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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帕斯捷尔纳克 真诚勇敢的文学大师02(第2页)

有人认为,小说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手法,成就不高。他们指出,读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除了日瓦戈和拉拉的曲折爱情故事外并没有什么令人震撼的东西。从主题上看,小说通过日瓦戈医生一生的命运,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的种种遭遇,反映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从叙事上看,事件叙述结构陈旧,头绪繁多,几乎完全采用了传统手法;从情节上看,牵强而拖沓:主人公的相遇,都巧合似的赶在了作者需要的时候,事态的发展也完全按照作者个人的意愿;就主人公形象而言,如果习惯了传统的英雄主义作品,那么日瓦戈无疑是一个渺小、软弱、遇事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他不是革命的斗士,从未与邪恶势力展开正面交锋,既不能保护家人,也不能救助心爱的人。

也有人认为,《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诗歌与散文创作的总结。

在《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一书中,伯林称《日瓦戈医生》是“诗篇”,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是一个“写诗的时候是写诗,写散文的时候也是写诗”的作家。有人由此深化开去,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分析法已容纳不了这部小说,原因在于这是一部可归之为“诗化小说”的作品,具体表现在它强烈的抒情性和独特的自传性上。小说仿佛是以第三人称写成的抒情诗,且抒情内涵有一定的抽象性与概括性。日瓦戈在作者的笔下获得了文艺复兴式的广博知识,他是个出色的医生,同时还是诗人、学者;他对现实生活的诗意感受,对社会变革与日常生活的敏感,他的创作**以及艺术气质,在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但同时,日瓦戈是小说的主人公,具有完整、独特的性格,他的人生经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与抒情诗的建构原则相去甚远,抒情诗不以塑造完整的性格与人生故事为目的。但这正好是小说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其“诗化小说”的特点。

自传性则主要表现在《日瓦戈医生》是一部独特的“心灵自传”上。自传性作品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后者必须尊重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与事实,其价值一般首先体现在伦理方面,而自传性作品则首先在审美方面。从作者真实的人生经历看,他与主人公没有相同之处,但作者却把七十年的人生感受浓缩在了日瓦戈不到四十年的短暂人生中,通过这个形象抒发出自己的生命感悟。这个生命感悟其实也是小说关于个人与历史关系的主题所在。对个人来说,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在事件中选择了怎样的立场。作者看待历史事件的视角是以永恒为出发点的:如何在事件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和精神面貌,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日瓦戈为保持这种本色,极力退出战争游戏,不想加入红白两个阵营的任何一方。对人与历史关系的这种理解,可追溯到“上帝受难”的基督教观念:圣徒彼得以剑保护耶稣,耶稣却说:“争执不该刀剑解决。人,收起你的剑。”否定用武力解决矛盾,否定刀剑在真理中的作用,这正是帕斯捷尔纳克借助日瓦戈之口对重大历史事件做出的评价。

我们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帕斯捷尔纳克突出而集中地体现了自己晚年的艺术追求。为了表达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人在历史中的生存这一主题,尤其是为了突出偶然性对人和历史的影响,他继承了传统的写法,又超越了传统的写法,把抒情、叙事、议论完美地结合起来,同时以诗歌的象征、抒情和深邃的哲理思考大大提升、改造了小说,使情节场景化,以一个个各自独立而又有着内在联系的跳跃的场景构成全篇,并让主人公日瓦戈写作的诗歌、札记构成小说的深层情节线索,语言也是富于形象性和抒情性的诗化语言,从而使长篇小说抒情诗化,成为一部表面平淡无奇实际上有着低沉悲怆旋律的关于人类在历史中生存的独特而严谨的抒情史诗。因此,这部小说的总体艺术特色可概括为诗化小说,大约包括独特的结构、出色的象征、诗化的语言三个方面。

第一,独特的结构。马克·斯洛宁指出,小说“是以一系列场景、对话、描绘和思考作为结构的,共分十七个部分;它故意避免心理分析……它还打破了那种经过精心构思的‘流畅叙事’的传统……既有启示性、又是现实主义的,既有象征性、又是印象主义的,既支离破碎、又是高度统一的……它把独特的戏剧性事件和抒情的语句、简单的词汇和复杂的感情、诗人的幻想和深奥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总体来看,小说有点类似于奏鸣曲式的情节结构。小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至第十五章,分别以日瓦戈和拉拉的生活为主题,组成二重奏,叙述纷乱的过去生活,时间跨度从1905年到1929年;第二部分是第十六章,是上述二重奏主旋律的尾声,表达日瓦戈对“圣城”莫斯科和世界的祝福,并通过日瓦戈和拉拉的女儿妲妮娅(一译塔尼亚)表现他的心灵自由之歌;第三部分是第十七章《日瓦戈的诗》,全都是日瓦戈歌颂爱和救赎的抒情诗,对日瓦戈医生的内心世界进行了补充和深化,这独特的一章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最强音,进一步展示了日瓦戈丰富的内心世界。

小说的独特结构,更具体地表现在首先使场景情景化,书中的情节由许多场景连缀而成,场景本身就容易造成一种凝滞,从而使节奏慢了下来。一个个的场景和由此所带来的空白像一个个平静的叙事流,缓慢地流动着。较慢的叙述节奏固然没有玄机四伏、扣人心弦的效果,却是一种思考的节奏和沉淀诗意的节奏。然后,把跳动的散珠似的、看似相互独立实际上又有内在的诗意逻辑和联系的场景,与思考的节奏、大量的对话等缓慢的叙述节奏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较好地展示了外在动**不已的社会风云,又巧妙地以此表现了主人公的深沉思考和诗意感受,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与此同时,又通过某些象征贯穿全书(详后),使之成为有序的整体,形成小说既跳跃又严谨的结构,具有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背景和奏鸣曲式的结构。

第二,出色的象征。小说大量而出色地运用了象征手法,使用了许多意义深刻的象征意象,如光(蜡烛)、花楸树、密林、狼、暴风雪等,它们生动形象、含蓄蕴藉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暗示了人物的命运,揭示了人物的精神追求。有些意象的象征意义比较明显,如光蜡烛、花楸树、暴风雪等意象;有些则相对隐晦,如名字、密林、沟谷等意象。这些意象的象征意义对于表现作品主题作用很大,无论是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象征,还是对人物形象精神追求的象征,都非常准确、恰到好处。一些意象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还构成了不同的象征主题,如象征死亡、新生以及革命的主题等。这些象征主题看起来似乎繁杂无序、互无关系,但是实际上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小说主题的统领下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更重要的是,一些象征意象还具有结构功能,使一系列跳跃式或散珠式的场景连成一体,从而把作品构成一个内在完整、严谨的结构,如烛光在小说中三次出现,每次都和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密切相关,预示他们爱情的即将开始、出现波折乃至灵魂相通,并贯穿了小说的全文,从而具有了重要的结构功能。

《日瓦戈医生》中最主要的一条情节线索就是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故事。而贯穿这一情节线索,并在整个爱情故事中起着主要结构功能的象征意象就是烛光。“烛光”在小说中一共出现过三次,而每一次出现都和拉拉与日瓦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烛光的每一次出现都预示着他们的爱情和命运将出现重大转折。

烛光第一次出现是在年轻的日瓦戈去参加斯文季茨基家舞会的路上,他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拉拉窗前的这一烛光正是象征着通向光明之路的光,它在“凝视着”“等待着”日瓦戈,指引他去寻找他的“永恒之爱”;这烛光也使拉拉下定决心告别过去,走向“新生”。烛光使这个“来自另一个圈子的姑娘”,与原本素不相识的日瓦戈,开始心灵相通,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们日后的相爱。自此,“光”这个象征意象犹如一条隐秘的线,贯串着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故事始终。

烛光的第二次出现:“夜已经很深了。不时剪去灯花的灯捻,噼噼啪啪地燃得更旺了,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火苗又渐渐缩小,屋里也变得黑暗了。”“此时的烛光火苗开始缩小,周围变得黑暗。不只是烛光,月光也开始暗淡起来:而新月仍然悬挂在仓库上,说发光又不那么发光,说照耀又不那么照耀。”这暗淡的烛光和月光意味着曾经照亮日瓦戈和拉拉生命、指引他们奔向光明的光已经开始暗淡,甚至消失,预示着他们的爱情将遇到障碍。果然,拉拉随后轻信科马罗夫斯基,做出了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离开了日瓦戈,与科马罗夫斯基远赴远东,从此开始了另一段悲惨的命运。而日瓦戈在轻易放弃拉拉后,也放弃了对尘世生活的追求,生活对他而言已毫无意义。

烛光第三次出现:“于是她尽量回忆,想回想起圣诞节她同帕沙的谈话,但除了窗台上的那支蜡烛,还有它周围玻璃上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什么也回想不起来……她怎么能想到,躺在桌子上的死者驱车从街上经过时看见这个窗孔,注意到窗台上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日瓦戈虽已死去,但此时烛光在拉拉回忆中再现。拉拉曾亲切地称日瓦戈为“小蜡烛”,在她看来,烛光就是日瓦戈的生命。拉拉回忆中的烛光依然柔和、明亮,这说明被光照耀着的通往光明、新生的路再次朝日瓦戈与拉拉敞开。日瓦戈与拉拉虽一死一生,但他们的灵魂再次相通:“我们又在一起了,尤罗奇卡。上帝再次让我们重逢……这又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方式了。你的离开,我的结束。又有某种巨大的、无法取代的东西。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上帝让他们再次重逢,此时他们的灵魂已完全融合在一起,获得了永久的新生,他们的爱情也从此永存世间。

当然,他们的新生不仅是精神上的,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延续,这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妲妮娅。至此,两人的爱情故事已结束,小说已是尾声。但光的象征并没有结束,在小说的诗歌部分中又反复出现。作家在写作中如此运用光的象征,不仅充分显示出了日瓦戈的生命之光的永恒,也使小说的情节线索更加连贯,整体结构更加紧凑。此外,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和象征主题、暴风雪的意象和象征主题,对小说整体而言也有着一定的结构功能的作用。

小说的主人公日瓦戈和拉拉也富于象征意义。

日瓦戈就像耶稣,他走过的是一条负载着十字架、探寻真理探寻生命的真谛的痛苦道路。上帝之子基督为了传播福音到处流浪漂泊、居无定所,他为了使人类有罪的灵魂得到救赎,遭受了种种苦难。而日瓦戈不被理解,游离在世事之外,忍受着穷困的生活,面对着荒凉的大地,他有如基督耶稣传道的执着和对上帝的忠诚般苦苦探寻真理,探寻生命的真谛。他最后也像基督那样在充满敌意的、冷淡的环境中死去。他的一生都是在沿着耶稣走过的道路前行。

拉拉是一个具有非凡魅力和极富诗意的女性形象,她的内心同她的外貌一样,无比美好。拉拉既是生活在20世纪前30年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独特心灵的俄罗斯妇女形象,又在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祖国的形象,是圣母马利亚的象征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是“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女性的象征”,是“俄罗斯大地母亲的象征”和文化与文明的象征。

圣经中童贞女马利亚怀孕生出耶稣之后仍然是贞洁的,可见,作为圣母,马利亚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女人。而拉拉这一人物形象刚一出现在小说中,作家就为她定性:“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这是一个把她视同“圣母”般的形象定位。“抹大拉的马利亚”表现为:当我们深入解读小说所附的诗集中题名为《忏悔的女人》的两首诗,再与小说散文中描写拉拉的内容相对照时,就会有这样的发现:《忏悔的女人》以圣经中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故事为基本情节,描述了这个堕落的女人的忏悔、救赎、感恩之路。而拉拉走过的路与马利亚的经历又是惊人的相似:拉拉受科马罗夫斯基引诱而堕落,心灵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无时无刻不在忏悔。随后,拉拉遇到日瓦戈,她的心灵被救赎,精神上获得永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拉形象的象征原型应是圣经中抹大拉的马利亚。

日瓦戈眼中的拉拉同样也如同俄罗斯大地母亲一样,对于日瓦戈来说,拉拉不仅仅是俄罗斯大地母亲的象征,她还是哺育日瓦戈精神的母亲的象征。在日瓦戈对拉拉的依恋中,包含了寻求生命价值、寻求精神归宿的渴望。如果说暴力使人陷入凶恶、趋向死亡,那么帕斯捷尔纳克通过拉拉,又塑起了一尊生命之神……拉拉,既是日瓦戈的精神母亲,又是受尽苦难的俄罗斯母亲的象征,她孕育了俄罗斯大地上的一切生命。如果说日瓦戈是耶稣形象的象征,那么,拉拉就是哺育“耶稣”——日瓦戈的“圣母”,是俄罗斯大地的“圣母”。

小说中的象征还往往构成多重象征:如拉拉和其丈夫斯特列里尼科夫都具有双重的象征性。拉拉既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象征,又是俄罗斯大地之母和圣母的象征。而斯特列里尼科夫对于拉拉而言,同时扮演着拯救者与毁灭者的角色,具有“拯救者”与“毁灭者”的双重象征意义。在拉拉受到科马罗夫斯基奸污、忍受其折磨时,他是拯救她的“天使”,把她从魔爪中解救出来;而当拉拉沉浸于幸福之中时,这个“天使”又转变成了近似于魔鬼的“毁灭者”,他狠心地离开拉拉,使拉拉再次陷入痛苦之中。小说中的自然现象也都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如:暴风雪在小说中不仅象征着灾难,同时也是革命风暴的象征;狼在小说中不仅是危险、死亡的象征,同时也是自由的象征。离开莫斯科去瓦雷金诺的铁路,象征着希望、生存;革命运动中的铁路,又是动**不安的象征;日瓦戈如“民间传说中探求真理的人”返回莫斯科时走过的铁路,则是死亡与恐怖的象征。

此外,小说的又一突出特点是:抒情、叙事、议论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奠定的俄国小说的传统特点,经果戈理、托尔斯泰等发扬光大,递相传承,很有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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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帕斯捷尔纳克》,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

冯玉芝:《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胡传胜:《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姜丽娜:《〈日瓦戈医生〉的象征性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

[俄]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蓝英年、陈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全集》,(上中下),顾蕴璞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俄]帕斯捷尔纳克:《追寻——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安然、高韧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张晓东:《生命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最初的体验——帕斯捷尔纳克中短篇小说集》,汪介之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冯玉芝认为:“平淡无奇在帕斯捷尔纳克(晚期)的诗歌世界中就是一种手法……帕斯捷尔纳克向20世纪诗歌史中注入的第一个元素就是想象力,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平淡无奇已经成为一种手法,成为伟大诗歌的载体”,不过这种平淡无奇,“不仅有含义深远的哲理意境,更有普希金和丘特切夫的简单与澄明”。参见冯玉芝:《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研究》,24~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而不少批评者认为《日瓦戈医生》相当平淡无奇,除了日瓦戈和拉拉的曲折爱情故事外并没有什么令人震撼的东西,甚至艺术手法传统而陈旧,这说明平淡无奇是帕氏晚年在诗歌和小说方面有意而突出的艺术追求。

[3]马克·斯洛宁指出:“他对生活怀着异教徒式的狂喜,以泛神论的态度热爱大自然,又具有基督教徒的灵性和博爱,这就是他的整个人生观”,参见[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浦立民、刘峰译,23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由此可见,帕氏的基督信仰只是审美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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