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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产与消费（第2页）

二、消费的流动性：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一）流动的消费主义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福特主义曾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是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福特主义标志性的开创时间应当是1914年，当时亨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的标准作为操作自动化汽车装配线的工人们的酬劳。福特在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创新，在很多方面都是已经得到确立的趋势的简单延伸。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中就已经描述了劳动生产率如何通过把每个劳动过程按严格的时间标准和动机研究，拆散为各个组成部分的动机与有组织地分散出来的劳动任务而迅速地得到增加。管理、构想、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分离，在很多企业中也已经在积极进行之中。福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此的明确认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等，即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社会。

但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某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大卫·哈维认为，它的弊端，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很好地概括，就是“刻板”。有些问题是大规模生产体系中长期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刻板，这就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而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又与越来越多要求定制商品的市场压力形成矛盾；有些问题属于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分配和劳动契约方面的刻板，工会抵制不断提高的劳动分工和生产节奏，机械劳动的使用也对管理权威提出了挑战——因而出现了以1968年为标志的罢工浪潮和劳工的分裂。

为了克服福特主义的刻板，一种称为“灵活积累”的模式出现了，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商品及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劳动过程方面，生产日益根据所谓“弹性的专业化”来组织，而且运用通信和传媒技术，生产机构也分散了；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逐渐摆脱了泰勒式的管理，更加重视工人在劳动中的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时间也更为灵活。

第二，在商品方面，产品种类丰富，但由于流行款式的变化以及市场细分而形成的商品之间更加显著的差异，每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都缩短了。

第三，在消费方面，消费越来越专业化，形成了个性化消费模式以及混合型消费模式。消费者更加易变，他们的喜好变化日益频繁而且越来越难以预测，随着个人消费时间与空间的多样化，出现了一种消费的“流动性”。这种“灵活积累”模式又被称做“后福特主义”，它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转向，由此，新的经济市场与文化消费便得以展开。

针对这种转变，齐格蒙特·鲍曼用“沉重的资本主义”和“轻灵的资本主义”两种形态来分别概括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沉重的、福特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是立法者、程序设计者和监督者的世界，是一个以别人确定的方式，来追求由别人确立的目标的、受他人所指引的世界。因此，它还是一个领袖（他更具理解力，比常人理解得更好）权威和导师（他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比你做得更好）权威的世界。轻灵的、后福特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则对消费者有利，它并没有彻底破坏立法者的权威，也没有使它们显得多余。它只是导致并容许太多的权威同时存在，以致对任何一个权威来说，都不能长久地掌权，更不用说是成为唯一的权威。当出现许多权威时，它们往往会相互抵消，而且这一领域的唯一有效的权威，是在众多权威里必须作出选择的人。权威不再是发号施令，他们只是一味地去迎合作出选择的人，并说服和引诱他们。

鲍曼用“轻灵”这个词的实际所指是一种“流动的消费主义”。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以生产（制造）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服务）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后福特主义进一步扩大了消费的范围，创造了刺激和**消费的更为多样的形式。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被迫行为”变成了“上瘾行为”，“禁欲主义”转向了“享乐主义”，“公民”转化为“消费者”，“消费正确”则比“政治正确”正确。

消费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在市场中进行选择，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芭芭拉·克鲁格则说“我买故我在”。消费者行为的精髓，不再是一组可测量的具有明显特征的“需要”，而是“欲望”这一短暂多变、难以捉摸、比需要更无所指的实体，一个不需要其他证明和理由的自我遗忘、自我驱动的动机。消费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打破并抛弃连续的“坚固”障碍（它们限制了幻想的自由飞翔并将“快乐原则”削减到受“现实原则”支配的程度）的历程。坚固的、受限制的、有限性的“需要”，被流动性的、扩张性的、无限的“欲望”所抛弃和取代。这种流动的消费主义许下的承诺是，市场选择会为自我发展和自我满足提供无限的机会。这个承诺是一个核心推动力，它为新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的“欲购情结”，以契合大量的生产。

（二）生产的终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指出，商品是日常的战场，在这里为争夺正义而向资本主义开火。企业无可置疑有一种意图，在关于消费品的来源问题上保持沉默，而将注意力导向购买行为和占有行为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之上。历史上，工人运动致力于打破这种沉默，通过细述产品制造的环境以及制造所涉及的人力和环境成本，努力揭示出在市场所展现的买卖双方平等交换的假象之下，掩盖了生产过程中那种制度化的牟利体系。他们还呼吁针对此发动一场国际性的工人运动。这个规则是从一系列的文化形式中发展出来的，如行会标语、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册等，其中将工人置于历史舞台的核心位置。

然而，随着旧型重工业的快速衰退和新型服务业的快速崛起，工人的文化偶像地位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生产英雄让位于消费英雄，穿越想象性的空间，消费者与消费品相遇了。这种消费品在促销的时候，被强调说是设计出来尽可能实现个人表现的载体。

鲍德里亚实际上指出了历史中的后现代决裂。他宣称，我们正处在一个仿真的时代，一个社会再生产（信息处理、交往和知识产业）取代生产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劳动不再是一种生产的力量，而是成为“符号中的符号”。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已主要不是生产性的，而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服务模式的符号。薪酬也不再同一个人的工作和生产的东西有什么理性的联系，而是同一个人在体系中的位置相关。

人们生活在一种“超真实”中，图像、景观和符号取代了商品生产和阶级冲突的逻辑而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时候起，资本和政治经济学在鲍德里亚那里以全新的形式出现了。于是，符号和形象在日益扩张和不断运转的循环中繁衍出其他符号和新的形象机器。技术取代了资本，形象、信息和符号的繁衍遮盖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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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指出，现代社会是以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而后现代社会却是围绕图像和符号的仿真及使用来组织的。后现代社会的主导性规则即是仿真。在仿真社会中，个人的身份是在其对符号的使用中建构的，符码和模型决定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不同个人之间的关系。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文化是由仿真的逻辑所控制的，而商品的消费和使用、政治的运作、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以及日常生活的运行，无不为符码和模型所充斥（图3-2）。

在这样一个消费符码化的时代，生产的逻辑不再重要，而意义的逻辑则成为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最后阶段不仅是早期阶段的延续，而且它代表了和前期阶段的彻底决裂，因此，它要求有新的分析理念。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逻辑代表了资本主义通过强加一种与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之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秩序的最终胜利。其结果是一个无思想深度的世界产生了，意义是“伪造”的，现实则带有一种新的浅薄。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13～1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4][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2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