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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高尔基 自学成才的伟大作家（第2页）

现实主义作品在早期占有很大的比重，作家对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进行艺术加工，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工人、农民、流浪汉、乞丐、小偷、妓女等底层人物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旧世界的无比仇恨以及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作家曾生活在流浪汉中间，对流浪汉非常熟悉，相当了解，写出了流浪汉们的屈辱与挣扎，苦闷与希求，既未隐瞒他们的弱点和旧习，又显示出他们那掩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因此早期现实主义作品中流浪汉小说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出色，为他赢得了国内国外极大的声誉。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有:《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切尔卡什》（1895）、《马尔华》（1897）、《沦落的人们》（1897）、《因为烦闷无聊》（1898）、《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以及深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赞誉的《草原上》（1897）、《我的旅伴》（1894）等。

《叶美良·皮里雅依》的主人公叶美良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流浪汉，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一天晚上，他潜伏在桥头准备抢劫一个商人，却意外地遇到一个因失恋而想投河自杀的少女。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满怀同情地劝慰她，帮助她恢复了生活的勇气。

《切尔卡什》则塑造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农民加弗里拉两个对立的形象。切尔卡什机智勇敢、讲义气、重人格，加弗里拉则迷信、自私、胆小。他们两人合伙偷盗，加弗里拉畏缩不前，在瓜分赃款时却贪得无厌，企图杀害同伙，独占一切。切尔卡什虽然遭暗算受伤，还是饶恕了他，并把全部金钱轻蔑地扔给了他。切尔卡什认为，尽管自己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了关系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这样忘乎所以”。

《马尔娃》中的女主人公马尔娃在性格上与切尔卡什十分相似，她热爱大海，向往着像海鸥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竭力保持妇女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她鄙视农民的自私，乐于与流浪汉为伍，**不羁，玩世不恭。

在流浪汉小说中，高尔基一方面同情他们的不幸，肯定他们改变现实的合理要求，赞赏他们在精神上高于堕落腐化的资产阶级和自私保守的小市民，歌颂他们重义轻财，豪放不羁，酷爱自由，敢于反抗，有着内在的改变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批评他们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鄙视劳动，具有盲目的破坏性，而且迷恋流浪汉生活。作家清醒地认识到，流浪汉不是改变社会的力量，充其量只是反抗现实的“临时英雄”。

《二十六个和一个》描写在一个监狱般的地窖里，二十六个面包工人像囚犯一样整天从事沉重、乏味的劳动，只有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工每天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欢乐，她是他们心中的太阳，让他们变得纯洁、高尚。可是，一个大兵出身的流浪汉却勾引了她，糟蹋了他们视为神圣美好的东西，二十六个工人只能用咒骂和嘲笑来发泄心中的愤恨。在《因为烦闷无聊》这个著名的短篇小说中，作家更是以朴实、自然的艺术手法，叙说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和其属下的职员，因为烦闷无聊，寻找开心，便以恶作剧来嘲弄厨娘阿琳娜的爱情，逼得这位软弱可怜的女人屈辱难忍，自杀身亡。这个来自日常生活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笼罩着整个俄国的浓厚而沉重的市侩习气。

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的问世，标志着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小说力图通过“一幅现代生活的广阔而内容丰富的画面”，来展示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并通过主人公福马的悲剧性命运，揭示旧俄“黑暗王国”的统治者们对本营垒内部的一颗正直灵魂的扼杀。主人公福马出身于商人暴发户家庭，他的父亲伊格纳特在俄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依靠残酷的手段积累了百万家财，一心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父亲死后，福马由教父、另一位工厂主马雅金负责监督培养，他不断教育福马要懂得“左手拿蜜，右手拿刀”的“生活策略”，并像战场上指挥打战的统帅那样，不择手段去经营事业，以确立自己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然而，耳闻目睹的事实却使福马感到，资产阶级的肮脏事业与人类一切高尚感情不相容。他试图追求一种摆脱金钱桎梏的、自由的生活，产生了“也要自己劳动”的强烈愿望，并以个人孤立无援的反抗来表示叛逆，最后这个完全正常的人竟被认为是危险人物而送进疯人院。契诃夫认为这篇小说中有些地方写得很妙，如果高尔基在此基础上继续好好努力，会成为一个大作家，但也指出了这部小说乃至此后的高尔基作品的不足:“《福马·高尔杰耶夫》写得很平淡，像一篇学位论文。所有的人物说起话来都是一个样子，而且所有人的思考方式也是一样的。所有的人说话都不自然，还很做作，所有的人都有某种隐藏的想法;说话时总是言而不尽，好像还留着点什么东西;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可他们就是有这么一种言而不尽的做派。”

20世纪初，高尔基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三人》（1900）以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生活道路为线索，在更为复杂的矛盾中表现“人与社会的冲突”，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于世纪之交一代青年生活与命运的思考，对影响颇广的“忍耐哲学”作了有力的抨击。1905年革命前后（1900—1907）由于积极参加革命运动，高尔基在创作上也力求创造新的英雄人物，写出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来。1901—1905年，先后写出了剧本《小市民》（1901）、《底层》（1902）等作品。1906年初，高尔基秘密离开俄罗斯到美国，在那里用演讲为布尔什维克党募集经费，同年在美国写成了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

《小市民》通过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一家父子两代的矛盾来展开戏剧冲突。别斯谢苗诺夫是老一代小市民的典型，专横、自私、愚昧、保守，他坚持现行的生活秩序不可改变，竭力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其子彼得是个对社会和家庭有所不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曾因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开除，但他只不过是“做过半小时公民的小市民”，早就对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不已，他开始追求庸俗无聊的安逸生活，最终必然和旧制度旧思想妥协。作家通过父子两代小市民形象，对因循守旧、愚昧保守、庸俗自私的小市民习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剧本中的火车司机尼尔是别斯谢苗诺夫的养子，他热情、乐观、朝气蓬勃，不能容忍寄生虫和小市民主宰社会，响亮地喊出了“谁劳动，谁就是主人”的口号，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必须改变，宣称“不变的行车时刻表是没有的”，并意识到“权利不是给的，权利是争来的”。尼尔既反对老一代小市民的专横保守，也厌恶年青一代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他是高尔基创作的第一个革命无产者形象，也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首次以新的精神面貌出现的工人形象。

《底层》（1902）是高尔基对流浪汉世界将近20年观察的艺术总结，真实地描写了聚集在一家洞穴似的地下室“夜店”里的一群流浪汉的悲惨生活:他们被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折磨得不像人了，但仍然保持着正直、善良的人性。他们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着，渴望能够恢复做人的权利。但残酷的现实却以接二连三的毁灭性的打击，最终粉碎了他们美好的梦想。锁匠克列士奇勤劳诚实，整天埋头干活，不甘心当流浪汉。他的妻子安娜身患重病，无钱医治。妻子死后，他被迫卖掉赖以维生的劳动工具，就连重返正常生活的道路也被无情地切断。小偷贝贝尔希望能做个体面的人，他为了保护心爱的姑娘娜达莎免受糟蹋，失手打死了夜店老板，于是被遣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妓女娜思佳受尽欺凌与**，一心向往纯真的爱情，然而她的浪漫幻想只能使自己陷入无尽的哀愁与忧伤之中。失意潦倒的戏子盼望有个免费医院能治好他的酒精中毒，以便重返舞台演出，但这种医院是不存在的，失望之余他只能上吊自杀。

构成剧本主干的，是这群流浪汉所持有的不同人生态度的对立和矛盾。高尔基通过这些对立与矛盾，向人们揭示了变革社会的不同途径和前景，试图从人生哲学的高度去探讨受苦受难的劳动者的出路问题。游方僧鲁卡奉行安慰主义哲学。他同情人们的苦难，但不相信人的力量能改变黑暗的现实。他以甜蜜的谎言来安慰人，散布不切实际的幻想来麻痹人的神经，以便使人暂时忘却苦难。鲁卡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上的做法，其结果只能使人们继续听任奴役。流浪汉沙金尖锐地揭穿了鲁卡安慰主义哲学的虚幻:“谁居心不良……或是靠榨取别人的血汗过活，谁就需要撒谎……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还有人靠撒谎掩饰自己……谎话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实才是自由人的上帝!”他认为人们不仅要“喂饱肚子”，而且还应当为更崇高的生活目的奋斗，只有维持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才是生活的出路和真理。沙金尊重人，赞美人，维护人的尊严，相信人的力量，是和鲁卡相对立的形象，他大声疾呼:“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只有人，此外的一切——都是他的手和头脑创造出来的!人!这个字多么灿烂光辉啊!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啊!人!一定得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一定得尊重他!”“人，就是真理……人，是伟大的!人有创造一切的力量!”剧本借流浪汉沙金之口，表达了流浪汉们不同于小市民的人生哲学，力求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激发他们变革现实的信心和力量，鼓舞他们去追求真理、反对鄙俗、向着崇高的人生目标奋进。在这个剧本里，高尔基把思想问题、哲学问题提到了首位，创立了新型的社会政治哲学剧。

《底层》最能代表高尔基的戏剧风格，在当时演出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使作家在欧洲赢得了戏剧方面的极大的声誉，是高尔基影响最大的剧作。从艺术上看，该剧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不追求带刺激性的效果，主要通过饱含**和哲理的对话和独白展示人物的心理特点及彼此之间的精神冲突，语言生动凝练，形象可感可闻，充分显示出社会哲理剧的特点。巴辛斯基进而指出:“剧本《底层》是一部很令人惊奇的作品!它既是后来被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发展的现代主义戏剧的开端，同时又是现实主义戏剧的终结。”

《敌人》（一译《仇敌》，1906）第一次描写了向资产阶级正面进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集体，他们进行了自觉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有着共同目标的革命斗争，塑造了共产党人辛佐夫的典型形象，通过一个工厂的工人群众同工厂主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成功地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的团结战斗精神。

《母亲》的主人公母亲尼洛芙娜是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的妻子。米哈伊尔在厂里是个熟练的工人，力气最大，但得的工钱却最少。由于贫困而引起的精神苦闷使他酗酒、打架、揍老婆。后来，他因病死了。儿子巴威尔也是个钳工，也开始走父亲的老路，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总是“头痛、胃痛、脸色苍白、没有精神”。但不久，母亲发现儿子变了，喜欢读书，朴实柔和，还主动帮她做家务，并把书本上学来的道理试图说给母亲听。她的心慢慢亮堂了，觉得儿子在理。每逢周末，在他们家里，常有年轻人秘密聚会。母亲很喜欢这些年轻的革命者，特别是其中的霍霍尔和莎馨卡。霍霍尔帮助母亲提高觉悟，并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尊敬她。巴威尔他们很快办起了报纸，并常在厂里散发传单。不久，宪兵来巴威尔家搜查，并抓走了霍霍尔。

工厂经理要扣工人一戈比去填平沼地，引起工人不满。老工人西佐夫和巴威尔商量，准备发动一次罢工斗争。巴威尔向工人进行鼓动宣传。然后，他又被工人推举为向厂方交涉的代表。但由于工人心不齐，罢工失败了。晚上，宪兵逮捕了巴威尔，这时母亲的恐怖情绪已被憎恨代替了。巴威尔的同志叶戈尔告诉母亲说，他们准备印一批传单到工厂去散发，以便证明以前厂里的传单不是霍霍尔、巴威尔散发的，促使他们早日被释放。母亲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她以替女商人玛利亚送货为名，把传单带进了工厂，散发到工人群众中，迷惑了敌人。不久，霍霍尔、巴威尔都被释放了。

“五一”工人大示威游行开始了。巴威尔、霍霍尔等高举红旗走在最前列，游行队伍高唱《国际歌》，高呼“劳动人民万岁”的口号。军警前来镇压，刺刀在空中晃动。游行队伍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巴威尔高举红旗在前面开道，他以坚定的声音，号召人们“永远向前进”!警察越来越多，队伍被冲散了。以巴威尔为首的几个工人被逮捕。母亲在敌人刺刀下向群众喊道:“我们亲骨肉的儿子，在世界上到处去寻找真理。为了大家，他们在寻找光明的日子。他们希望过真理和正义的生活……他们希望大家都有幸福。”她把游行的红旗从地上拾了起来，暗暗藏在身上，带回家去。

巴威尔被捕后，母亲住在革命者索菲亚家里，她主动要求做革命工作，经常和索菲亚一起长途跋涉到农村去，把禁书、传单带给农民。莎馨卡在城里一家纺织厂当教员，母亲又把宣传品送到她那儿，由她散发给工人群众。

法庭开庭审判巴威尔等被捕工人了。母亲来到法庭，看见巴威尔和同志们个个慷慨激昂，驳斥法庭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巴威尔庄严宣告:“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私有财产制度的敌人，我们认为:将人类只看作使自己发财致富的工具的社会，是违反人道的……我们对于它的道德，虚伪的伪善，绝不妥协……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财产制度，一切生产资料归于人民，全部政权归于人民，劳动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法庭变成了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最后，巴威尔以满怀信心的坚决语调结束演说:“我们工人是一定会胜利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

第二天，革命者把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印成传单。母亲担当起到塔尼亚去送传单的任务。但在一个小车站上，她被暗探发现了。她急中生智，当众把箱子打开，把传单散发给群众，并高声向群众说道:“昨天审判了一批政治犯，里面有个叫符拉索夫的，是我的儿子!他在法庭上讲了话，这就是他演说的稿子!……请你们相信母亲的心，和她的白发，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因为他们要向你们诸位传达真理，所以昨天被判了罪!……这种真理……没人能反抗!……我们一辈子都在劳动里，在污泥里，在欺骗里，一天一天地葬送自己的生命!可是别人却利用我们的血汗来享乐，坐享其成……我们的生活就是黑夜，墨黑的黑夜!”“对啊!”这时宪兵冲进来了，扑上去毒打她。母亲用手抓住门框，两脚硬撑在地上，高声地喊道:“复活了的心，是不会被杀死的!”“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不能扑来的!”“诸位，团结起来!”母亲被捕了。

《母亲》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工业区的“五一”示威游行事件（工人领导人彼得·扎莫洛夫被捕后，在法庭受审时义正词严地谴责了沙皇政府，被判终生流放，母亲安娜·扎莫洛娃在儿子的影响下，也加入了革命行列）和1905年革命经验。小说真实地描写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发展、人民群众觉醒的过程，突出塑造了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巴威尔及其在现实的教育下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尼洛芙娜的形象。作家试图以这部作品从艺术上揭示人改变自身命运、改造社会环境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前景。贯穿小说始终的形象是母亲尼洛芙娜。小说着重描写了这位备受精神欺压、软弱柔顺的普通劳动妇女，如何在时代的感召和先进分子的影响下逐步觉醒、投入社会斗争的过程，意在鼓舞那些尚未摆脱各种心理重负的人们，促进他们的精神觉醒。

《母亲》一度被称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主人公巴威尔和母亲尼洛芙娜的形象概括了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列宁称赞这部小说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指出它对俄国工人“有很大的益处”，十分有益于工人读者由“自发”走向“自觉”。但关于这一作品，至今仍有不同意见。

一派是肯定的，持肯定态度的不仅有苏联学者和众多中国学者，还有西方学者，如特罗亚就认为:“《母亲》取材于1902年发生在索尔莫沃工厂中的一系列事件，高尔基选取他在下诺夫哥罗德居住时了解到的真实人物，作为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和文盲女农民尼洛芙娜的原型。小说以异常有力的笔触展示了一些单纯而粗犷的人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认识过程。工人符拉索夫是逐步摆脱了逆来顺受的品性、接受思想启蒙并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他的母亲尼洛芙娜在明白劳动者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道理后，不顾危险主动要求散发传单。而且，这些劳动者不仅要求改善自身命运，还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希望改变世界的面貌。”中国学者更是总结了小说的突出的艺术特点——在《母亲》中作者运用了多种手法描写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第一，小说有较多的群众场面，而且无论是揭示老一代工人的悲惨命运，还是再现新一代工人的觉醒，都力求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把握现实;第二，侧重从政治生活层面表现人们心灵的复活历程，尤其是在描写母亲时，心理描写占重要的地位，并突出地建立起了尼洛芙娜的视点;第三，注意描写人际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崭新的关系;第四，小说没有回避斗争的严酷和艰巨，但又洋溢着理想主义的**。

另一派是否定的。巴辛斯基认为:“《母亲》是高尔基艺术方面最差，而从精神命运的观点来看又最神秘的作品之一。因此，专家们在把《母亲》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某种崇拜物时犯下了双重错误。”韦建国更具体谈到，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母亲》的研究评价史上，对其政治倾向和思想内容的研究远远超过对其美学价值的艺术分析，一些评论家不但拔高了小说的主题意义，而且还断言《母亲》是高尔基创作“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创作的高峰”，“最重要”“最优秀的代表作”，甚至还得出了在写出《母亲》之后高尔基就从创作顶峰跌落的错误结论。母亲尼洛芙娜及其儿子巴威尔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尼洛芙娜是一个由普通的劳动妇女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典型，巴威尔则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领导者的光辉形象。这两个形象充满理想色彩，同时也表现出了个性不够鲜明的缺陷，相比之下，巴威尔身上的理想色彩更浓，个性几乎湮灭在共性之中，其性格发展好像运动场上的三级跳:“沼地的戈比”事件——“五一劳动节游行”——“法庭斗争”，读者在每一跳之间看不出性格发展上的继承脉络与逻辑关系;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像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刚刚读了几本革命书籍的青年，而像是一个身负阶级解放重任的革命领袖。而且，巴威尔没有养活自己和母亲的生活压力，无论是被捕前还是出狱后，他都可以自由地进出工厂，随意上班或是旷工。工厂没有残酷的剥削场面，监狱里没有严刑拷打，法庭上法官听任他讲完革命道理，喊尽革命口号。巴威尔的讲话口号多于革命道理的分析，对未来理想的描绘大于对现实斗争的叙述，是作家理想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母亲的性格发展较之巴威尔虽更具严谨的逻辑性，也更贴近生活，但也有明显不足:她的语言完全不像出自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家庭妇女之口，而且和儿子所说的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口号化、概念化的语言）。尼洛芙娜同样活动在作者从观念出发而描绘的环境之中，她走遍工厂、农村、监狱，处处向群众发表鼓动性的演说，听众无一不被她的讲演所打动。她也从不为衣食和安全而发愁。母亲置身于其中的一些细节也缺乏现实生活的基础，她参与的狱中同志的越狱行动既顺利又简单，如同儿戏一般。

关于这个时期的特点及高尔基创作的特点，汪介之有颇为全面而精当的总结:这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而后终于被一场凶猛的暴风雨洗涤的时期。人心**，思想活跃，社会动**，一触即发。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渴望行动的气氛，但是历史留给这个民族的精神重负还难以一下子摆脱。就在这个时候，高尔基从社会底层走出来，以“粗鲁的”语言和不可阻挡的锐气，喊出了他所熟知的这个社会层次的全部屈辱和挣扎，苦闷与希求，也显示出他们那隐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他为恶劣的社会环境压抑并扭曲人性、从而使人成为非人的残酷现实所震撼，他以充满着哀号和噩梦、蜕化和堕落、复仇与抗争的生活图画来惊醒人们，他也常常以闪现着亮色的理想图景来抚慰、温暖一颗颗因受伤而干涸的心。他期望能够激励人们起来推翻现存秩序，争得做人的权利。“人应当成为人，也能够成为人!”——这就是这个时期高尔基创作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绚丽夺目的童话故事，还是出手不凡的流浪汉小说，无论是轰动文坛的《海燕之歌》，还是《三人》《福马·高尔杰耶夫》和那本“及时的书”《母亲》，都共同显示出高尔基头16年创作的基本思想指向:社会批判。他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格调高昂，**充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尺幅之中，常有千里之势，起到了如茅盾所说的那种“开风气，振人心”的艺术效应。

总之，高尔基的早期创作，风格多样，色彩绚丽，**充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呈现出以力度与气势取胜的基本格调和刚健明快、激越高亢的总体美感特征，而其基本思想倾向则是社会批判，并以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为目的。

中期创作（1908—1924）: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长期侨居意大利，他集中思考的，是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俄罗斯的命运与前途。1913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俄罗斯。他热情欢呼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却不能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过分的暴力和血腥行动。这一历史巨变引起他深入、系统地思考革命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政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1917—1918）就是这一思索的成果。巴拉诺夫指出:“所有这些文章从头至尾都渗透着焦虑和痛苦。焦虑和痛苦的是革命对生活产生的破坏力会给精神文化、宝贵的社会财富和它的创造者——知识分子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在这个时期，高尔基的重要作品有:《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忏悔》（1908）、《夏天》（1909）和“奥库罗夫三部曲”:《奥库罗夫镇》（1909—1910）、《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崇高的爱》（1912，未完成）等中篇小说，《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罗斯记游》（1912—1917）、《日记片断》（1924）、《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和《在人间》（1913—1916）、《我的大学》（1922—1923）。在这个时期，高尔基在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上述作品中，他从鞭挞专制黑暗势力（《没用人的一生》），讴歌民众意识的觉醒（《夏天》），到试图经由高扬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性，将他们的意志和情绪保持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所需要的高度上（《忏悔》），进而发展到深入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在这一主导意向的统辖下，高尔基在这一时期共完成了六大系列作品，即“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及《罗斯记游》《俄罗斯童话》《日记片断》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