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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 20世纪俄国文学02（第2页）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详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详后）以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28—1940）代表了与官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背离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另类融合（详后）。

阿·托尔斯泰（1883—1945），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20）、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姊妹》（1921）、《一九一八年》（1928）、《阴暗的早晨》（1941），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1930—1945）。《尼基塔的童年》通过小男孩尼基塔9岁至10岁这一年的经历，生动优美地展现了俄国大自然和民间风情的美，童心的美和人性的美。[17]代表作《苦难的历程》最早创作于1921年，后来经过删改和继续创作，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整个三部曲。小说通过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两姊妹卡嘉和达莎，以及工程师捷列金、中尉罗欣四人在战争、革命中的悲欢离合和最终走向革命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说明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只有走向革命、与人民相结合，才能找到真理，走向光明，获得新生，从而写出了知识分子同人民的结合过程。俄国文学史家曾把它与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并称为苏联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三大史诗巨著。

卫国战争（1941—1945年）中，作家们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创作出了大量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反映俄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法西斯斗争。颇有影响的作品，诗歌方面有吉洪诺夫（1896—1979）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阿丽格尔（1915—1992）的长诗《卓娅》（1942）、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2—1945）、西蒙诺夫（1915—1979）的抒情诗《等着我吧》（1942），以及《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的作者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的《复仇者》（1942）、《你好，斯摩棱斯克》（1943）等一系列诗歌;小说方面则有格罗斯曼（1905—1964）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1942）、瓦西里列夫斯卡娅（1905—1964）的中篇小说《虹》（1942）、戈尔巴托夫（1908—1954）的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1943）、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戏剧方面则有柯涅楚克（1905—1972）的《前线》（1942）、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1942）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1946—1948年，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等，狠批反映苏联社会真实情况的作家，并粗暴地点名批判了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著名作家，开除其作家协会会籍，不准发表他们的作品，从而严重伤害了许多作家，大大挫伤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文学界形成了“无冲突论”，强调苏联社会生活中没有矛盾和冲突，只有“好”和“更好”的区别，作家们只能粉饰现实，歌功颂德，歌舞升平，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为极左政策大唱赞歌的作品大量出现，产生了大量像巴巴耶夫斯基（1909—2000）的《金星英雄》（1947—1948）、《阳光普照大地》（1949—1950）这样粉饰现实的小说。当然，还有一些作家依旧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艰难地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都受到严厉批判，作品往往在当时不能发表。

尽管这样，这一时期仍有一些较为不错的文学作品，大多是战争文学，如波列沃伊（1908—1981）的中篇小说《真正的人》（1946），涅克拉索夫（1911—1987）的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1946），布宾诺夫（1909—1983）的长篇小说《白桦》（1947），冈察尔（1918—1995）的长篇三部曲《旗手》（1946—1948）等。此外，还有柯切托夫（1912—1973）描绘工人家庭的《茹尔宾一家》（1952），费定的长篇小说《早年的欢乐》（1945）、《不平凡的夏天》（1948），尤其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中短篇小说取得了颇高的成就。

帕乌斯托夫斯基（一译巴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重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卡腊-布加兹海湾》（1932）、《科尔希达》（1934）《北方故事》（1938），传记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如《夏尔·朗赛韦的命运》（1933）、《伊萨克·列维坦》（1937）、《塔拉斯·谢甫琴柯》（1939），诗化小说《初雪》（1943）、《细雨蒙蒙的黎明》（1945），诗意理论著作《金蔷薇》（1955）、《面向秋野》（1960），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1945—1963）。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还是他在三四十年代至50年代前期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而最有影响的是《金蔷薇》《面向秋野》和《一生的故事》。

《金蔷薇》及其姊妹篇《面向秋野》，是一部非常有趣、生动优美的关于文学创作方方面面的独特著作。这部作品主要论述“作家劳动的美好实质”，阐述“对创作的理解”和“个人经验”，是一部总结作家本人的创作经验、研究俄罗斯和世界许多大作家的创作活动，探讨写作上一系列问题的美文散文集，它娓娓而谈，清新隽永，对作家如何培养观察力、提炼素材、锤炼语言、丰富知识等都有独到的见地，对想象的必要性、细节描写的功能、人物性格的逻辑性以及灵感的由来等也作了深刻的阐述，尤其是《金蔷薇》，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生的故事》包括《遥远的岁月》（1946）、《动**不安的青年时代》（1955）、《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1957）、《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1959）、《投向南方》（1962）、《漫游的书》（1963）六部作品，以严谨朴实的风格、生动优美的语言，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几十年间作家本人的生活和广阔的社会景象，既是作家对其创作历程与道德、精神成长的思考、探索之总结，也是不同时期、众多地方的生活风俗和人民群众所品尝的酸甜苦辣咸的忠实记录。

总的看来，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风格朴实，语言简洁、生动、优美，而且大都以爱和真善美为主题（他甚至宣称:“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在哪里出现”），致力于表现普通人的心灵美和大自然的美，善于创作富有抒情色彩的短篇小说，善于从普通人身上发现永恒的人性之光和心灵美的光彩，善于简洁细腻地刻画人物纯洁善良的心灵，语言清丽、流畅，富有音乐性和绘画感。1965年，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由于苏联政府的干预，最终该奖授予了他的同胞肖洛霍夫。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苏联文学出现了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出色作品，并且形成了此后苏联文学关心自然、保护生态的优良传统，代表作家是普里什文和列昂诺夫。

普里什文（1873—1954），是农艺师、文学家，一生多在大自然中行走，作品也多以大自然为描写对象，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鸟儿不惊的地方》（1907），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1923—1954）、中篇小说《人参》（1933），随笔集《大自然的日历》（1925—1935）、《仙鹤的故乡》（1929）、《没有披上绿装的春天》（1940）、《叶芹草》（1940）、《林中水滴》（1943）、《太阳宝库》（1945）、《大地的眼睛》（1946—1950）。普里什文可以说是20世纪俄罗斯生态文学的鼻祖，其死后出版的《大地的眼睛》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早十年表达了超前的生态环境关怀与前瞻性的生态危机意识。他认为万物有灵，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生命的奇迹，因此应该尊重生命，肯定生命，人类对自然万物的蔑视与伤害，反过来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与此同时，万物一体，众生平等，所以，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和谐共存的，最高的境界是“我在自然之中，自然在我之中”。只要人对自然充满深情，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便能够通过自然认识人自身，并在自然中寻找到人类美好的心灵。在艺术上，他的作品把准确细致的科学观察与乐观高尚的生活理想、泛灵论和生态关怀的哲学观念、优美生动的诗意语言结合起来，结构严谨，并以象征手法使内涵更丰富、深远。高尔基对他评价很高:“普里什文有一支生花妙笔，善于将普普通通的词汇灵活地搭配起来进行描写，使一切几乎都具有触摸得到的可感性”，进而指出:“在我看来，您所写的不只是大自然，而是比大自然更大的东西——是大地，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在您的作品中，我觉得您对大地的热爱和对大地的知识结合得十分和谐，这一点，我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还没有见过。”帕乌斯托夫斯基宣称:“假如大自然能够因为人类洞察它的秘密生活和歌唱它的美而对人类怀有感激之情的话，那么它首先应该称谢的将是作家普里什文”，“普里什文的散文完全堪称俄罗斯语言的百草园。普里什文的词汇万紫千红，闪闪发光。它们时而像树叶一样簌簌低语，时而像泉水一样潺潺歌唱，时而像鸟儿一样啾啾啼啭，时而像初结的薄冰一样嚓嚓有声，有时则像林区上空的星移斗转，从容不迫地印入我们的脑海”。

列昂诺夫（1899—1994），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獾》（1924）、《贼》（1926）、《索溪》（1930）、《俄罗斯森林》（1953）。代表作是《俄罗斯森林》，继承并发展了普里什文关心自然的传统。小说通过林学教授维赫洛夫的坎坷身世及其为保护森林而进行的努力等，反映了俄罗斯森林的盛衰历史，明确提出要保护人类的绿色朋友——森林，并且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了生态环境问题。俄罗斯森林既是大自然的代表，又是俄罗斯民族的象征，保护俄罗斯森林是关系到俄罗斯民族存亡的大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普拉东诺夫发表短篇小说《伊万诺夫一家》（后改名《归来》），写禁卫军大尉伊万诺夫战争结束后复员回家，发现11岁的儿子彼佳和5岁的小女儿娜斯佳在战争期间早熟、懂事而能干，妻子对两个追求者区工会指导员和谢苗充满柔情，他深感痛苦，决定离家远走，但孩子们挽留了他。小说是苏联文学中最早揭露战争给人们心灵带来创伤的文学作品，比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早十年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精神创伤，却遭到猛烈的批判，被打入冷宫。

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家是肖洛霍夫，综合融汇了俄国文学传统和西欧文学之长，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有机地融入现实主义之中，生动形象有力地塑造了出色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人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

三、20世纪后期（1954—2000）:创作的解冻与多元化时期

斯大林逝世（1953年3月）后，苏共领导发出了“干预生活”的号召，提倡写真实。1954年12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大会报告中，苏联作协书记西蒙诺夫提出删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深化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创作。大会批判了“无冲突论”，提出文学创作要“积极干预生活”，并号召“写真实”，“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苏联文学恢复了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并且涌现出一批大胆揭露现实矛盾、反映现实问题的出色作品。

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更是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从此人道主义更加鲜明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中心。

勃列日涅夫（1906—1982）时期（1964—1982），在文艺政策上，提出“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的口号，要求文艺适应苏联的远景发展规划，适应发达的科学技术。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苏共文艺政策有所调整。1967年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规定，文学的战斗任务是“对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并明确提出反对“两个极端”，即“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同时，明确要求文艺界“在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立场上联合起来”，反映“建设的高度热情”和“当代人的英雄性格”，“体现社会发展的主导倾向”。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充满了争论，其中最著名的是特瓦尔多夫斯基领导的《新世界》杂志和柯切托夫领导的《十月》杂志间的论战。前者强调写“完整的生活真实”、写“小人物”和“普通人”，后者激烈反对。由此，他们对“写真实”“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艺术的本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论战，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重申反对“两个极端”，鼓励作家在艺术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与探索，同时表示要惩处“持反苏立场的作家”。这个时期的文坛趋于平稳，总的倾向是:强调写“正面人物”，写“时代真实”，写“生活的美”，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则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的体系。”此后苏共领导和苏联文艺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倡导写重大题材、塑造反映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尊重作家劳动、促进创作繁荣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逐渐走向开放，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手法，包括借鉴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文艺政策进而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以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

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以后，实行改革，强调“民主化”和“公开性”，现实主义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被错误批判和错误镇压的作家得到平反，侨民作家的作品也得以回归，于是在1986年苏联出现了“回归文学”**。不过，“民主化”和“公开性”也引发了不同倾向作家之间的激烈争论，燃起了派别之战的战火，苏联文学界分裂成民主派、爱国派等多种派别，壁垒森严，相互论战，并且很快升级到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敏感的民族问题上，最终导致苏联作家协会的分裂乃至解体。苏联解体后，俄国现实主义形成了自由派文学和传统派文学。自由派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揭露和批判苏维埃制度;传统派则珍视俄罗斯民族传统，主张弘扬民族传统，俄国历史和宗教是其重要主题。与此同时，早已出现的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形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1954年以后是俄国文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其特点是创作的解冻和文学的多元化，各种思潮、流派和风格的作家作品争奇斗妍，并存发展。既有柯切托夫的《青春常在》（1954）、《叶尔绍夫兄弟》（1958）、《州委书记》（1961）这类塑造正面人物的传统派，更有多种风格的种种革新派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