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十三讲 布尔加科夫 幽默的荒诞作家（第1页）

第十三讲布尔加科夫:幽默的荒诞作家

布尔加科夫是俄国现代文学中难得的一位幽默的荒诞作家，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使人称其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始祖，其实，他比魔幻现实主义更多一份苦涩的幽默。

一、用幽默的怪诞、荒诞揭示怪诞、荒诞的现实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1891年5月15日生于基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家庭七个子女中的长子，祖父、外祖父都是俄国东正教的牧师，父亲是基辅神学院的一名讲师，主要从事古代历史和西欧宗教的研究，后来由于工作出色，晋升为神学博士、教授。母亲瓦尔瓦拉曾是女子中学教师。父母组成了一个祥和、民主、好学、自尊、热爱艺术、追求真理、崇尚思考、鄙薄媚世、不畏权势、淡泊名利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布尔加科夫自幼对文学、音乐、历史、基督教很感兴趣，并且七岁就创作了第一个短篇笑话《斯维特兰娜的奇遇》。1901年进入当时著名的亚历山大第一中学读书，受不少一流教师的影响，开始对人文科学感兴趣，阅读了大量俄国和世界文学名著。1909年至1916年期间，他就读于基辅大学医学系，毕业后还没拿到证书，便作为红十字志愿者奔赴俄德战场西南前线。1916年从前线被派往斯摩棱斯克省偏僻的斯科尔斯克乡村医院，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后转至县城，在维亚济马市迎接了十月革命。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他所见到的俄国社会从上到下、形形色色的愚昧无知使他震撼，也使他后来下定决心弃医从文试图唤醒全民的觉醒。与此同时，他与塔霞的恋爱和婚姻遭到母亲的强力干涉。温玉霞指出，母亲对他来说就是家庭生活中“强权”的表现者，母亲对他婚姻的干涉，就是对他个人权利的压制，这可以说是布尔加科夫早期创作中“个人与权力”关系主题的来源。20年代中期以后，布尔加科夫经受了个人创作磨难，将家庭的这种“个人与权力”的关系在创作中扩展为“作家与政权”“艺术与权力”的关系。在与母亲发生的冲突、争吵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个人与权力”关系的微妙，他极力要摆脱母亲的强权控制，要求身心自由，以致在30年代创作的剧本中将“艺术与权力”的关系提到首位。布尔加科夫通过撰写一系列莫里哀生平和普希金生平的历史剧本，隐晦地表达了政府不应过多干涉艺术，应该尊重艺术家的自由，并给艺术家创作以充分的空间。

1918年，他回到基辅开业行医，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1919年，他被邓尼金分子裹胁到北高加索，被征入邓尼金的志愿军当医生，并开始在北高加索报纸上发表作品。他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白军，在内战结束后，除了米哈伊尔以外，都流落到巴黎。

1920年，布尔加科夫毅然放弃医学投身文学。1921年，他几经辗转，身无分文地来到莫斯科并试图留下来发展。在莫斯科，他为许多报纸撰稿，但固定的服务单位是铁路工人的报纸《汽笛报》。在《汽笛报》报社，他结识了许多有威望的人。1922年至1923年间，布尔加科夫有许多小品文、特写和短篇小说不断见报，还发表了中篇自传体小说《袖口手记》的片断。20年代中期，他开始喜欢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并写了一些带有科幻风格的小说。

1923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恶魔纪》（一译《魔障》《魔鬼》）和中篇小说《不祥的蛋》《狗心》（1987年才在苏联发表），讽刺现实中的反常现象，引起文坛注意。在这三年里，布尔加科夫先后创作了大量小品和篇幅长短不等的小说，确立了自己在苏联文坛的文学地位。《红色王冠》《狗心》《不祥的蛋》都是此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同期，他还根据自己在1916年到1919年间当战地医生的经验，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集《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

1925年，《俄罗斯》杂志刊载了长篇小说《白卫军》的前几章，后来杂志停办，使读者没能看到小说的结尾（1927年至1929年读者才得以见到《白卫军》的全貌，在苏联出版则是1966年的事了）。不久，布尔加科夫将小说《白卫军》改写为戏剧《图尔宾一家的生活》（一译《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并且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创作。1926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话剧《图尔宾一家的生活》，为作家带来了一定的声誉和短暂的好运，并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称该剧“显示了布尔什维克无坚不摧的力量”。

从1927年开始，他被批评为作品严重反对苏维埃，作品在一片谩骂声中被禁演。到1929年，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创作、改编的许多剧本都被禁止上演。1930年3月28日，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在十年文学生涯里舆论界关于其创作的301条评论中:“赞扬的有3篇，恶意辱骂的有298篇。”两天后他又致信斯大林:“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文艺旷野上唯一一匹文学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他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后来，在斯大林的干预和安排下，布尔加科夫做了剧院的助理导演，但创作上被迫沉默。这令作家难以忍受，不过他仍然笔耕不辍，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因此，他悄悄地潜心创作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小说几乎是从192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0年2月，到作家逝世前一个月才结束，其间八易其稿。但是，直到作家离开这个世界，这部作品也没有和世人见面。1940年3月10日，年仅39岁的布尔加科夫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布尔加科夫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9—1922），主要是练笔、探索时期，创作了一系列在报刊上发表的小品文、散文和短篇小说，如特写《在第三国际城市学校》《顶楼上的小鸟》，短篇小说《漂泊的艺术家》《车轮上的广场——天才公民波罗苏欣的日记》等。温玉霞认为，在这些散文和短篇小说中，布尔加科夫以大家关心的事件为题，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住房、失业、贫穷、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妄自菲薄、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一真实地展示出来，“真实而细致的描写”成为其此时期创作的基本风格。正是在这些采访报道、城市生活的特写、报纸上的杂文的基础上，布尔加科夫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他不仅具有一名记者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力，关注生活、住宅、家园、街道，记录每天所发生的事件，而且也具有一名艺术家对声、色、味合理搭配的鉴赏力、组织力。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是短篇小说集《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短篇小说《红色王冠》、中篇小说《袖口手记》。

《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1917—1921）包括八个短篇小说:《公鸡绣花巾》《胎身倒转术》《铁喉管》《大风雪》《黑暗之灾》《失去的眼珠》《星状疹》《吗啡》，基本上以作家本人行医多年的生活为素材。温玉霞指出，在这部小说集中，作家全神贯注于日常生活中的特殊事件，讲述了在贫穷落后的偏远地方，知识分子忍受着孤独、寂寞，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与黑暗、盲从、愚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指出医生的职责不仅仅在救死扶伤，而且承载着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启发和教育人民，给人民带来光明和幸福。医务工作者应该勤奋好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顽强奋斗，拥有自信、善良、热心、责任感，应有良好的医德以及对事业执着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沉着冷静地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努力争取事业的成功，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作家通过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对人民所履行的职责、所承载的拯救和教育使命，表明知识分子在建立个人功勋时，始终与社会、与“责任”紧密相连，这首次表现了“知识分子”与“责任”的主题。

《红色王冠》（一译《红色冠冕》，1922）写一位记者因为目睹一个布尔什维克、头戴红色王冠的工人被白军吊死在灯柱上，而为自己亲自送去当红军的弟弟忧心如焚，得了幻想病，每天都在睡梦中梦见自己到部队里找弟弟，而弟弟已中弹躺在医院里死了。谢周认为，短篇小说不但涉及战争与家园的冲突，而且也涉及知识分子在内战中的作用、责任及道德良心问题，正如索科洛夫谈到该小说时所指出:“布尔加科夫认为，反对暴力——这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我们认为，小说较早反映战争对人精神的伤害，在艺术上也较早运用了梦幻手法。

《袖口手记》（一译《袖口上的日记》，1922）是一部自传体日记体小说，情节平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主人公1920年2月至1921年8月在高加索和巴统的军医生活，第二部分描写其1921年秋在莫斯科的文学生活。“我”曾在高加索当军医，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和贫困、苦难的折磨，后逃离战争，回到莫斯科，准备当作家，因而到作家协会工作，没有住房，也没有钱买必要的生活用品，贫困不堪。“我”只好在梦中尽情漫游:梦见了列夫·托尔斯泰，梦见自己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奋斗;作家协会由一个老头、一个年轻人和“我”三人组成，关系冷漠，办事效率极低。“我”只能干一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如收集信息、订阅和发送报纸等。尽管“我”辛勤工作，但收入却很少，而且工资经常被拖欠。神秘的办公室及其工作人员在“我”的视线里不停地穿梭、消失、再现。小说中，“我”的梦境中发生的荒唐事件，暗示“我”生活在一个荒诞不经的社会中，荒诞的社会又造成人行为的荒诞。作家通过“我”的梦将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交叉，二者同时又形成鲜明对比。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我”再多的付出和努力只能让自己苟且偷生，只有在“梦幻”的世界中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梦”成为怪诞艺术的表现手段，作家借“梦”叙述或评价一件事，“梦”在构思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作家讽刺社会的重要方式和工具（温玉霞）。

第二时期（1923—1927），是其风格形成时期，这个阶段形成了他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既有以写实为主同时间杂梦幻、内心独白的《白卫军》，又有凭荒诞、戏仿、讽刺等构成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如《恶魔纪》《不祥的蛋》《狗心》，还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剧本。其中，《恶魔纪》（1925，详后）、《白卫军》（1923—1924）颇为重要。

《白卫军》以编年史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白卫军军官一家的遭遇和命运。基辅城图尔宾家的母亲去世了，大儿子阿列克谢、小儿子尼科尔卡、女儿叶莲娜都十分悲伤。这时，德国人支持的白卫军、乌克兰共和军彼得留拉分子、苏联红军三方开始争夺基辅。首先，是白卫军和共和军发生了激战。阿列克谢参加了白军，当了一名军医，尼科尔卡则是白军军校的士官生。他们的朋友陆军中尉维克多·梅什拉耶夫斯基、近卫军骑兵团中尉列昂尼德·舍尔文斯基等都卷入了这场战争。白卫军在战斗中失败，纳斯-图尔斯上校为掩护士官生安全撤离而牺牲，尼科尔卡死里逃生后，设法找到了上校的家属，并帮着掩埋了上校的尸体。阿列克谢在战斗中身受重伤，被尤利娅·列伊斯救出，并送回家中。而叶莲娜的丈夫塔尔贝格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扔下她逃到了德国。失败后的白卫军军官梅什拉耶夫斯基、舍尔文斯基等不愿逃离祖国，和尼科尔卡、阿列克谢以及他们那来自外地的堂兄拉里翁齐聚在图尔宾家里。在叶莲娜的祈祷下，重伤后又染上重病的阿列克谢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所有活着的人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布尔加科夫采用写实笔法写人叙事，运用“梦”中套“梦”的意识流手法，展示图尔宾一家在战争中经历的事件:死亡的威胁、战争的恐惧、精神的折磨和痛苦，真实地表达了白卫军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战争的评价，再现他们心态变化的过程。以失利的白卫军军官和士兵的逃亡，逃亡中慌张、惊恐的心理变化为基点，表现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及俄罗斯国家的命运;通过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悲伤，展示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不可回避的精神痛苦。作品通过图尔宾一家的命运，间接地批评了暴力革命带给人民的灾难，一方面暴露白卫军内部的丑陋、腐朽，另一方面也表达进行革命的必要，既反映作者对革命的心情，也承认白卫军必将灭亡的结局（温玉霞）。

第三时期（1928—1940），多样风格与独具特色的稳定扩展阶段，一方面继续深化、扩展“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了最辉煌的作品《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以写实为主、借用历史创作反映艺术与权力的《莫里哀》等作品，另一方面还创作了歌颂斯大林的作品《巴统》。

温玉霞指出，布尔加科夫将现实生活和虚构的魔幻世界巧妙地结合起来，通过神秘、荒诞、怪诞、黑色幽默和讽刺等艺术手法，将时间、空间、人与事件巧妙地交会成生动的图景，从而显现出“布尔加科夫式的斯摩棱斯克”“布尔加科夫式的基辅”“布尔加科夫式的莫斯科”。他既创作写实的特写、诙谐幽默的小品文、讽刺性的杂文，又写情节荒诞、人物形象独特的小说，进而使自己的创作风格绰约多姿，又有荒诞、讽刺的主色调。

总体来看，布尔加科夫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白卫军》（1923—1925）、《大师和玛格丽特》（1928—1940），短篇小说《乞乞科夫的奇异经历》（1922），中篇小说《红岛》（1924）、《恶魔纪》（1924）、《不祥的蛋》（1925）、《狗心》（1925），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1926）、《卓依卡的住宅》（1926）、《逃亡》（1928）、《红色的岛屿》（1928）、《莫里哀》（1928）、《亚当和夏娃》（1931）、《最后的日子》（1940）。

最能代表布尔加科夫创作成就和特色的，是他的小说（其戏剧也有不俗成就，限于篇幅，此处不赘，可参见周湘鲁:《与时代对话:米·布尔加科夫戏剧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一般认为，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特点是魔幻现实主义，在奇丽幻想铸就的怪诞诡谲的虚幻现实中，让深刻的哲理内涵与惊人的艺术技巧结合，真实与虚幻交织，合理与荒诞并列，梦幻与现实融为一体。因为作家曾概括自己的创作特点是“神秘主义黑色”。所谓“黑色”，是指社会现实的某些落后、怪诞甚至荒诞现象以及人们心灵深处的丑恶和弱点，作家对此进行讽刺和揭露，所以他称自己的作品是“讽刺小说”;所谓“神秘主义”则是反映讽刺内容所借助的神秘怪诞乃至荒诞的虚幻现实的艺术形式。由于作家所借助的神秘怪诞荒诞多以魔幻离奇为主，所以这种“神秘主义”实际上是魔幻主义，加之社会批判的思想性特征，布尔加科夫小说的鲜明的艺术个性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尽管“魔幻现实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拉美的一股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尽管“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在他创作的二三十年代还没有出现，但就“借助魔幻来反映现实”这一艺术内旨来说，布尔加科夫的确表现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创作是对“魔幻现实主义”艺术的开拓。为避免套用，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理，但还是换一种说法，认为其从早期到晚期大多数小说的突出特点是面对当时怪诞、荒诞的现实，用幽默的怪诞、荒诞揭示这一怪诞、荒诞的现实。

《乞乞科夫的奇异经历——发生在十个地方的有序幕和尾声的叙事长诗》（一译《乞乞科夫的漫游》）:这个短篇借用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来反映20世纪20年代初的苏联社会生活。“我”梦见《死魂灵》里的各种人物来到了20年代的莫斯科:马尼洛夫穿着黑熊皮皮袄，骑着大熊;诺兹德廖夫坐在谢里凡和彼得鲁斯卡的四轮马车上;还有索巴凯维奇、柯罗博奇卡等。这些复活的死魂灵自由自在地漫游在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参与新经济政策的执行和市场经济的改革，收购现实活人的灵魂，人民的精神和财富是其交易的对象，甚至连与“革命运动”密切相关的农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都成为交易对象，而乞乞科夫是其突出代表。他与各个阶层的活人接触，并且进行各种经济交易，使整个苏联经济变为虚无，而苏联政府的官僚主义则提供了滋生不法行为的土壤。乞乞科夫们大胆、公开地欺骗人民和官员，使得人民的财富变为虚有，使得整个“革命”变为一种没有良心、没有道德的运动。最后，“我”从梦中醒来，发现既没有乞乞科夫，又没有马尼洛夫、诺兹德廖夫等，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果戈理，一天天厮混的生活又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小说借用果戈理《死魂灵》的人物，采用幽默的荒诞手法，把虚幻与现实结合起来，真实地反映了20年代初莫斯科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投机倒把、欺上瞒下、道德沦丧的丑恶社会现象以及官僚们的麻木不仁、收贿受贿。

《红岛》（一译《红色的岛屿》《火红的岛屿》）:这个凡尔纳科幻式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英国勋爵格列纳尔万乘坐战船来到大西洋一个美丽的土人岛上，那里住着红种黑人和土著黑人，过着封建社会的生活，皇帝西济-布济和军事长官基里-库基在统治着海岛。然而，火山爆发，西济和他的大祭司们全被烧死。红种黑人和土著黑人都想当皇帝，双方明争暗斗，最终基里-库基当上了皇帝，并把该岛命名为“红岛”，引起了土著黑人的不满，他们发动了反抗，失败后乞援于英国，英国武装乘势占领了该岛，当该岛发生瘟疫时，英国人害怕传染瘟疫，封闭了该岛，让黑人自生自灭。小说以科幻的方式和讽刺的手法，影射了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外国干涉苏联事件。小说借英国勋爵进攻土著黑人这一虚幻故事影射苏俄历史，借此揭露、批判苏联国内的派别内讧以及互相残杀，预示这种混乱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外国人乘虚而入，国土被侵占的恶果。谢周认为，从《火红的岛屿》开始，致力于讽刺文学的布尔加科夫找到了借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创作讽刺性语言故事的手法。

而更有特色也更加成熟的是20年代中期完成的被称为荒诞、怪异、讽刺、魔幻三部曲的中篇小说《恶魔纪》《不祥的蛋》《狗心》。

《恶魔纪——一对双胞胎怎样害死一个干事的故事》（一译《魔障》《魔鬼记》）:主人公科罗特科夫是中央火柴供应站干事，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单位安安稳稳一直服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火柴供应站无钱发给职工，便让他们销售火柴作为薪水。科罗特科夫上门推销火柴，邻居费多罗夫娜却说这是假火柴，一根也划不着。为了证明真假，他回家赶忙试划了三盒火柴，只有几根能划着，而且还烧伤了他的眼睛，这导致他把新上司的名字“卡利索涅尔”（кальсонер）看成仅有两个字母之差的“**”（кальсоны）一词，并将它写入给大家发工资的文件，于是文件变成了:“全体打字员和女职工可以按时发给战士**。”因此，站长卡利索涅尔毫不留情地开除了他的公职。为了忘却烦恼，他喝了邻居的葡萄酒，可这酒又是销不出去的假酒。在迷迷糊糊中，他变成了一个勇敢坚强的人，大胆地找站长论理，以期说服站长，恢复原职。然而，在站长所处的灰色大楼里，科罗特科夫却仿佛置身于一个魔幻世界:站长卡利索涅尔失去人形，变成了一个巨蛋，他一会在秃头上长出“大波浪”形的头发并跳上楼去，一会又在泛青的下巴上长出垂胸的长胡子并跳到电梯里，一会儿没有脑袋却能说话，一会儿隐身，一会儿又现身……上司的百般变化让科罗特科夫疲于奔命，始终没法追上，没有机会辩解。与此同时，科罗特科夫面前的奇形怪景层出不穷:突然出现的**黑发女人要强吻他，冒出来的老头诬陷他欲图不轨并偷走了他的文件，接着又有一个男孩戏弄他。在大楼里科罗特科夫还遇到许多奇模怪样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给予他同情和帮助，大家只威吓与折磨他。而站长也变成一只长尾巴、毛皮亮闪闪的大黑猫，跟着这群陌生人在走廊里上蹿下跳。这使科罗特科夫的愿望难以实现，最终走投无路，只得跳楼自尽。

扎米亚京认为这部中篇小说“像电影一样，一个接一个转换情节，其幻想根植于日常生活，可以下断语说，这个中篇虽不能说具有非凡的价值，但是它告诉人们，这位作家是能够写出非凡的东西来的”。温玉霞更具体地论述道，小说通过蒙太奇式的手法和幻觉艺术，把政府机关中“小人物”科罗特科夫与社会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揭露、讽刺了国家机关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欺上瞒下、官僚主义等现象。通过干事的幻觉，暴露、剖析了那些虚伪、两面三刀、自私自利官员的真实面目，表现了作家对“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同情。这部作品开了布尔加科夫“恶魔撒旦”主题写作的先河，其中怪魔团伙中拖着长长尾巴的黑猫、**女人，以及没有脑袋却说话的站长的怪诞甚至荒诞，成为后来《大师和玛格丽特》世界中一部分恐怖、阴森的情节。正因为如此，吴泽霖认为这篇小说“是布尔加科夫把辛辣的讽刺笔触、幻想性的怪诞手法和敏锐观察到的莫斯科生活细节融为一体的初步尝试”，“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奠基之作”。

《不祥的蛋》借助一个离奇、怪诞的科幻故事继续巩固和发展他那魔幻、荒诞的艺术手法。

1928年的夏天，苏维埃共和国科斯特罗马省斯捷克洛夫斯克职工街原教堂大司祭家的养鸡场里，一只印度种的凤头鸡吐血而死。次日清晨，小城死鸡的规模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到处都在谈那两个叫人心惊肉跳的词——“瘟疫”。不久，这场鸡瘟横扫了整个苏维埃。几周之后，不知是哪方面的措施发挥了效力，共和国内的鸡瘟已彻底绝迹。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动物学家佩尔西科夫教授刚刚在实验室发现了一道奇特的红光，这是一种能使生命复活、体质增强的红光，被称为“生命之光”。用这种光照射蛙卵，很快就孵出几千条蝌蚪，并异常迅速地长成青蛙。青蛙爬出实验室，占领了整个研究所，立刻就有闻风而至的记者布隆斯基对教授进行采访。尽管佩尔西科夫一再声明他还没有搞清楚这种光线的性质，请求布隆斯基“不要披露这一事件”，但这位记者坚信这种震惊世界的“生命之光”会“引起畜牧业的一场世界性革命”，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改变整个世界，于是将这个消息公布于众。此时苏联为了解决遍及全国的鸡瘟带来的禽肉匮乏，立刻从国外进口新蛋种，红光国营农场场长罗克产生了借助佩尔西科夫发现的“生命之光”在一个月内恢复共和国养鸡业的念头。畜牧委员会对罗克的想法大为赞赏，让罗克带着公文去找佩尔西科夫。罗克手持克里姆林宫的机密公函，到研究所紧急借用红光仪孵蛋，以期恢复因鸡瘟而被扫**一空的养鸡场，复兴苏维埃共和国的养鸡事业。不巧，在运送途中运给动物研究所的爬行动物蛋被错当作母鸡蛋。结果，孵出来的不是小鸡，而是一大群吃人的大型爬行动物。鳄鱼、蟒蛇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孵化了，它们成群结队由西方、西南方、南方朝莫斯科方向进发，一路上产下无数的蛋，又很快孵化出来。它们毁掉了城市，破坏了一切，特种部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部队也无法阻止它们。疯狂的难民排山倒海般逃向莫斯科，莫斯科一片混乱，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生命之光”变成了“死亡之光”。佩尔西科夫和他的助手被惊惶、愤怒的人们乱棍打死，科学实验室也遭到彻底毁坏。最后幸亏一场空前的寒潮拯救了他们:一场突如其来的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在八月的盛夏之日赶到，连续三天，夺去了这些冷血动物以及它们所产下之无数蛋的生命力，消除了灾难。

在这篇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中，布尔加科夫将讽刺、幻想、写实三者巧妙而又自然地融为一体，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既荒诞又真实的画面，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不祥的蛋》写出了无知者滥用科学家发现的神秘的“红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学者指出，“红光”具有象征寓意，象征着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怖世界以及维系那一世界的统治秩序的国家机器，那些狂热的主义和以人民的名义屠杀人民的勾当，同样的象征和隐喻手法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表现尤为明显。温玉霞进而认为，布尔加科夫通过佩尔西科夫教授的科学研究、鸡瘟的蔓延和控制、大批人员的悲惨死亡，试图探讨“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的主题，揭示“知识分子”受“政权”控制的命运。通过表现“知识分子”与“极权政治”建立文明合作关系之理想的破灭，来预示苏联将毁于官僚主义，毁于政府肌体的腐败。“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也成为布尔加科夫30年代创作中主要探讨和表现的主题。

《狗心》再次用怪诞的故事、科学幻想的形式，揭露荒诞的苏联现实。

老知识分子、莫斯科著名的医学教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多年专注于优生学问题的研究。有一天，他通过外科手术进行“恢复青春”实验，将一个几小时前因酗酒而死于酒馆斗殴的青年流氓无产者——23岁的克里姆·丘贡金的脑垂体与睾丸移植到一条四处流浪的癞皮狗身上。出乎意料的是，这条名叫沙里克的狗变成了人，于是教授给他取名为沙里科夫。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非但不因这个史无前例的医学史上的奇迹感到兴高采烈，反而忧心忡忡。因为这个“实验室生物”继承了克里姆的全部不良习性:野蛮、粗暴、无知、无耻、贪婪、酗酒、偷窃、好色、撒谎、诬陷、告密，能熟练地骂街头脏话，还很快就在房管主任施妄德尔的教唆下变得不可理喻，随时会对任何一个人采取措施，并往往打着“革命”的政治旗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心肠软，他不计较这位沙里科夫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和灾难，只觉得他可怜，因为他毕竟是条狗。但沙里科夫却步步紧逼，当他当上清除流窜动物科科长时，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并利用科长的职权投机谋私，牟取暴利。他还谎称自己是红军指挥员，在战斗中受了伤，骗取了女打字员的信任和爱情。当他的恶劣行为受到教授阻止时，他竟恩将仇报，颠倒是非，诬告教授私藏枪支，发表反革命言论，把“恩格斯著作扔进火炉”，还强令教授的助手从候诊室搬走，改作他的新房……最终，教授忍无可忍，不得不采用外科手术，把沙里科夫重新变成了癞皮狗沙里克。

温玉霞认为，《狗心》是一部奇异的作品，它融汇了布尔加科夫对现实生活深入的观察、认识和体验。他在《狗心》中建立了一种医学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理论，成功地运用滑稽、怪诞、荒诞、讽刺、模拟来描述、刻画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借以讽刺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他一方面继承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将社会现实作为表现和批评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又兼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以荒诞、讽刺的手法拟造狗变人的故事，制造黑色幽默的效果，阐发隐藏在现实生活中精辟警示的人生哲理，提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作品既揭露、批判伪科学的荒谬，又揭露、讽刺当时社会的各种陋习，指出官僚主义、徇私舞弊、损人利己、践踏文化、左派幼稚病等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着力进行人道主义道德主题的深刻探索。整部小说因所潜藏的密码、隐含的信息具有神秘的隐喻性，引起读者的宽泛联想和阐释，无论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还是从心理学、医学、精神现象学、审美学等角度解读和探秘，都是令人十分惊异的，都可以使人获得启迪。

另有人指出，布尔加科夫用科幻和荒诞离奇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外貌丑陋、叼着烟卷、穿皮夹克、系花领带、蹬漆皮靴的流氓无产者沙里科夫的形象。沙里科夫一心只想打着“无产阶级”的金字招牌为非作歹，捞取实惠。他的主要兴趣不是如何为新社会创造财富，做出贡献，而是贪婪地索取和享受。绝望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得不做一次还原手术，使这条狗回复成动物。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失败中，布尔加科夫看到:“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怜悯和仁慈才能改变;恐怖、强制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无论它们是红的、棕的还是白的，都无济于事。”作品讽刺中不乏幽默，荒诞中暗含隐喻，1925年的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正进行得欣欣向荣，而基层的执行者中却有施妄德尔之流对共产主义机械、僵化的扭曲与误解，布尔加科夫想告诉读者，对建设新生活的现实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人的愚昧无知和卑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