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绍祥1999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西方古典学史的专著《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对文艺复兴到20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苏联以及中国在古希腊罗马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问题作出系统的述评,其中对关于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进行了重点关注和全面综述。作者在充分肯定了反古史现代化派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反思及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芬利又把古代社会的某些特点绝对化……竟至成为新正统派”,因而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批评,这说明他的看法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作者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的学者在调查考古学和农业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最新进展,针对新一轮的关于农业生产中压低和抬高商品化程度的争论,作者指出:“在笔者看来,抛开原始派有意压低希腊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极端提法不谈,前一类观点应更具说服力,但后者亦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正如奥斯丁曾经指出的那样,对希腊人来说,贸易是其文明组成的一部分,希腊的商船很早就产生了,完全把贸易从希腊经济中拿掉,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因而如何估价商品生产在希腊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44]
在1998年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上的《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晏绍祥对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及代表性的著述和观点进行了专门的介绍,并对一些最新的研究动态和趋势进行了评述。在2009年出版的《希腊史研究入门》一书中,他再次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芬利的古代经济模式正面临严重的挑战。最近10年来,反芬利派似乎正日益取得优势……总体上看,非农业经济成分以及农业中的市场经济因素,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145]此外,在发表于2009年的《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对颇有争议的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经济进行了探讨,认为尽管希腊世界的不同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人口的增加、生产技术的局部变革、地中海地区贸易联系的恢复,还是表明了古风时代的希腊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希腊本土若干工商业中心的出现,显示了贸易和手工业对于希腊城邦的形成仍有所贡献。不过,农业始终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水平,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无论与工商业的联系多么密切,仍是农本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有本质的区别[146]。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其对希腊农工商业地位和作用问题所持的“折中派”观点的一次具体阐释。
解光云于2006年出版的《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一书从城市史的角度出发,对古典时代雅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一个侧面也对古代希腊的经济属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从总的倾向上看,作者既充分阐述了作为古典时代希腊经济中心的雅典在手工业和商业上所出现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并没有否认古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148]。
在中国学术界20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中,除了上述直接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三个派别之外,很多学者还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以间接的方式参与了这场讨论。比如,对于古风时代的希腊殖民运动、古代希腊的工商业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149],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实际上,除了这些比较研究之外,其他那些直接对希腊的经济性质发表看法的学者也都或多或少地把古代中国的历史作为论述的前提、出发点或参照系,不论在观点上是侧重于“农本”,还是意在“重商”,我们相信,这些研究都将有助于丰富和加深人们对古代希腊、古代中国乃至于整个古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了解和认识。
[1]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2]希罗多德:《历史》,Ⅶ。50。
[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14—16。
[5]M。I。FiudiesinLaihens:500-200BswiewJersey,1952,p。58-59。转引自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54页。另见王大庆:《雅典公民家庭经济中的土地与农业生产》,《历史教学》1998年第1期。
[6]A。H。M。JohenianDemocracy,Oxford,1978,p。90。
[7]高中伟、徐松岩:《公元前4世纪雅典土地所有制状况及其成因》,《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8]“必须承认的是,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费那么多辛劳而取得田地的果实。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收成,既不需要用犁犁地,也不需要用锄锄地,不需要做其他耕耘者必做的工作。农夫们坐等河水自行泛滥,漫到田里灌溉,再等河水自行退回河床,然后他们把种子撒在土地上,让猪把种子踩踏在土里,然后便只是坐等收割了。”希罗多德:《历史》,Ⅱ。14。
[9]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以上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引文参见该书的第48—61页。
[10]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解光云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11]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12页。
[12]柏拉图:《理想国》,369D。
[13]转引自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218页。
[14]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72页。
[15]徐松岩:《关于雅典奴隶制状况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
[16]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81页。
[17]J。M。Camp,TheAtheniaioofClassis,ThamesandHudson,1986,p。28。
[18]希罗多德:《历史》,Ⅰ。153。
[19]J。M。Camp,TheAtheniaioofClassis,p。108。
[20]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罗念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38。
[22]参见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183—184页。
[23]参见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第301页。
[24]M。M。AustinandP。Vidal-,EidSocialHistoryofAGreetrodu,LosAngeles,1977,p。57;A。AheGreeks,NewYork,1978,p。129。
[25]ChesterG。Starr,TheEidSocialGrowthreece800-500B。C。,Oxford,1977,pp。109-112。
[26]J。M。Camp,TheAtheniaioofClassis,p。129。
[27]J。M。Camp,TheAtheniaioofClassis,p。135。
[28]F。J。Frost,GreekSociety,D。C。,1980,p。62。
[3reekSociety,p。64。
[31]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71页。
[32]希罗多德:《历史》,Ⅵ。137。
[3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b4-5。中译文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