世俗之爱，表现为对爱的追求实际而具体。理性之爱、自然之爱、世俗之爱，互相照应，互相补充，构成了小说一曲永恒、宽泛的爱的主旋律，这是小说的内在向心结构。《断头台》的结构，无情节的交叉融合关系，也没有设置情节人物的向心结构，作家重视小说结构与思想内容的重要联系，重视小说的内在凝聚力。《断头台》的艺术结构，是匀称、严整、受内在意义支配的结构，它宏伟、严谨而精巧。

其实，小说的深层结构还有更为巧妙的地方，表现为循环往复和多重对照。

1986年，《文学报》女记者伊琳娜·里申娜在采访艾特玛托夫时曾谈到，小说原名为《循环轮回》，作家目的是表现经过时代的一切循环轮回，展示时代的命运。尽管书名后来改成了《断头台》，但其故事情节却依旧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结构。有学者指出，小说中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对应，在时间结构上呈现为一种圆形循环。阿夫季“为了寻找自我，在回溯往昔生活的同时，他在冥冥中又回到了创世初期，有一条线，贯穿不断流逝的时间，把这个起点同他的命运联在一起”。阿夫季的历劫和回归，更是完成了一次时间循环。而连接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使现实世界也带有神话意味的是“记忆”。记忆作为一种形式要素，既是作品的结构之链，同时又是“意义”本身。小说中这种“记忆”是通过“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为先哲的耶稣形象出现在阿夫季被推下火车后的昏迷之“梦”中，阿夫季急急忙忙往回走，他越过了自己的始祖，突然出现在客西马尼。这“梦”将作为过去的“神话”带入现在。而神话之“梦”的持有者，当他们死去时，他们同时也就像悼念仪式中的死亡一样，从现在回归到了过去，回归到了那原始之“梦”中。这在结构上都对应于古代神话中常见的“历劫回归”这一模式。《断头台》中的阿夫季，在尘世间经历了一番救赎的考验之后，也重新回到了他的所来之处。在这里，死亡不再是直线时间观念下的生命的终结，而成了到达再生的彼岸的过渡。生命，正是通过死亡取得了另一种形式的循环再生。

而从横向的角度看，小说的三个悲剧分别从自然、精神和现实三个层面横向对照，分别表现了生命意识被摧残的自然危机、信仰意识被扼杀的信仰危机，以及道德意识被轰倒的道德危机。这三个故事中，阿夫季与鲍斯顿分别从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探索真理，结果以失败告终，成为真理的殉难者;而在自然与社会的观照里，人不如狼，阿夫季为了真理，被人迫害，狼成为他唯一的悼念者。从纵向角度来看，母狼阿克巴拉的悲剧、阿夫季的悲剧、鲍斯顿的悲剧正是历史悲剧《六个与第七个》以及耶稣的悲剧的又一次再现。因而，通过这纵横交错的表层结构，通过隐喻，以叙述者的视点为中心，一个隐含的深层结构凸现出来，这是作家对人类宏观的历史的审视，它立足于全方位和全球性思维，提出了人类命运攸关的紧迫问题，探讨了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伴随着道德危机和对自然的肆意糟蹋，人们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人类在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在精神道德支柱日渐崩塌之际，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否能够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在共同的生存危机面前，人与人互不理解，很多人自私自利，互相残杀，互相报复，这一悲剧的循环轮回何时才能终结?人们正在把自己推向断头台，他们将如何去经受人生十字架的痛苦?艾特玛托夫发出的这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振聋发聩的呼唤，正是把全文紧紧黏成一体的中心，而贯穿始末的道德探索、哲理思考，则构架了一个理性的抽象艺术世界，使小说现实层面的三个情节分别从自然、精神、现实三个方面折射出作家的哲理思考;《六个与第七个》、耶稣的故事又从历史纵观的角度体现悲剧的循环轮回的哲理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紧密结合、黏着力极强的结构。

《断头台》塑造了三位主人公:阿夫季、鲍斯顿和母狼阿克巴拉。阿夫季和鲍斯顿作为两个相互参照的形象而存在，分别体现了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又统一于作家改造世界的理想。阿克巴拉则作为自然界的形象出现，它作为人类世界的参照，体现了作者恢宏的“星球意识”。作家把他们放在超时空的立体结构中，设置了多重对照组合，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宣扬他的人道主义和仁爱、博爱思想。这多重对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阿夫季身上的多重对照。在阿夫季身上，主要存在着三层对照关系:一是他与主教之间的矛盾，即寻找一个新的、具有现代形式的上帝与要完全地、无条件地为上帝的约言效劳的矛盾;二是他与大麻贩子之间的冲突，表现为阿夫季教人善良、力图铲除罪恶，却遭到百般嘲笑，甚至侮辱和毒打;三是他与围猎者之间的斗争，表现为阿夫季希望围猎者放弃屠杀动物，向上帝忏悔，祈求主的宽恕，而围猎者却利欲熏心，宣称秉承政府的意志，毒打他甚至把他吊在树上。这三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归根结底是真假、善恶、美丑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第二，是鲍斯顿的经济改革与懒惰混日子者以及教条主义、“左”倾观点的官僚主义的对照，体现了勤劳致富者与懒惰、嫉妒者的矛盾;勇于革新与安于现状、不思作为的对立;尤其是保护自然与破坏自然的交锋。

第三，是人与狼的对照:人失去理性，狼反倒具有人性。作家刻意安排了鲍斯顿与狼的一组冲突。这组冲突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体现了道德和精神层面的斗争。作为一个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牧人，鲍斯顿面对的不是单纯的自然界，而是受邪恶势力操纵的毁灭力量。狼的家族形成了一个人性化的动物世界，狼形象是人物形象的参照，作家理性思考的载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它们作为地球的居民，与人类共栖于地球上，同时具有超越、寓示和象征的意义，在其背后隐藏着作家思想中对某些对立价值组合的选择与态度，表现他对于历史、善恶、环保、科学等问题的思考。

上述几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断头台》极具独创性的立体多维、循环往复、多重对照的拱门结构艺术，发展和推进了托尔斯泰的拱门艺术结构，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了当代社会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并提出了解救的方法。

（二）出色的叙事技巧

与此同时，《断头台》相应地运用了出色的叙事技巧，使传统叙事和现代叙事有机地融合起来，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叙事视角和倒错的叙事时间。

小说共有阿夫季、鲍斯顿、母狼阿克巴拉三个正面人物，另有格尔申和巴扎尔拜两个反面人物。作家在叙事过程中，一方面灵活地运用全知的第三人称视角讲述故事;另一方面又加以创新，从上述五个人物的视角来感受世界及人和事，有时甚至让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从而使五个人物都成为聚焦者，并且让这些聚焦者不断转换:从阿夫季和鲍斯顿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转到母狼阿克巴拉的内心世界，或者转到格尔申和巴扎尔拜的内心活动。不停变换的聚焦者，使读者能直接通过这些人的眼光来观察故事里的世界，形成了多元化的叙事视角。这种多元化的叙事视角不仅使小说中的事件和人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而且也相当灵活而真实地展示了不同人物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面貌。

小说也运用了倒错的叙事时间。按照正常的物理时间，阿夫季短暂一生中主要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故事时间）应该是:被神学院开除;混入贩毒者中和他们一起去草原采摘大麻;遇到女科研工作者英加;被大麻贩子毒打后掉下火车;被救后又遇英加;第二次去草原找英加时被物色去莫云库梅荒原;死亡。然而，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并非如此。小说从故事中间开始叙述，即把阿夫季在莫云库梅荒原的遭遇突出地摆在阿夫季故事的开端，以造成悬念，吸引读者。此后，才通过阿夫季对过去的倒叙，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展现故事的大背景。而阿夫季的倒叙又是以顺叙展开的，神学院的经历、下决心去草原、与英加的相遇、被毒贩子打下火车、来到莫云库梅荒原等种种或痛苦或幸福的回忆交织穿插在一起，最后聚焦点又回到莫云库梅荒原，继续写阿夫季的不幸遭遇和他的死亡。

（三）假定性的艺术手法

《断头台》继续运用作家早已运用自如的假定性艺术手法，具体表现为自由联想、梦幻、荒诞和象征。

自由联想的典型例子是阿夫季听赞美歌时的心理活动。阿夫季在博物馆听到古代保加利亚教堂的赞美歌时，他感到“仿佛唱出了郁积于我心头而一直没有机会发泄出来的痛苦、忧虑和狂热”。他完全被折服，倾心入迷了。在万分激动中，他浮想联翩，进入自由联想。他回想起了自己幼年时代母亲的关切和爱抚，又联想到他所读过的《六个和第七个》那篇短篇小说的含义。

梦幻和荒诞的典型表现则是阿夫季被贩毒分子从飞驰的列车上扔下来重伤时的谵妄心理。首先是作家用充满同情的口气说:“那个不肯求饶以延长自己生命的人受了重伤躺在路基旁边的沟里……他这样不顾自己，放弃了保全自己的机会究竟值得不值得呢?”于是作家由此联想到宁死也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的耶稣，至死也不向恶势力求饶的耶稣，接着便是阿夫季在昏迷中的梦幻情景。阿夫季穿越时空，来到了耶路撒冷和城外的客西马尼。他希望在客西马尼找到在花园里祷告的耶稣和门徒们。但是他失望了，因为犹大把夫子出卖了，他被抓住，带走了。只有他一个人惶恐不安地在城里游逛，一边在想:夫子在哪里，现在他怎么样了?后来他忽然想起，现在去救夫子还为时不晚，他开始敲窗户，敲路上遇到的所有窗户:“起来吧，人们，灾难临头了!趁着还有时间，我们去救夫子!”阿夫季还游逛了耶路撒冷的市场，在人群中听到了关于耶稣的各种议论。他的梦幻不是朦胧的、若隐若现的，他神游耶路撒冷的印象非常清晰。“他感到自己置身于古犹太国，置身于喧闹的人群中间，就好像亲眼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作家通过这类荒诞的、梦幻的手法，揭示了阿夫季这个“新基督”和古代耶稣在思想上的内在联系，并暗示他的结局也将是被推向断头台，被钉上十字架。

值得一提的是，艾特玛托夫是公认的描写动物、刻画动物心理的高手。《断头台》中狼的形象，尤其母狼阿克巴拉形象，其行动、心理都塑造得十分成功。的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动物形象的塑造成为艾特玛托夫创作的一大特色。在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中，这些动物不但大多有自己的名字，而且也往往被当作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它们身上同样渗入了作家的深沉思考，也被赋予了更广博的内涵。其中有的是以图腾崇拜物而出现的，如《白轮船》中的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就寄托了艾特玛托夫所在民族对动物图腾的推崇，以及对图腾背后所蕴藏的对深层生命意义的理解。也有的动物形象是用以表现人类命运、传达作家复杂的悲剧意识的，如骏马古利萨雷的形象。马是人生苦难、磨难的象征形象，是作家感知和认知人类生命的负载体，是主人塔纳巴伊的性格与命运的象征物。而艾特玛托夫塑造得最有感情、最富于人性的动物形象莫过于《断头台》中的母狼阿克巴拉。艾特玛托夫赋予动物浓厚的人性色彩，并没有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来判断它们的好坏。而对动物的这种描写，又是与作家对整个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相联系的。总之，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动物超越了形象本身，具有了一种象征意味，获得了一种象外之意，并通过动物的一幕幕悲剧，表达了他对人类和自然以及动物关系的深刻焦虑与思考，尤其是生动的动物形象与理想色彩浓郁的人物形象相互辉映，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题旨和哲理因素。

参考文献

《艾特玛托夫小说选》，（上中下），力冈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1986。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崩塌的山岳》，谷兴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冯加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张会森、宗玉才、王育伦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韩捷进:《艾特玛托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史锦秀:《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1]假定性手法，又称假定性形式，是苏联文艺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指不以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非写实的艺术形式，包括象征、寓意、神话、变形、怪诞、魔幻等。

[2]参见《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全集》，中卷，顾蕴璞等译，9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汪树东的《全球化时代精神与生态的双重危机——论艾特玛托夫〈崩塌的山岳〉的叙事伦理》（载《俄罗斯文艺》2011年第4期），对这部长篇小说有颇为系统、深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