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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托尔斯泰 救世的圣人02（第2页）

长期的妓院生活使玛丝洛娃变得轻佻麻木，产生了职业的病态而畸形的“自豪感”。在六年多的接客生涯中，她完全被酗酒和****的生活所摧残，由天真无邪的少女沦为心灵麻木、卖弄**的妓女。她从受到聂赫留朵夫欺骗时开始，认识到“人人都只为自己活着，为自己享乐活着，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因此再不相信人世间有什么善良的事了。“长期的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摧残了她的身心。“她脸上显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不了解社会黑暗的原因，感到苦闷无告，于是酗酒、吸烟，以解脱苦闷、麻醉自己。她的堕落实质上是对迫害她的贵族社会的血泪控诉。她的精神复活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

其一，开始苏醒阶段。这发生在同聂赫留朵夫的第二次会面时。面对在她面前忏悔的聂赫留朵夫，她意识到这正是把她推进生活泥坑的敌人，她为自己八年来生活的屈辱感到伤心与愤怒，于是，她表现了激烈的愤怒，并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她叫道:“走开，你是公爵，我是犯人，这儿没你什么事”，“你打算用我来解脱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我讨厌你!”但聂赫留朵夫离开后，她的灵魂又进行了痛苦的搏斗。结果她不再像原来那样浑浑噩噩过日子了，“不管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她对人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先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同时，聂赫留朵夫的真挚善良，他的真诚忏悔和深切关怀也使她感动，久已枯萎的爱情重新萌芽了。

其二，灵魂转变阶段。玛丝洛娃那苏醒的爱情促进了她的灵魂复活，她听从聂赫留朵夫的安排，到医院去工作，并戒绝了烟酒。在她与政治犯接触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西蒙松那里，她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正是西蒙松的爱，使她恢复了早已失去了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并从中获得了生活的力量和勇气。面对聂赫留朵夫的再次求婚，她仍然选择拒绝。不过，上一次拒绝是由于憎恶他，现在却首先是由于悔恨自己的堕落，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她重新爱上了他，而且爱得那么深，但她又想到这种结合，对他是一种不幸，她不能接受所爱的人为她做出的牺牲，因此断然拒绝了他。

其三，精神新生阶段。玛丝洛娃所接触的革命者大多具有“道德的自我完善”这一特点，如女革命者谢契宁娜替别人承认对宪兵开枪因而被捕流放，实际上她是个利他主义者，其道德原则是:“永远不拒绝别人请求自己做的事情”。西蒙松尤为突出，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反对战争，死刑，不仅反对杀害人类，还反对杀害动物”。因而，玛丝洛娃又受到革命者尤其是西蒙松的熏陶，于是，她在爱的教育中找到了归宿，重新对生活充满信心，走上了道德自新复活之路，并把自己的命运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在一起，完成了与聂赫留朵夫殊途同归的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复活。可见，她的复活一是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感化，二是受流放中的革命者尤其是西蒙松的影响。

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集中概括了当时社会中千百万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她的身世是个平平常常的故事”。正是通过这个平平常常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典型的意义。

聂赫留朵夫是忏悔的贵族的典型形象，是19世纪末期俄国一部分进步贵族分子的典型形象，也是一个丰满而复杂的形象。这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带有作家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烙印。他不仅以社会罪恶的揭发者、抗议者和见证人的身份出现，还对人民的苦难和不幸负有一定责任。聂赫留朵夫的性格发展也可分为“纯洁——堕落——复活”三个阶段（纯洁善良的贵族青年——花花公子——忏悔的贵族、托尔斯泰主义者）。

纯洁阶段。大学时代，聂赫留达夫是个不到20岁的青年，思想纯洁，追求真挚的爱情。他热情奔放、正直善良、天真纯洁、憧憬未来，“浑身焕发着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诚实而有道德责任感，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是“一个正直的、不自私的、愿意为任何美好的目标牺牲自己的人”。暑假时在姑母家消夏，他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决心要把土地分给农民，并且，像“心地纯洁的人”一样与姑母家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卡秋莎真诚友爱，产生了纯洁的爱情，没有任何等级偏见，也没有任何邪念。

堕落阶段。在三年彼得堡禁卫军生活中，他被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腐蚀了，泯灭了正直和纯洁，道德堕落了，变成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当他再去姑母家做客时，就诱奸了卡秋莎，他塞给她一百卢布，便到部队去了。此后，他连一封信都没捎给她。为了自己一时的欢娱，他一手造成了卡秋莎的生活悲剧，还认为有身份的人都在这样做。后来，他过着更加**奢侈的生活，在腐朽的生活方式中愈陷愈深。

复活阶段。仔细分析，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又包括两个层面。

首先，是精神复活。十年以后，他与被他侮辱、损害的卡秋莎在法庭上相见。他受到极大的震动，面对这个被自己推向火坑的妇女，他开始意识到:“我就是那个坏蛋”“那个流氓”，并由企图开脱到良知逐步发现，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从而对自己十年堕落生活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后来，他极力营救卡秋莎，但同时也带着施恩于人的自傲。他开始厌倦庸俗的上流社会，但又不能与其断绝往来，他打算把土地低价租给农民，但又担心自己将来的生活来源，因此他矛盾重重，迟疑不决。为了改变冤案营救卡秋莎，他到处奔走，从城市到乡村，从莫斯科的法庭、监狱到西伯利亚的流放所，亲眼看到了政府用国家暴力机器迫害人民的种种罪行，进一步认识到犯罪不只是自己，而是整个剥削阶级，受害的不只是卡秋莎一个人，而是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他同情人民，想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精神境界提高了一步——由本来只认为个人有罪要为自己赎罪，到否定整个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标准和整个社会生活。

其次，是最终成为托尔斯泰主义者。听说卡秋莎要和同去服役的政治犯西蒙松结婚，他感觉卡秋莎的事情已经结束，自己的新生活开始了。通过反复探索，最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改造社会战胜恶势力的办法，找到精神探索和社会探索的答案:人不是生活的主人，而是上帝的奴隶，所以，必须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执行上帝的戒律，道德上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宽恕一切人甚至“爱仇敌、为仇敌效劳”，对一切人仁爱，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建立起地上的天国。于是，他决心做基督的忠实仆人，做一个殉道者，像救世主那样用宗教去拯救人类社会。这样，他就在主的意志里找到了救世药方和自己生活的意义，得到精神复活，从而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走向以上帝的意志为生活目的的道路，成为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托尔斯泰以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概括了19世纪末期俄国一部分进步贵族人士的思想特征，也包含托翁自己世界观转变后的精神特点，如:否定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封建特权;否定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这一形象含有作家自传的成分，与其他自传性人物一样，习惯于精神探索，但他与其他自传性人物又有质的不同，这就是他的探索突破了贵族思想的局限，达到谴责贵族阶级、否定贵族传统观念、放弃贵族特权的地步，而且最终与贵族阶级决裂了。这标志着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比托尔斯泰以前塑造的任何一个形象，都具有更为深刻强大的讽刺意义和批判力量。如果说，玛丝洛娃从历尽屈辱、一度沉沦到走向新生是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罪恶的有力控诉，曲折地表现了人民摆脱压迫的强烈愿望，那么，聂赫留朵夫的意义则更在于他对自己和本阶级罪过的认识和力图与本阶级决裂的举动，是向行将衰亡的阶级的反戈一击，投出的是致命的一枪，从而塑造了忏悔的贵族的典范。

忏悔的贵族:是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优秀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学识渊博，富有教养，同情下层百姓，不满奢侈浮华的上流社会生活，探求民族未来的出路。托翁19世纪50年代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的尼古林卡，60年代《哥萨克》中的奥列宁，《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70年代《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以及《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均为忏悔的贵族的典型。通过《复活》中的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等形象，托尔斯泰表达了自己的殷切希望:俄罗斯有罪的贵族都应该自觉地忏悔赎罪，自觉地放弃专制与暴力，放弃财产，放弃富裕的寄生生活，深入民间，爱人、怜悯人，以便建成人人相爱的幸福美满的人间天国。在此，托翁把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寄托在忏悔贵族的改过自新与人民融为一体上，这也是这位思想家和作家为俄国社会开出的一个独特的治世之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把他对人性的认识加进了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之中，把人物转变的原因归结为“人性”和“兽性”的冲突。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由两种因素所控制，即人性与兽性。当一个人充满人性时，他的灵魂是向着天堂的;而当一个人的身上充满兽性时，他则是一副地狱相。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形象，作家向我们形象地说明了这两种因素在人身上的此消彼长及其原因，作家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人人身上皆有“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即“人性”和“兽性”二者的对抗，并以此来解释主人公的向善、堕落、忏悔和精神复活等问题，从而使这一扎根于俄国现实，全方位地揭露俄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更具人性深度和普遍性，再加上小说中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宗教因素，使小说内涵显得特别深广。1905年1月，托尔斯泰曾说过:“我写整个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只是让人读最后一章。如果我的文学作品有某些优点的话，那仅仅是因为它宣传了文中的思想。”可见，作家写作的目的是宣传宗教思想，要人们与人为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可是社会上充满了罪恶，人人都有罪恶，所以要人信奉上帝，忏悔赎罪，恢复善良的本性。这种宗教维度，不仅增加了作品的高度与深度，而且赋予作品现实性以外的一种彼岸性，增加了作品所思考问题的普遍性与全球意义。

《复活》作为托翁晚年的巨著，在艺术上也有突出的成就。

第一，突出的对比手法。突出的对比手法是《复活》塑造人物、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一种最为常见也相当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方面的对比。社会的对比在小说中处处可见:贵族老爷和平民百姓;贪官污吏和无辜囚犯;监狱的“探监日”和副省长夫人的“在家日”;赤日炎炎中，戴着镣铐、顶着酷暑、濒于死亡的七百多名长期见不到阳光、身体虚弱的长长苦役犯队伍走向车站，口渴难熬，有人因中暑死去;而柯尔查庚公爵一家却由抬椅子的男人、手提阳伞的使女和医生簇拥进入车站;彼得堡骄奢**逸的上流社会生活与巴诺弗濒于绝境的赤贫无告的农村。这些对照，鲜明而突出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不人道，贵族、官吏的骄奢**逸、作威作福，下层人民的贫苦无告。

二是主人公的对比。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主人公之间的对比。小说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问题，总是不断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比，尤其是主人公境遇的对比。主人公境遇的对比在小说中多次运用，而且特别醒目。如小说一开始就写玛丝洛娃身穿囚衣，脸色苍白，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从阴暗恶臭的监狱向法院走去;与此同时，一手造成她不幸的聂赫留朵夫公爵则在豪华的卧室中醒来，身穿洁白的睡衣，躺在羽绒垫的弹簧**，吸着烟，想着与米西小姐的婚事。这种截取横断面的主人公境遇的对比，使作品一下子进入矛盾对立之中，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境遇和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多重对比。

首先，这是玩世者与被侮辱者的鲜明对比。聂赫留朵夫为片刻欢乐在复活节晚上诱奸了卡秋莎，本来卡秋莎早已暗暗爱上了他，她是心甘情愿的;可第二天早上聂赫留朵夫给她一百卢布时，她隐约意识到这钱是对爱情的侮辱，也是上流社会对平民清白身份的蔑视，于是，她“推开了他的手”。

其次，这是享乐者与受难者的鲜明对比。怀孕五个月的卡秋莎，满怀希望地冒雨到火车站去找聂赫留朵夫，然而火车站上的车厢内外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享乐者聂赫留朵夫“在灯光明亮的车厢里，坐在天鹅绒安乐椅上，说笑啊，喝酒啊，寻欢取乐”;被害者玛丝洛娃则“在泥泞中，在黑暗里，让风吹打，站着哭泣”。这一事实使玛丝洛娃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再相信上帝。

以上几次突出的境遇对比，为男女主人公后来的“复活”作了铺垫，它揭示了主人公走向堕落的过程和原因。相同点:他们的堕落都是由社会造成的，而非天生的缺陷。聂赫留朵夫本是纯洁青年，是社会毁灭了他善良的天性，使他沦为荒**无耻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少女时代的卡秋莎，更是天真无邪，但社会不容许她清清白白地过正常人的生活，她最终不得不把公民证交出去，换领一张黄色执照，进了妓院。不同点:聂赫留朵夫是因顶不住**而自觉堕落，“人世的**总是降伏他，他不知不觉地又开始堕落，往往比以前堕落得更深”。卡秋莎则是因为受到欺骗后历尽人世沧桑而被迫沦落的。前者干出损人利己的事，为别人留下苦难;后者即使在比地狱还糟的生活中，也没有泯灭美好的品质，如被错判重刑时，她只是哭泣呼喊，却没有嫁祸于人的歹心。

其二，是主人公自身的对比。首先，让人物的内心活动及其行为构成对比，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认出玛丝洛娃后，一方面在心里认识到这是自己以前的罪孽;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又躲躲闪闪，这种对比写出了他刚刚复活时的心理矛盾;其次，更重要的是让人物精神变化的前后情形构成对比，以突出人物性格及作品的主题思想，如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两人在纯洁、堕落和复苏三个阶段情形大不相同。

三是历史与现实对比。如小说中法庭审讯一段，以大量篇幅穿插聂赫留朵夫的回忆，在回忆的历史往事中，他是犯有诱奸罪的花花公子;而现实中他却是陪审官，坐在陪审席上，审理被他欺凌的玛丝洛娃。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揭示了现实的审判者和被审者实际位置的颠倒，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