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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典时期的希腊经济02（第1页）

第三节古典时期的希腊经济02

在雅典人看来，一个“自由人”的特征即是在生活上能够自给自足，不依附于他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一个“奴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天生属于他人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个自由人的状态就是不生活在另一个人的束缚之下……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59]以此为标准，除了自耕农之外，包括独立的手工业者、商人、雇工在内的从业人员，就由于不能够在生活上自给自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他人而都带有了不同程度的“奴性”，所以，在早期希腊，“服务”（service）与“奴役”（servitude）是密不可分的[60]，为自己工作和为他人工作正是“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区别所在。在希腊，拿钱为别人办事被认为不是一个自由人的行为，一个自由的公民即使沦落到一文不名，也要保持其经济上的某种独立性。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讲到一个名叫犹太鲁斯的公民，他由于战争而丧失了全部财产，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当苏格拉底建议他去为一个大户人家做管家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不愿做一个奴隶”，而宁愿当一个“自由的”雇工[61]。

可见，“雇工”是一个“自由人”可以想象到的最坏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一个“雇工”还保留着人身的自由和职业上一定的选择权的话，那么奴隶则完全没有一点自由可言，他们本身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为了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古典时代的作家们纷纷从各种角度论证奴隶在天性上的低下，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废除奴隶制度的主张。“在希腊人眼中，没有一个健康的长久的社会能离开奴隶。”[62]阿里斯托芬在《公民大会妇女》中用充满想象力的戏剧的语言向世人描绘出了一幅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的图景，人们终于不再为生计问题而操劳，生活在幸福、和谐和安逸之中；但是在戏剧的结尾处，当有人忽然问到由谁来耕田种地的时候，回答仍然是：“奴隶”。由此可见，使用奴隶的观念在希腊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三、古希腊人的“本末”（农业与工商业）观念

在古汉语中，“本”和“末”是两个指示字，原指草木的根部和末梢，由此引申而成为中国思想史中的一对相互对立且相互依存的重要范畴。“本”泛指一切事物的基础或主体，而“末”则泛指一切事物的次要的或非根本性的一面。首先，从重要性来看，“本”大于“末”，因为有“本”才能产生“末”，没有“本”的话“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又显示出相互依存且相互影响的一面，一方面“本”的存在为“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末”的产生又会对“本”的存在造成好的或坏的影响。

正是由于作为社会经济基础性部门的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从战国时代开始，“本”和“末”的概念就被应用到经济领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对特定的思想范畴，其中“本”泛指农业，“末”泛指工商业，“重本抑末”的学说也随之产生。在古代希腊，虽然没有出现与古代中国相对应的“本”和“末”的范畴，但是也存在着与中国古代十分类似的重农轻工商的思想观念[63]。在古典时代，随着农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希腊的思想家们也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展开了全面和深入的反思，这些思考既来源于当时希腊人现实的经济生活，也展示出他们对经济生活的哲学思考和伦理诉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思想去还原或建构作为这些思想的来源和基础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结构。

对“本”业的认识与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相仿，对于作为“本”业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活，古代希腊的思想家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关于农业的重要性，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细致的论述。他说，“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和锻炼身体的手段”，接着，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各个角度对这种看法加以论证，俨然是一篇“农业颂歌”。

首先，在经济上，农业是人们得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第一，土地给种地的人生产人们赖以生活的食粮，此外她也生产人们所享用的奢侈品。第二，她供给人们装饰祭坛、雕像和他们自己的一切东西，并提供最优美的景色和香味。第三，她生产或供给很多美味食品的原料；因为饲养牲畜的技艺是与农业密切相联的，所以人们就有了祭坛所用的牺牲和自己使用的牲畜。”

其次，农业不仅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而且在国家的军事活动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她通过训练给那些用自己双手劳动的人增加力气……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当骑兵，耕种乃是为他的马匹供应饲料的最有用的伙伴；如果他愿意当步兵，耕种也能使他身体灵活。……土地还能鼓励农民武装保卫国家，因为庄稼都生长在露天里，易于受到强者的劫夺。什么技艺能比农业训练出更好的跑手、投掷手和跳高手呢？”[64]

在这里，色诺芬把农业和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这两个最基本的活动，另一方面在这两者之中农业又是重中之重，因为一旦农业出现问题，战争也就失去了后盾，从而说明了农业不仅是公民个人安身立命也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因此，色诺芬十分推崇波斯国王所推行的“农战政策”。实际上，不仅在希腊和波斯，古代国家的统治者无不把农业和战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正如马克思所言，“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所以“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65]。

最后，色诺芬指出，农业在人们的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培养上也十分重要。这是因为：（1）农业可以培养人正确的劳动观念，促使人勤于劳作，吃苦耐劳，从而不会沾染上不劳而获的恶习。（2）土地使人诚实、公正，对于土地来讲，“你服侍得她越好，她报偿你的好东西越多”，反之，“对于不忠实的人，农业乃是很精明的谴责者”。色诺芬认为，收成的不好都是由于农人自身的怠惰和心存侥幸所造成的。（3）由于农耕生活中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既不能携带且最易受到侵害，所以在战争中最能够团结起来保卫国家、英勇作战的就是农民。“我们得出结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所以这种谋生方式似乎应该受到我们国家的最大重视，因为它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66]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对农业的述评可谓全面而透彻，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基本上没有超出这种基调和范围，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柏拉图关于农工商业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壮年时期的《理想国》和晚年时期的《法律篇》两部著作中。

在《理想国》中，他试图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构建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家的模型。“首先，最重要的是粮食，有了它才能生存……第二是住房，第三是衣服，以及其他等等”，因此，“要有一个农夫、一个瓦匠、一个纺织工人”以及“一个鞋匠或者别的照料身体需要的人”，这样，“最小的城邦起码要四到五个人”[67]。在这里，我们看到柏拉图把生产粮食的农夫放在了一个国家建立和存在的首要位置，然后才是手工业者、商人以及护卫者等组成城邦所必需的各色人等，体现出了明确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指导思想。在此后的论述中，柏拉图虽然没有像色诺芬那样对农业生产和生活大加颂扬，但却对包括手工业、商业、服务业、钱贷业在内的挣取金钱的“末”业表现出强烈的鄙视和拒斥情绪，从中可以反衬出他对农业的宽容和接纳。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不再专注于理想国家的构建方面，而是把主要的笔墨放在如何为实践《理想国》所定的原则而制定具体法律上面。我们注意到，《理想国》中所表现出的对工商业活动的怀疑和反感在这部著作中又进一步加深了。《法律篇》中制定了十分详尽的农业法，第一条就是严禁任何人移动标志土地边界的界石，使人联想起了孟子的“夫仁政，必自经界始”[68]的说法。国家设置了土地管理员，负责监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一切事务。农业法在水源、灌溉和收获物等问题上都作出了种种严格的规定[69]，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农业生产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

实际上，在希腊人的现实生活中，城邦的执政者一直把对土地的管理和农业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不断出台有关的政策和法律。比如，在斯巴达传说中的来库古改革中，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按照平等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梭伦改革中，针对农民欠债的问题颁布了“解负令”，并按照年收入农产品的多少重新划分了社会等级。此外，由于阿提卡土地贫瘠，十分缺水，有限的土地不能养活众多的人口，为了保障农业生产，梭伦还制定了严格的“水资源法”，同时规定除了橄榄油之外，禁止任何农产品的出口。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说的建构中，虽然在方法上有别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更倾向于从现实的城邦政治出发来挽救城邦体制的危机，但在对农工商业的认识和看法上与柏拉图没有什么不同。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耕作土地以收获果实来获得生活资料”。接着，他把人们赖以生存的“致富术”分成两类，一是靠劳力获得财富，包括牧羊、农作、捕鱼和狩猎，另一类是靠交换和零售商业获得财富，通过比较得出前者是凭借天赋的能力以觅取生活必需品，而后者获得的财富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前一种获得财富的方式是自然的，而后一种是违背自然的[70]。所以，与柏拉图相仿，亚里士多德在承认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也是从财富获取方式的伦理学角度给予了农业以“自然”和“正当”的定位。

对“末”业的认识我们看到，希腊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们在普遍给予农业以正面和积极的评价的同时，在对待包括手工业和商业在内的“末”业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从总的情况来看，色诺芬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相对严厉。不过，他们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所表现出的差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因为他们一方面都认可或者肯定工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而对这种必要性的认识则建立在其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都对工商业活动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鄙夷或蔑视，而这种轻视的态度又都是出自伦理道德上的价值评判。

如果说色诺芬把农业当作一种崇高的事业的话，那么手工业则是一种“粗俗的技艺”，因为这些技艺不仅有害身心，而且有损道德，“这些技艺迫使工人和监工们静坐在屋子里，有时还整天待在炉火旁边，伤害他们的身体。弄坏身体就会严重地弄坏精神。而且，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们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尤其对于这最后一点“是可以立刻得到最确实的证明的，只要在受到敌人的侵犯的时候，让农人和手工业者坐在两处，分别问他们是赞成保卫国家，还是赞成撤离广阔的地带，专门防守城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那些与土地有关系的人一定赞成保卫土地，而手工业者一定不愿意斗争，而愿意像他们一向所受的训练那样静静地坐着，避开艰苦的斗争和危险”[71]。

可见，手工业之所以被认为是“粗俗的技艺”，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对道德的损害：至于它在社会经济上的功能与作用，色诺芬是并不否认的。他一再强调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家庭经济中最自然的是两性的分工，“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内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外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劳动分工就更加必要，“因为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在《居鲁士的教育》中，他记述了波斯的大城市中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分工之发达：“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皮鞋为生，另一个人靠切皮鞋的皮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72]

对于工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色诺芬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的层面，而且还做出了使之成为现实国策的努力。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他针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农业生产的凋敝、贫富分化的加剧，和雅典利用提洛同盟对其他城邦日益加紧的剥削和奴役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利用自身的地理和资源上的优势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增加财富的方法和措施。例如，在手工业上，色诺芬指出，雅典的地下拥有大理石和白银这两种得天独厚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为雅典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且其本身就是可以直接出口以换取粮食等物资的产品。由于银矿资源的开发完全不受到市场和需求的限制，所以更应该大力发展。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主张，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收购大量的奴隶，再出租给私人，用包税的形式进行白银的开采，国家将从中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对于商业，色诺芬认为雅典不仅位于“希腊的中央”，而且也是“有人居住的世界的中央”，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商业和外贸的地理条件，“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点”。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为外来的客商大开方便之门，招商引资，并设立一项专门用于外贸的国家专项基金，这样，“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访问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贡献”[73]。

我们看到，色诺芬的国营工商业的建议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从梭伦改革时代起，大力发展工商业就一直是雅典的一项基本和长期的国策。到了古典时代，雅典已经发展成为希腊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色诺芬的主张既建立在这种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又可以看成是这种政策的深入和发展。

与色诺芬旗帜鲜明地赞成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工商“末”业的看法带有明显的保守性，而且相对复杂。

柏拉图的农工商业观主要体现在他的城邦经济起源说以及由此引出的社会分工理论上。他认为，城邦起源于个人的不能自足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相互需要，只有通过社会分工和彼此之间的产品交换才能使大家都能得到满足。上文说到，柏拉图认为，一个最小的城邦也至少需要一个农夫、一个瓦匠、一个纺织工人和一个鞋匠，但他接着指出，实际上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国家，仅仅有这么几个人是远远不能够自足的，于是，在他的理想国中，包括木匠、铁匠、牧人在内的更多的从业人员被加了进来。但人员仍然不够，因为“把城邦建立在不需要进口货物的地方，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因此，工匠们不仅要为本邦进行生产，还要为外邦生产，这就需要更多的农夫和技工了。为了完成这些进口和出口的买卖，就需要专门的人员，这就是商人。接下来，城邦还要为内部和外部的商品交换提供特定的场所，即市场。柏拉图把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在本邦市场上做买卖的小商人，类似于中国的“坐贾”，另一种是往来于城邦之间的大商人，相当于我们的“行商”。除了各类工匠和商人，最后被“发明”出来的是出卖劳动力而领取工资的“仆人”和“佣工”，至此，“我们的城邦已经成长完备”[74]。在这里，柏拉图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手工业和商业在城邦生活中的必要性，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工商业活动基本上还是持有肯定的态度。

但接下来，他的话锋一转，通过对“一个真正的和健康的国家”和“一个发烧的国家”[75]的描述和对比得出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那就是城邦中并不是所有的需要都是必需的。总的来看，在一个“健康的国家”中，生产和消费的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而在一个“发烧的国家”中则加入了许多奢侈品。由此可见，柏拉图对工商业的认同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存在的必要性要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为限度。

在他的理想国家的建构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内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完全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生活之外，在这个由农工商业者组成的社会基底之上是一个由1000人组成的高贵的“护卫者阶层”，他们不进行任何的生产活动，专门进行军事训练和学习文化，并拥有政治权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就是从护卫者中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哲学家，即“哲学王”。由哲学王和护卫者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的内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不仅土地和房屋，而且妇女和儿童也都在公有的范围。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业者则允许拥有私产，其主要任务就是向统治阶级提供基本的生活给养。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农工商业活动也仅仅被限制在无权的生产者阶层的范围内，其“低贱性”不言而喻。

在柏拉图的最后一篇对话《法律篇》中，护卫者的人数由1000人增加到5040人，但上述的社会结构却没有改变，因此，柏拉图关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系列立法主要是针对护卫者阶层以外的生产者阶层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那些有关工商业的法律不仅全面贯彻了《理想国》中所提出的以基本需要为限度从而建立一个“健康的国家”的原则，而且还流露出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少有的对工商业活动的怀疑、轻蔑和敌视态度，明显体现出了他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和发展。

对于手工业者来说，诚实是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为此，在货真价实、如期交货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手工业者被按照一定的数量和比例分配到指定的乡村和地区，其主要任务是满足大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因而对产品的种类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其中以农具、军事用品和日常的生活用品为主[76]。这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和配给经济的特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要使人们产生超出基本生活需要的欲求。

如果说《法律篇》中对手工业活动的管理和规定还相对简单的话，那么在商业上的立法则可谓事无巨细，不厌其烦。

首先，国家从选址上就应该尽量远离外贸良港，因为“海洋实在是一个‘又苦又咸的邻人’，它使一个地方染上商业和赚钱的习气，以及随之而来的零售贸易，在心灵中形成了狡猾和不信任的性情；它因而带走了一个城市对自身和对他人的信任和友谊”[77]。所以，这个国家的食物最好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农业生产，法律既不允许各种奢侈品的进口（除了军事上的需求），也不允许本邦的生活必需品的出口[78]。一句话，最好没有对外贸易，或把这种事情减少到最低的发展水平。

其次，国内的商品交易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市场管理员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产品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商业欺骗和产品的弄虚作假是绝对禁止的。在交易过程中，“在市场上贩卖各种商品的人不可以提出两种价格……也不能在一天之内任意提高或降低价格，不允许对所卖的商品用发誓来加以赞扬”。为此，市场管理员和法律的护卫者应该制定出一个详细的法律条文，张贴在市场上，使所有参与买卖的人一目了然[79]。

再次，严格禁止以营利为目的的零售贸易。“在这种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商业活动中的以赚钱为目的的零售贸易在整个地区或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禁止存在。”[80]那么，为什么柏拉图一方面承认零售商业在社会分工和人民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在其《理想国》中也为零售商人留下了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在这里却要明文禁止呢？他继而指出，原因就在于零售商人往往会受到贪欲的驱使而见利忘义，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们“一旦有了需求，就毫无限制地获取，当他们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钱财，他们便选择无限地谋求”[81]。所以，零售贸易必须严格禁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越少越好。接着他再次重申了在护卫者阶层中严格禁止经商的规定，“从事零售商业的人必须是定居的外国人或陌生人”。对法律上允许保留的零售贸易，法律的护卫者要进行全面和严格的监管，其中包括公布收支情况，使之得到一份恰当的利益[82]。

最后，既然以贱买贵卖为特征的零售商业都受到这样的谴责和管制，那么以钱生息的高利贷就更是罪大恶极了。“城市中不得有金银存在，也没有通过粗俗的职业获得的高额利润、高利贷以及其他类型的可耻的增值。”因此，“不得把钱给他不信任的人，禁止有利息的借贷。一个得到一笔借贷的人被允许连本带息地拒绝偿还”[83]。这样，作为商业活动的最高发展形式的金融业被彻底地赶出了这个“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