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果戈理:怪诞的现实主义者02
第一,浓郁的荒诞色彩。果戈理并不致力于极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而是力求运用离奇反常的人和事乃至夸张的细节构成怪诞的情节形成荒诞的色彩,以浪漫主义的夸张方式,更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人性的本质。
《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大多数作品以怪诞的情节和离奇的故事表现了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甚至神秘主义色彩,水妖、鬼魂、魔鬼、巫师、幽灵反复出现,参与各种情节,帮助人,或戏弄人、残害人,如《伊万·库巴尔日的前夕》写彼得贪图钱财,被魔鬼引诱,杀死了心上人的弟弟,虽然娶到了心上人,但却永远丧失了记忆,并不幸福;《五月之夜》写投水女的鬼魂运用锦囊妙计,迫使恶棍听命,帮助一对相爱的青年美梦成真;《不翼而飞的信》写某教堂执事的爷爷凭着勇敢与魔鬼斗法,索回了丢失的帽子和信件;《圣诞节前夜》写铁匠瓦库拉凭借勇敢、忠贞、善良、真诚,战胜了偷摘月亮的小鬼,并在小鬼的帮助下去到都城,得到了女皇的皮靴,赢得了心上人奥克莎娜的爱情;《可怕的报复》写乌克兰民间英雄达尼洛·布卢巴什的岳父叛变投敌,变成巫师,带领波兰人侵入祖国的领土,残酷杀害了达尼洛及其妻子,达尼洛变成鬼魂,骑马持戟,到处搜寻叛徒,复仇到底;《中了邪的地方》写某教堂执事的爷爷贪图宝物,被魔鬼耍弄。
《米尔戈罗德》中的《维》写哲学生霍马·布鲁特偶遇女巫,最初凭着毫无畏惧的心理战胜并且重伤了她。后来,这位百夫长的女儿——面貌绝美而实际上作恶多端的女巫为了报复,临死前让不明内情的父亲一定要找到霍马,给自己做三夜死亡祈祷。前两夜,死尸和魔鬼一起作怪,霍马充满信心,凭着咒语和经文,战胜了它们。但第三天晚上,他因害怕终于死在魔怪之手。女巫、鬼怪,这些当然是浪漫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米尔斯基指出,这篇小说是浪漫主义奇闻与现实主义家常幽默的绝妙结合,其自身的结构,尤其是恐怖和幽默这两个矛盾元素的完美融合——这一切使得它成了果戈理最充盈、最丰富的小说之一。
《彼得堡故事集》中《肖像》这个中篇里梦中的金币变为现实实有、肖像神奇的魔力等是奇异、怪诞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而《鼻子》是最能体现果戈理怪诞现实主义特色的一部作品。八等文官科瓦廖夫少校,一早醒来,突然发现鼻子丢了,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没有鼻子很不体面,于是,四处奔波,到处寻找,见识了各种人物,受到了各种冷遇。而他的鼻子则身穿五等文官制服、坐着马车,在到处拜访什么人。幸亏,后来鼻子又自动回到他脸上……鼻子竟然会丢失,而且能衣冠楚楚,坐着马车,到处去拜访达官贵人,这自然是十分怪诞甚至是荒诞的,但通过这个故事,作家不仅辛辣地讽刺了升官发财思想、趋炎附势之徒和自满自足的小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写出了人类的虚荣心乃至人类生存的荒诞性,以及人类面临灾祸时的复杂心态。《外套》中结尾主人公的鬼魂报仇的情节,也是怪诞的。
孙宜学指出,果戈理作品中的怪诞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狄康卡近乡夜话》主要是源自民间传奇和鬼怪故事的幻想性怪诞,以其离奇古怪吸引着读者,又以其滑稽可笑使读者发出会心的笑声。这时的怪诞主要用于戏谑逗乐,审美主体得到的是一种愉悦;中期《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德》中的怪诞致力于为读者营造一个陌生的世界,使其能更清醒地审视生活的真实,像卡夫卡所说:“感到额头被猛击一掌”,或是直接制造一种震惊效果,使读者更深刻地思考,以达到讽刺社会的目的,这样的怪诞是攻击性与异化的怪诞;在《狂人日记》《外套》和《死魂灵》等后期作品中,是黑色幽默的怪诞,不仅有构思怪诞和情境怪诞,而且还有性格怪诞,果戈理用怪诞手法把整个人类及现实生活呈现给读者,让他们看个透彻。
果戈理一生只创作了两部完整的戏剧:《钦差大臣》和《婚事》。夏忠宪认为:“揭示荒诞的世界,表现人物的恐惧、空虚等,是果戈理的戏剧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如恐惧——罪恶感的标志,它预示不可避免的判决即将来临。《钦差大臣》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宗教‘末日审判’的气氛。……在《婚事》里,主人公对婚事的恐惧,更接近20世纪荒诞剧中表现的现代人的感受和体验,那是面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这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甚至妨碍了结婚。男主人公在对幸福的希冀和对婚事的恐惧中犹豫,最终跳窗逃跑。他的行为是荒诞的,但表现出他灵魂的猥琐怯弱,精神的贫乏浅薄。果戈理作品的令人惊异之处不在于那些展示出来供人评说的俄罗斯的丑陋和病症,而在于对‘生存的无目的性和无意义性——庸俗的描写’。作家凭借善于表现‘庸人的庸俗’的本领,将一个个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死魂灵’有力地勾勒出来。许多人‘不论他属于哪个阶级和具有什么身份,而且不论他身负多大的罪恶,或者他不过是个平庸的普通人,具有各种各样算不上缺点的性格、秉性和人类的相貌,都可以列入“死魂灵”的名单’。”
就连一向被称作现实主义典型代表作品的《死魂灵》,也被一些学者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怪诞甚至荒诞色彩。
孙宜学认为,从内容来看,乞乞科夫到全国各地收购死魂灵,既不合理又不典型,它是对尼古拉一世时俄国发生的真实欺诈的病态而过分的滑稽模仿,而不是令人信服的现实中发生的事例。但是逼真不是果戈理的强音,他反映的是现实中可能有的事情。形象怪诞在这里由相貌怪诞转变成性格怪诞。这个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一个个单纯的性格、癖性,或者说是普遍性的人格弱点,而且是被推到了极至的刻板或荒谬的弱点,如呆头呆脑的索巴凯维奇、毫无生气的玛尼洛夫、迟钝狭隘的柯罗博奇卡、厚颜无耻的恶棍和吹牛者诺兹德寥夫、衣衫褴褛的贪婪的殉道者泼留希金,他们都在某一方面被极度地夸张了,变成了“灵魂的机械人”,变成了木偶,而绝非成熟的人类。他们是一个怪诞的性格群。《死魂灵》中还有情境怪诞。当乞乞科夫买卖死魂灵的事情被诺兹德寥夫捅出去后,接连发生了许多事情,先是柯罗博奇卡坐着西瓜似的马车在黎明时进城,接着是两位太太的交谈、城里有关死农奴的传闻、对乞乞科夫身份的猜测、拐走省长女儿的谣言、新总督即将到来的消息、警察局长家的集会、会上讲的戈贝金大尉的故事、长年隐居在家的人也出动了,等等,“好像制造混乱和愚蠢的恶魔亲自飞翔在全市的上空,把人们搅作一团”。这里已不是在写单个傻瓜,也不是写一件孤立的蠢事,而是通过一个城市表现出来整整一个荒谬的世界。最后,事情的发展结局是:检察长被惊吓而死,以其葬礼结束了这个慌乱场面。事情绝不仅仅是可笑的,在其滑稽性后面隐藏着令人恐惧的现实:荒谬的世界,堕落的灵魂。
孙亦平认为,《死魂灵》具有明显的怪诞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题的抽象化——为了表现俄罗斯“生活的主人”的丑恶嘴脸及农奴制的腐朽、反动,作者有意识地将“死奴”和“活人”这两种性质对立的东西放在一起,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怪诞感,进而像《神曲》一样,表达了改变扭曲的人性以走向至善境界的思想,而这种以滑稽的方式来表达严肃、深刻的主题,是《死魂灵》的风格特点,而这也符合怪诞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即“滑稽与恐怖的冲突的未消除”;二是人物的非人化——《死魂灵》中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怪异。玛尼洛夫有一种甜腻腻的怪;罗士特莱夫嗜赌如命、肆无忌惮也够怪的;那么像老鼠的科罗博奇卡,像熊的索巴凯维奇则更怪;而最怪的就是泼留希金,怪得像机器、怪得全无人性。这就是作品人物怪诞倾向的具体表现——非人化的特点;三是情境的陌生化——在果戈理笔下,那些舞会都酷似阴间的狂欢,群魔乱舞,充满了恐怖的扭曲的活动,那一座座庄园如同阴森恐怖的冥府,充满了梦魇似的、疯狂的气氛,造生强烈的陌生感,令人觉得阴森恐怖,具有鲜明的怪诞特征,而且,作品中情境的陌生化,还表现在怪诞场景的细节描写上,如玛尼洛夫家的“烛台是瘸腿的,歪歪斜斜,积满油垢,简直像一个铜制的残废人”,泼留希金家的洞窟龇牙咧嘴;罗士特莱夫的“棋子大有朝着城里偷袭过来之势……”
第二,突出的神秘氛围。由于母亲笃信宗教,再加上当时乌克兰民间信仰和传说的神秘色彩等的影响,果戈理从小就浸泡在某种宗教神秘主义的氛围中;体弱多病,再加上弟弟的早夭和父亲的死亡,更是促进了他对宗教神秘主义的兴趣,因此后来果戈理终于形成了他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这影响到其创作,便形成了其作品突出的神秘主义氛围。对此,国外学者多有论述,如斯洛尼姆指出,《彼得堡故事》的每一篇都将日常生活与一些神奇鬼怪或超自然现象予以巧妙的结合,颇与他所崇拜的霍夫曼的风格相近。国内学者对此近些年来也有所论述。
于明清指出:“果戈理的神秘主义是极端迷信的神秘主义,其中既有对上帝直接干预个人生活的信仰,也有对妖魔鬼怪暗中窥伺人并且想方设法控制人灵魂的深深恐惧。后者使作家的许多作品中都令人毛骨悚然地再现出黑暗的、凶恶的魔法力量,我们把这种令人迷惑的、恐怖的东西称为魔法感。据别尔嘉耶夫分析,果戈理的魔法感可能是源自波兰天主教。果戈理自幼生活在乌克兰的乡村,生活在一块往昔屡易其主,因而血流混杂、语言混杂、信仰也混杂的土地上,那里有乌克兰哥萨克的传统观念,有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有波兰人、瑞典人、甚至立陶宛人意识的投射,有东正教的信仰,有茨冈人的魔法,有民间世代相传的各种迷信故事,也有纯朴而色彩绚丽的草原大自然和乡村日常生活。这一切启迪了果戈理丰富而独特的想象,使他早期的作品笼罩着一种近似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迷离瑰玮的色彩,充满着神奇的魔法力量。”
金亚娜更深入地谈道:“果戈理在这些作品中写的是‘可信而不可能’的事情,即一种无法理解的超现实的朦朦胧胧的神秘‘真实’,借助这种特殊的写作方式,把读者引入浑沌的超验世界,把他对世界的神秘主义认识与同时代人精神困境的观照结合起来,发出了动人心魄的人道主义呼喊,以唤醒人的灵魂和良知……这使果戈理的作品格外耐人寻味。这位伟大的作家把俄罗斯的现实神秘化,令人相信似乎生活中的一种不可诠释、无法操纵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人的命运,使人只能就范而无法逃脱。这其中隐匿着的不可读解的神秘主义事实正是作品内在诗魂的载体,体现果戈理对存在的一种态度,即把玄妙难解的俄罗斯的有机现实整体肢解成一些能为人们理解的现实存在和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层面,从中揭示出一些对俄国和俄国人特别重要的东西,某些精神病和痼疾。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看法:果戈理这样写不过是一些浪漫主义的笔法。诚然,果戈理确实接受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许多影响,但相比之下,他所创造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和艺术形象,更主要是来自他某种内在的精神体验,是他的内在神秘主义精神生活的一种外化。所以,果戈理的那些怪诞的世界只有用神秘主义的敏锐感觉才能感知。”
第三,变形的漫画人物。果戈理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夸张变形的漫画式人物,其行为和心理都是扭曲、变形的,而非现实主义那样是通过细致观察,创作出来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对此,我国学者已有精辟论述。
钟露鑫谈道:“果戈理在典型塑造中,注重从人物的独特之处加以集中性的夸张描绘。他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强化一点,入木三分。”
张敏更具体地指出:“传统的评价认为,‘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自然派”的奠基人,他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无情地揭露沙皇专制的丑恶和黑暗。’事实上,果戈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就塑造人物的手法来说,他采取的是漫画式夸张手法,来描写他想象中的已经扭曲、变形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实形,果氏所采取的创作方法是浪漫主义的。……果戈理也采取夸张的手法来突出该人物的某种行为和心理特征,使这种行为和心理特征同其他方面的行为和心理特征不成比例。可以说,果氏笔下的人物不是适中的、平常的人,而是具有极端性格与无限化行为的人,他描写的人物是一幅幅怪诞的讽刺漫画,而不是一幅幅精致的风俗素描。”他进而指出,果戈理作品中的人物所呈现的共同障碍人格特点是:对某一方面心理和行为呈现出特殊的偏执与癖好,这种偏执与癖好使他们成为独特的“这一群”,如赫列斯达科夫对说谎的特殊偏执与癖好(沉浸于自吹自擂中而不能自拔、热衷于漫无边际的撒谎)更多地呈现出戏剧化型人格障碍缺陷,泼留希金对于“物欲”的超常偏执与癖好已经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而《肖像》中恰尔特科夫对别人才华的超常的嫉妒,《两个地主》中伊凡诺维奇与尼基福罗维奇对吵架和诉讼几十年不减的热情,《钦差大臣》中以安东·安东诺维奇为代表的诸多官吏的贪婪,《死魂灵》中玛尼洛夫的甜腻、科罗博奇卡的愚钝、罗士特莱夫的纵狂、索巴凯维奇的贪吃、捷坚特科夫的懒惰以及《外套》中巴施马奇金的懦弱与无能……所有这些形象的人格特征皆是有缺陷的、病态的,他们共同表现出偏执型障碍人格特征。因此,“果戈理塑造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采用漫画夸张手法,即将人物性格、心理、行为的某一方面特点夸张到极限,有如将一滴水扩充为海洋”。
纳博科夫甚至认为:“果戈理作品中的世界是一个非理性逻辑的世界,人物之间没有生活上的联系,他们漂浮在梦一般的世界中,以读者意料不到的形态出现,又无足轻重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果戈理绝不是什么忠实地描摹自然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一个作家,他住在自己的镜子世界中,他的世界是他想象的产物,那种强调果戈理与时代环境联系的人是在把‘世界文学上一个最伟大的非现实主义作家变成俄国现实主义的部门主管’。”
实际上,果戈理怪诞的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他独有的幽默的有机结合,对此,贝灵有颇为全面的论述:果戈理的气质是浪漫的。他是个大梦想家,高兴抒写神奇的故事和超人间的事迹,他的微妙的幻想有时使你联想到霍夫曼,有时又像斯蒂文森,而他后期的作品里,宗教气味超过了其他的成分。但是,正像我们在别的俄国诗人中找出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奇特的混合,以及想象与常识的混合一样,果戈理也是如此,他一边是天赋极丰的想象家,一边又是根基于精微的观察的写实主义者。还有,他又富有幽默感。他的幽默是多方面的,使你在诙语笑谈中感到精巧的半沉郁的情调,最后给你以快意的反诮。
此外,果戈理的作品中还有着某种类似于法国自然主义的对人类丑恶的表现。米川正夫指出,果戈理和那在一切意义上都很整齐、圆满和完备的普希金不同,乃是一个具有极端失去了均衡的骄激性格之人,尤其是对于丑恶的、滑稽的、卑贱的事物,他简直有着十倍于常人的、类似病态的强烈感觉。因此,他会在普通人毫不注意的地方,感到人类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用好像是故意把它加以夸张和强调的形式,巧妙地使之活跃于纸上。
由上可知,把果戈理称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或领袖人物,的确抹杀了他的风格特征,他虽然对俄国现实主义影响深远,但我们必须要注意,他的现实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如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谢德林等人的现实主义,他的现实主义,只能称之为怪诞的现实主义。其实,对于这一点在20世纪初已有学者加以论述。
勃留索夫指出,在罗赞罗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批评著作之后,不可能再把果戈理视为一位完全彻底的现实主义作家,认为其作品十分准确到位地反映了作者当代的俄罗斯现实。相反,尽管果戈理力求成为一名忠实描写其周围日常生活的勤恳的写作者,而在他的实际创作中,他却始终是一位富于想象、创作幻想题材的作家,并且实质上他总是仅仅呈现出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无论是果戈理的幻想题材小说,还是他的现实题材史诗,同样都是这位孤绝于自己的想象中的幻想家的作品,他用自己的幻想建起了一道阻隔此世的难以逾越的墙。而且,其创作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总体特征,那就是追求极端,对夸大、夸张的追求。其世界中没有什么是适中的、平常的,他只知道无限度的、无止境的东西。如果他描绘自然景色,那么必定会让人觉得眼前的景色是罕见的、绝妙的;如果写美人,那么她必定是非凡的、空前绝后的;如果表现英雄气概,则必是前所未闻的、超越一切先例的;如果是丑八怪,则必是人所能想象的丑陋的极限;如果是平庸和鄙俗,则一定是极端的、极度的、绝无仅有的。在果戈理笔下,19世纪30年代灰色的俄罗斯社会生活所呈现的鄙俗的盛大场景,是世界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企及的。
别尔嘉耶夫也谈道,果戈理是俄罗斯作家中最为神秘的一位,甚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神秘,他是唯一一位身上具有妖魔感的俄罗斯作家,艺术地表达了恶的、黑暗的妖魔力量的作用。这也许来自西方天主教的波兰。《可怕的复仇》充满了这种妖魔气息,但这种妖魔气息在《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中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弥散着。果戈理通常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人,其创作的奇异性被解释为他是独特的讽刺家和旧俄不合理的农奴制度的揭露者。果戈理不同寻常的艺术手法被忽略了。在《死魂灵》这样一部不可思议的虚构幻想的作品中能够看到现实主义,我们觉得真是荒谬绝伦。果戈理的艺术手法完全不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而是一种独特的、分解和打开有机的现实整体的实验,这些艺术手法揭示了某种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来说非常本质的东西,某种精神的疾病,这些疾病是任何表面的社会改革和革命都无法治愈的。艺术家的果戈理最先践行了艺术中的一种新的解析思潮,他预告了别雷和毕加索的艺术,在他身上已经具有了对现实的那样一种领悟,这种领悟产生了立体主义,在他的艺术中已经是立体地解析生动的日常生活。果戈理已经使人的有机的整体形象遭受了立体的解析,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了人的形象,而只有动物的嘴脸,且只有怪物,类似于匀称的立体派画的怪物。但他进行了欺骗,因为他用笑掩盖了自己魔鬼般的洞见。
值得一提的是,果戈理这种怪诞的现实主义在20世纪对布尔加科夫(1891—1941)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果戈理的功绩,主要是确立了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上面的分析情况来看,此话不假,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从此前俄国文学创作的书写传奇故事走向描绘平庸的现实生活,进而辛辣而深刻地揭露社会弊端,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如实反映现实、深刻揭露社会问题的优良传统。米川正夫指出,果戈理对于同时代的俄国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复杂的,他完全树立了写实主义的倾向,在俄国文学上引出了一大转变时期,由于果戈理的出现,将灰色的日常生活如实地、一点也不粉饰地、琐细地加以描绘的手法,甚至于变成了文坛上的一种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为上帝服务的思想贯穿创作始终,且有独特的思考与观念(如博爱的兄弟情谊、地上千年王国的寻求、弥赛亚主义),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果戈理不仅属于文学史,而且属于俄国宗教史和宗教—社会探索史。”
三、《死魂灵》:揭露丑陋和庸俗的杰作
长篇小说《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代表作,写的是主人公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仍需纳税的农奴)以牟取暴利的冒险经历。自称六品文官的乞乞科夫来到省城,广泛结交各种头面人物,从税吏、民政局长、警察局长直至省长本人,每天忙于参加午宴,出席晚会。一周后到乡下去收购死魂灵,先后见到了五位地主。首先见到的是玛尼洛夫,他是一位高雅可爱的绅士,终日在恬静舒适和懒惰的生活中消磨时光,他对自己的土地从不照管,而是交给别人管理。乞乞科夫说明来意,向他购买死去的农奴,他答应奉送,说死去的魂灵是微不足道的。目的已达到,乞乞科夫随即告辞。夜里,乞乞科夫主仆迷了路,误入柯罗博奇卡的庄园。她是个小女地主,每天省吃俭用,连一块旧布也舍不得丢掉。对麻类、蜂蜜、荤油等,她全都经营。乞乞科夫直接向她提出,愿意收购她家的死魂灵,并说明这样可以使她免交人头税。她盘算一番,认为这件事又新鲜又离奇,生怕自己吃了亏。最后,乞乞科夫以十五个卢布买下了她的十八个死魂灵。乞乞科夫遇到的第三个地主是诺兹德廖夫,他是狂热的赌徒,爱吹牛撒谎,他邀请乞乞科夫一同去他的庄园。他不正面回答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的价钱,却热衷于用赌博的方式进行交易。他还强迫乞乞科夫买他的种马、母马、小狗,而把死农奴当作添头,或者下盘棋,把死魂灵和一百卢布作为赌注。乞乞科夫买卖没做成,反被纠缠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借口偷偷溜走。他坐着马车来到索巴凯维奇的庄园。这是一个迟钝、结实、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熊的地主,他贪得无厌,甚至把死农奴也当作赚钱的商品,竟向乞乞科夫介绍他的死魂灵都是些手艺人和有力气的种田人。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两个半卢布一个死魂灵的价格卖给乞乞科夫。乞乞科夫一路打听,找到了他要访的第五个地主泼留希金。他的外号叫“打补丁的”,他的衣着简直像乞丐,但却是一个拥有上千农奴的大地主。他不管什么东西都捡,一块旧鞋底、一片破布——谁丢了什么,总可以在他家的废物堆上发现。乞乞科夫声言要向他收购一百二十个死魂灵,而且不要他付合同费。他对乞乞科夫用尽了一切祝福词,还破天荒地第一次让仆人把发霉的饼子拿出来招待他。交易做成后,乞乞科夫就走了,很满意地返回到住地。他通过这次遍访,收购了足足四百个死魂灵。乞乞科夫在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知道有了钱,什么都能办到。从学校毕业后,他钻进官场,为了升迁,他可以喊科长为爸爸,但目的一达到,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一次,他了解到在新的人口调查前,未注销的死农奴可以当作活农奴到救济局去抵押,每个死魂灵值两百卢布。他决定买进一千个死魂灵,总共可赚二十万卢布。然而,由于柯罗博奇卡对所卖死魂灵价格不放心,到省城来打听,诺兹德廖夫在省城更是到处宣扬这件事情,火上浇油,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的消息因而传遍省城,一位可怜的检察长居然被活活吓死,整个省城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乞乞科夫只好离开这里……
小说通过乞乞科夫的这段冒险经历,反映了俄国农村和城市存在的普遍的社会问题。城市的官吏庸俗无聊,愚昧无知,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游手好闲。乡村的五个地主或沉溺于甜腻腻的幻想而毫不务实,或冥顽不灵只知积攒钱财,或吹牛撒谎、冲动好斗、粗鄙无耻,或贪婪吝啬又是饕餮鬼,或是毫无人性的吝啬鬼、守财奴……小说形象地指出,这些人才是俄国真正的死魂灵。在揭露、讽刺俄国社会黑暗面尤其是丑陋的同时,作家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务实与实干精神,并且对俄罗斯的美好未来表达了向往之情(这主要表现在第二部中)。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有猛烈的批评,也有高度的赞美。保守文人指责它浅薄、污秽、美学上低劣,而别林斯基则称之为民族的史诗,处处体现了俄罗斯精神,是思想上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作品,并且认为:“果戈理比普希金对于俄国社会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因为果戈理更加是一个社会的诗人,从而更加是一个合乎时代精神的诗人。”
斯洛尼姆较好地揭示了小说的艺术特点和主要内蕴:从现实的层面来看,《死魂灵》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众生相,或更精确地说,是对于那些愚昧与堕怠所导致的一种生活绝境的揭露。果戈理的画廊展出了各式各样的肖像;所有人物的造型,他们的用语,他们的怪癖,他们的变态行为,被扭曲了的脸孔,在在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讽刺与对现实不满的特质。这些人物涵盖了各阶层不同的人物——从乞乞科夫的车夫和佣仆,到富裕的乡绅以及检察官。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出现这样一部社会面这等广阔,而艺术成就又如此宏伟的作品。各种情节、人物刻画、细密无缝的技巧,汇聚成一股有如泰山压顶的汹涌气势,令人按捺不住心底一阵奇想——这就是俄罗斯?这一连串的骗子与歹徒会是现实社会的写照,可能吗?而事实上,成千上万的读者不得不承认,《死魂灵》的各个角色,都是他们所熟悉的、活生生的现实人物。尽管如此,写实的描述,在这部构想繁复的作品中,只占一小部分。其实每个人物,不管大小,只要探索到深处,就不难发觉他们所意味的深沉的象征意义。他们每一个人,包括乞乞科夫,都是死去的灵魂,或者说没有灵魂的,一个个所呼吸的都是恶魔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腐朽气味。果戈理的讽刺的利刃揭开了俄罗斯普遍存在的精神上的空虚。
纳博科夫则认为《死魂灵》是揭露庸俗的杰作,这“庸俗”是指文化、社会、政治等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低级趣味,它不受时空、阶层、职业等限制而存在,购买某种商品显示了购买者的身份,这种广告宣传是庸俗的,就在那些故作高深、阿谀奉承的书评以及贩卖廉价思想的作品里,也藏匿着庸俗,庸俗不仅是明显的低劣,还是假重要、假漂亮、假聪明、假迷人。《死魂灵》为细心的读者提供了一群臃肿的死魂灵,他们都是庸俗之徒,果戈理饶有兴致、纤毫毕现地对他们做了描绘,使得整部作品提升到了了不起的史诗的高度……庸俗有某种油亮、肥胖的东西,这种色泽,这些光滑的曲线,吸引着艺术家果戈理。这位庞大的球样的俗物,这位喝牛奶润嗓子、进而将杯底的无花果吃掉的巴维尔·乞乞科夫,这位穿着衬衫式长睡衣在房间中跳舞、蹦跶间震落了搁板上的东西的乞乞科夫(以他得意忘形地用粉红色的光脚跟打着自己肥胖的屁股——他真正的脸——收场,从而把自己推到真正的死魂灵的天堂中),在乏味的外省环境或小官吏的小罪孽中间依稀可辨的那些庸俗行为中显得很抢眼。如果将传奇式的庸俗之徒乞乞科夫照其所当然的样子看待,即作为在果戈理的特殊烦恼中活动的果戈理的特殊货色看待,这种抵押农奴的生意中的欺诈其抽象意义就获得了奇怪的血肉,进而具有比我们从一百年前俄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去看待它有更多的意义。他所购买的死魂灵不仅是一张纸上的名字,它们还是弥漫在果戈理世界中的死魂灵,是坚韧的振翼,是玛尼洛夫、柯罗博奇卡、N市的家庭主妇或在书中稍纵即逝的无数其他小人物的笨拙的玩偶。乞乞科夫本人不过是魔鬼低薪雇佣的代表,是来自地狱的旅行推销员,撒旦公司可想而知会将它们这位随和、貌似健康,但内心颤抖腐败的代理称作“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乞乞科夫所代表的庸俗是魔鬼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普遍的庸俗的愚蠢本质。果戈理通过《钦差大臣》尤其是《死魂灵》揭露了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庸俗,因此他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敢于把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冷漠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掩埋着我们生活的琐事的泥淖,把遍布在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性格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留情的刻刀的锐利刀锋着力把它们鲜明突出地刻画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眼前。
其实,纳博科夫的观点是早有渊源的。
其一,这是源自果戈理在其《与友人书简选》第18章第3节中的观点:“关于我,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评论我的某些侧面,但我最主要的实质并没有搞清楚。只有普希金一人感觉到了它,他总是对我说,还没有一个作家有这样的天赋,能够将生活中的鄙俗如此清晰地展示出来,能够如此有力地刻画出庸俗人的鄙俗,以至所有滑落在人们视线之外的微小的细节,都特写般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这就是我主要的特征,只属于我一人的、其他作家根本没有的东西。”
俄国作家、宗教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较早从宗教哲学的高度评论果戈理作品中的鄙俗:“上帝是无限的,是存在的始与终;魔鬼是上帝的否定,因而也是无限的否定,一切始与终的否定。魔鬼是有始的和未完成的,冒充无始和无终;魔鬼是存在本体的中间地带,是所有深度与高度的否定,是永恒的平面,永恒的鄙俗。果戈理创作的唯一主题正是这一意义上的魔鬼,也就是作为现象的、在所有时间与地点和环境中——历史的、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都可以观察到的‘人的永恒的鄙俗’,无条件的、永恒的和全世界的恶的现象,永恒状态的鄙俗。”他认为,乞乞科夫和赫列斯达可夫一样,也是平庸的化身:赫列斯达可夫的力量在于诗意的**,狂妄的陶醉;乞乞科夫的力量在于理智的平静,明智的清醒;赫列斯达可夫——袖手旁观者,乞乞科夫——积极的活动家;赫列斯达可夫——理想主义者,乞乞科夫——现实主义者;赫列斯达可夫是当代俄罗斯现实的“诗意”,乞乞科夫是当代俄罗斯现实的“真相”。但尽管有这样明显的对立性,他们的隐秘实质却是同一个。他们是同一种力量的两极,是孪生兄弟,他们是俄罗斯中间阶层的子嗣,是19世纪俄罗斯的子嗣,是各个时代中间的、资产阶级的子嗣,两者的实质均是永恒的中庸,“非此非彼”——彻底的庸俗。赫列斯达可夫相信不存在的东西,乞乞科夫相信存在的东西,两者均属同样的庸俗。赫列斯达可夫作打算,乞乞科夫去行动。富于幻想的赫列斯达可夫是最现实的俄罗斯事件的肇事者,一如现实的乞乞科夫是俄罗斯最富幻想的“死魂灵”的肇事者。这是当代俄罗斯的两副面孔,是全世界永恒的恶——魔鬼——的两个实体。只不过乞乞科夫站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上,思考问题更积极,牢牢把握现实的东西。金钱的力量对于乞乞科夫来说不是一种粗鲁的、外在的力量,而是内在的精神、思想、意志的力量。在他身上,中庸的卑贱和中庸的高尚混合为一种“文雅的举止”“高贵的体面”,他追求大众化的享受、方便、舒适、清洁、卫生——美的中庸,正如善的中庸。因此,尽管内在厚颜无耻,但乞乞科夫和整个他的修养保持着外表“惊人的得体”。
在艺术上,小说具有如下几个现实主义的显著特点。
第一,通过精心安排的情节,构织巧妙的结构。《死魂灵》的故事相当简单,写的是乞乞科夫为收购死魂灵,访问了城里的官吏尤其是乡村的五个地主,最后事情败露,只得悄然离去,而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也是日常生活的凡人琐事,平淡无奇,但是果戈理却通过精心安排的情节,把这样一件琐碎而平淡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并且构织成了小说巧妙的结构。
一是巧设悬念,最后揭底。小说写乞乞科夫突然出现在N市,和城里的官吏尤其是乡下的地主周旋,悄悄地收购死魂灵,而他的来历、此前的身世、性格和人生追求,以及为什么收购死魂灵,读者一无所知,从而造成悬念,让读者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好奇地想探知乞乞科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为何要收购死魂灵。直到第一卷的最后一章,才较为详细地交代了他的来历:此前几起几落的身世;他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育——“要是你能够博得上级的欢心,那么,即使在学问上面你没有什么成就,即使上帝不曾赐给你什么才华,你还是能够走运,能够出人头地的”,“不管你遭到什么厄运,钱不会出卖你。在这世上,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钱什么事你都能够办得到,什么路你都能够打得通”;唯利是图、营私舞弊、一心想发财的人生追求;虚伪狡诈、投机钻营又精明能干、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性格;以及偶然听一位书记员的顺口溜想出惊人的办法——趁新的纳税农奴花名册发下之前,把所有死掉的农奴买进来,抵押到赈济局,每个可抵押200卢布,只要买进1000个,就可以得到20万卢布。这种安排,既能在情节结构上制造悬念,引起读者急切地想了解乞乞科夫其人的欲望,又十分符合人们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从而更深刻、更清楚地了解乞乞科夫乃至俄国社会。
二是整个作品大体上按总—分—总来结构。《死魂灵》第一卷共11章,第一章先总括地介绍当时社会生活的一般情况,包括城里的官吏和乡村的地主,而又以城里的官吏为主;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写玛尼洛夫、柯罗博奇卡、诺兹德廖夫、索巴凯维奇、泼留希金;第七章至第十章又总写城里的官吏;第十一章回到穿针引线、贯穿城乡的主人公乞乞科夫,专门写其身世、经历、性格以及人生追求,并表达了对俄罗斯未来的满怀希望。这样,小说的时空虽然不断在城里和乡村转换,但以主人公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的活动贯穿起来,叙事流畅,线索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