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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史学（第2页）

在史书编纂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的创立，色诺芬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希腊史》中就非常注意集中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而其《阿哥西劳斯传》则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传记体史著的代表作。《阿哥西劳斯传》是色诺芬为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所作的传记。由于阿哥西劳斯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又是他的保护人，因此色诺芬在此书中对其多溢美之词，把阿哥西劳斯描绘成拥有公正、自制、理性、智慧、勇敢、文雅等诸多美德和品质的完美英雄。尽管色诺芬为传主歌功颂德有损此书的史料价值，但毕竟保留了有关斯巴达社会历史的一些珍贵材料；更为重要的是，此书与古希腊著名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艾瓦格拉斯传》一起开创了西方史学编纂中的传记体体例。后来，古希腊的史学家们开始逐步把传记作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形式，认识到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重要性，最后终于达到了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那样的高峰。

色诺芬对古希腊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扩大了历史学的记述范围和研究领域。如前所述，色诺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政治、哲学、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其著作成为后人研究古希腊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如《拉西第梦的政制》是一部记述斯巴达政治制度的专著，涵盖了斯巴达人的政治、军事、法律、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内容，是研究古代斯巴达社会历史的重要原始材料。与其他希腊古典史家相比，色诺芬更为重视城邦和奴隶主家庭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这两部著作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主张[61]。《经济论》是一部语录体的古典经济学著作，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讨论了管理好家产的方法；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操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并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设为一门专门学问。《雅典的收入》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它主要针对战后雅典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增加财政收入，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等问题。色诺芬在以上两部经济专著中，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古代城邦奴隶主经济理论，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对于研究古代希腊社会经济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毫无疑问，色诺芬是希腊古典后期成绩最为卓著的历史学家，因而在古代色诺芬就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列为古希腊三大史家。不过，正如近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色诺芬无论在治史态度上还是在取得的史学成就上，都难以与其前辈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相比[62]。有论者指出，色诺芬虽然“多才多艺，但不是像修昔底德那样的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他有才华横溢的撰述风格，但他并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引人入胜”，因此，“色诺芬不能算作第一流历史家”。《希腊史》是“色诺芬雄心最大、下功夫最多的一部书……打算把这部书写成修昔底德历史著作的续篇”，但是，“这部书远远不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准确和公平两方面都有缺陷，而且笔调沉重”[63]。的确，色诺芬缺乏对历史变化和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因而无法像修昔底德那样对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也缺乏修昔底德那种科学的批判态度和求真精神，他虔诚地相信神谶、梦兆和预言，经常把史事的发展变化视为神的干预和神意安排的结果。在史料取舍方面，色诺芬不仅没有像两位前辈史家那样进行认真批判审核，而且往往表现出以个人的政治好恶来选择史料和评判史实的不良倾向。由于色诺芬自身政治立场的关系，《希腊史》一书明显地反映出袒护斯巴达的倾向，有意回避一些对斯巴达不利的史事，甚至对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底比斯对斯巴达的重大军事胜利等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体现出随意剪裁史事、歪曲历史真相的不良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公元前5世纪晚期修辞学的兴起以及希腊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虚假粉饰之风的滥觞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虚夸之风在史学领域里的表现。后来，这种风气随着古希腊城邦危机的不断加深而继续发展。希腊化时代出现的为君王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实际上就是这种与史学求真精神相悖的不良治史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

三、希腊化时代的史家

希腊化时代的史家和史学的变化在希腊化时代，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希腊化的进展，史学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史学记述范围的扩展。亚历山大的东征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史学记述的地理范围也随之扩展。例如，亚历山大远征之前，希腊人对印度知之甚少，只听过一些传闻，而没有实际调查。而在希腊化时代，伊奥尼亚人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利用出使北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之便，撰写了一部4卷本的《印度志》，描述了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风俗人情和社会历史等，书中首次记载了婆罗门教，并提及了印度种姓制度。有论者认为，该书对希腊化世界的影响犹如后世马可波罗的游记对当时欧洲的影响[64]。另外，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及此后开启的希腊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希腊与东方亚非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希腊文化的直接影响下，一些东方国家里也出现了用希腊语写成的本国史著，包括著名的埃及祭司曼涅托所撰的埃及通史《埃及史》和巴比伦人柏洛萨斯（Berossus）撰写的3卷本的古巴比伦通史《迦勒底》等。

第二，传记史学的繁荣。希腊化时代是传记史学的繁盛时期。特别是由色诺芬等人在古典时代晚期开创的歌功颂德型的传记写作此时已蔚为大观，有关亚历山大文治武功和日常生活的传记史著与回忆录大量涌现，如托勒密一世的《亚历山大战争回忆录》、公元前4世纪的史家克莱塔卡斯的《亚历山大传》、埃及人克里奥米尼的《亚历山大本纪》、卡利斯提尼的《远征波斯史》、攸麦尼的《亚历山大起居注》、卡里兹的《亚历山大故事》等。以上诸书旨在为君王树碑立传，其中包含了很多虚妄和神化亚历山大的内容。在此影响之下，希腊化世界掀起了一股传记写作风潮，而且传主的取材范围由原来的国王、僭主扩大至文化名人，诗人荷马，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个人传记随之出现，甚至还出现了名妓传记。传记作者一般都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65]。

第三，地方志的兴盛。希腊化时代，特别是在公元前350—前200年之间，地方志的编纂在希腊非常流行，其特点为按年代编排史事，注重探究神话和诸种宗教仪式的起源，文字较为简单，所以有别于正式的史著。由于这种形式的历史著作主要产生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因此又被称为阿提卡地方志。该时期阿提卡地方志编纂家的代表是麦加拉人安德洛兴和菲罗科鲁斯。阿提卡地方志保存了许多当地的古代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西西里学派史家提迈乌斯（Timaeus，约公元前352—前256年）也是这一时期地方史家中的杰出代表，编撰了通史巨著《西西里史》和一部《皮洛士战争史》。

第四，大规模的古文献整理。对包括史著在内的希腊古代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是希腊化时代史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创办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和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希腊古代图书和文献资料，众多优秀的学者亦云集于此。亚历山大里亚的博学者和校注家们对当时的希腊古代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包括比对版本、校勘文字、文法注释、划定卷次等，现存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古希腊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是经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整理后才流传后世的。如著名的文法学家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据说一生校勘、注释了800卷书籍，其中包括赫西俄德、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尤以校订荷马的著作而闻名，是他最先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划分为24卷，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所以有论者断言：“古希腊文化后期是博学而不是行动的时代；是深入钻研并把知识分类的时代，是文法家、语言学家、书斋历史家的时代。”[66]

第五，“普世”观念的出现。希腊文οｉκουμε′υη一词，在希腊古典时代意指希腊人居住的地方。而至希腊化时期，该词已有整个世界即普世的意思[67]。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是与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所面临的历史局势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的。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虽然已经认识到了人类世界的统一性，但“仅仅是一种地理的、而非历史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意识。普世历史、世界历史的观念，还是不存在的”[68]。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涉及亚洲、非洲和欧洲众多国家的史事，具有十分开阔的世界视野。不过，希罗多德所谓的世界大抵还只是地理上的联系，而没有深入的历史联系。同样，埃浮鲁斯的《历史》一书尽管汇集了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众多希腊城邦的史事，但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史著作。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战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当时希腊人所熟知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世界’就成为某种不止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整个的亚历山大帝国这时共享有一种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潜在地，则整个‘普世’都共享着它。”[69]普世观念的出现，意味着普世史的撰写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实践的进一步推动之下，终于在希腊化末期史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转化成了现实。

波利比乌斯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是希腊化时代末期即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168——前30年）最重要的史家。他出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麦伽波利斯城（Megalopolis）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莱考塔斯（Lycortas）是希腊亚加亚同盟的主要领袖之一。公元前168年，波利比乌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期曾任亚加亚同盟的骑兵指挥官，战败后被作为人质解送到罗马。在罗马，波利比乌斯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品质深得罗马上层的宠信，并得到西庇阿家族的庇护，成为罗马名将小西庇阿的良师益友。波利比乌斯客居罗马长达16年之久，曾随小西庇阿远征迦太基，是罗马不断对外扩张，直至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者之一。同时，波利比乌斯也得以目睹罗马的一些档案资料。这一切都为他写作《历史》创造了有利条件。

波利比乌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这种经历和身份赋予了他在史家修养及撰史方面的独特视角。首先，波氏继承了前代希腊史家撰写当代史的求真传统，非常重视史家撰述的真实性。他认为，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所谓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历史若失去真实，就会变成无稽之谈[70]。历史学与悲剧和修辞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真实[71]。其次，波氏强调了史家亲历和个人经验在撰史中的作用。他认为，史家拥有必要的政治军事等经历，既能保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可以令读者得到相关的实用知识[72]。

波利比乌斯在《历史》中多次提到，他写的是一部实用的历史。读者通过阅读这种史著，可以把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运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相似事件，这就是历史学的功用。他认为其作品最大的用处，在于对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教育意义，而当这种叙述再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以补充说明时，历史研究才能有益。”[73]波利比乌斯已自觉地区分事件发生的原因与事件的借口或开端，并致力于探讨罗马由一个蕞尔小邦“是如何，依靠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整个世界都臣服于它单独的统治之下”[74]。波利比乌斯首先关注的是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原因。他认为，罗马政体由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混合而成，具有极大的优势。罗马的三个政治机构——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分别代表这三种政体的成分。依靠这种政体，罗马人追求的“任何目标都能实现”[75]。其次，在军事方面，罗马军队由公民组成，较之迦太基的雇佣军和马其顿的军队具有更强的战斗力[76]。而宗教在“保持罗马国家的凝聚力”上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77]，等等。

波利比乌斯分析地中海世界统一于罗马这一历史巨变时，频繁地使用了“命运”一词。他说：“我们所处时代特点的令人惊愕之处在于，命运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即罗马的统一）。”[78]此处的“命运”，并非一种托词，而是有深刻涵义的，这说明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并非出自罗马人的意志，而是包括罗马在内的地中海所有国家的活动都受到“命运”的驱使。地中海国家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或与罗马对抗或与罗马结盟，结果却无不事与愿违；而罗马人“正是通过别人的错误决定使自己得益，发展并确立了自己的权力”[79]。地中海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促进了罗马征服的成功，这不是它们的目的，也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这就是“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的“命运”。可见，波利比乌斯所谓罗马获得成功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带有某种必然性的意义[80]。他对历史变化的考察是立足于人事的，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

需指出的是，虽然波利比乌斯把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以为历史是静止不变的。波利比乌斯注意到历史在时间上的纵向发展与横向空间内容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表现在变化中。波利比乌斯认为其《历史》是真正的“普世史”（Geory），并自称是“第一位写普世史的作家”[84]。波氏所言，正是从其书内容横向广通地中海世界来说的。在横向空间方面，波氏把公元前220—前168年间地中海世界所有国家的活动都囊括在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和塞琉古之间所进行的四次大战之中。他写第二次布匿战争，突出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又如一根无形的引绳，把整个地中海世界牵动起来。历史横向空间以地中海国家分合、战和的方式发生紧密的联系。他还指出，历史横向空间内容的联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地中海国家活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至叙利亚战争时期，地中海地区矛盾的焦点已转化为罗马与塞琉古的斗争。此两者的斗争，又引发了地中海世界激烈的动**。从地中海国家的活动中，波氏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横向空间内容错综复杂的联系及其变动。历史横向空间内容的联系及其变动，又导致历史在纵向上的变化。对此，波利比乌斯有一段著名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和安提柯的战争导源（derivingitsin）于和腓力的战争，和腓力的战争导源于和汉尼拨的战争——战争与战争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性质的事件发生，但都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85]在这段话中，波利比乌斯清楚地表述了两点思想：一是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历史事件的发生在时间上先后相连（当然也应包括公元前168年以后的历史事件），历史纵向变化具有连续性；二是上一次战争“导源”了下一次战争的爆发。波利比乌斯所谓“导源”指的是历史空间内容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下一次战争的原因已经孕育在上一次战争之中。总之，波利比乌斯描写公元前220年以后的历史，把四次大战与罗马巩固其统治等五个点连为一线，又从横向空间内容上显示五个点的形成以及点与点之间的“导源”关系，从而展现了罗马如何一步步地把地中海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在波利比乌斯的思想中，历史纵向发展（罗马征服进程）是横向空间变化的产物，纵向发展的结果又是横向空间内容联系形成的基点[86]。呈现在时间中的纵向发展与横向空间内容的变化是他所撰写的这段历史变化的两个方面。

[1]参见ara，TheoryiGreee，Berkeley，LosAngelesandLondon，1983，pp。62-63，76-77。A。J。WoodmaoriClassicalHistraphy：FourStudies，London，PortlandandSydney，1988，Charpt1，pp。1-69。

[2]荷马：《伊利亚特》，Ⅰ。1；Ⅱ。484-492。《奥德赛》，Ⅰ。1；Ⅻ。189-191。参见G。oftheAs，Baltimore，1979，p。95。

[3]E。Breisach，Histraphy：A，Medieval，andMoandLondon，1983，pp。7-8。

[4]A。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5]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页。

[6]转译自M。GraHistorians，Loed，1995，p。19。

[7]J。BriffinandO。Murry，TheOxfordHistoryoftheClassicalWorld，Oxford，1986，p。188。

[8]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页。

[9]有学者曾对希氏的旅行范围提出了质疑。参见O。Armayor，“DidHerodototheBlackSea？”，HarvardStudiesinClassicalPhilology，vol。82（1978），pp。45-62。

[1reekHistorians，Oxford，2001，pp。22-23。

[11]詹姆斯·鲁斯：《西方最早写战争史的史家——希罗多德与〈希波战争史〉》，杨俊明译，《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2]希罗多德：《历史》，Ⅰ。5。

[13]A。莫米利亚诺：《历史与传记》，张强译，原文载M。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第174-203页。

[14]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49-50页。

[15]转引自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载王嘉隽《历史》中译本卷首，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2页。

[16]学者认为，书中关于波斯地方官制、税收（Ⅲ。89）、道路驿馆（Ⅴ。52）、军队来源、水师船只（Ⅶ。60-99）的记述可能来源于波斯官方文献。参见ells，Aentaryous，Oxford，1912，p。27。

[17]参见S。West，“Herodotus'Epigraphiterests”，ClassicalQuarterly，vol。35（1985），pp。278-305。

[18]关于《历史》中口述资料的来源及其真实性，在学者间存有争议。参见D。Fehliusandhis“sources”：，Iionand，FransLTD，1989；G。S。Shrimpton，HistoryandMemoryiGreetreal，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