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节 古典时期的希腊经济02（第2页）

在对工商“末”业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有着大体相同的看法和倾向，有所不同的是，除了营利性质的工商业活动对人的道德品质上的腐蚀作用这一伦理上的批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从经济的角度对这种认识进行了分析和解说。

前文说到，在靠劳力获得财富及靠交换和零售商业获得财富这样两种主要的“致富术”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前者需求有限、方式自然，而后者则欲求无度、违背自然。为什么呢？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就从产品的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上阐明了其中的原因，比如鞋子既可以用来穿，也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虽然同样都是鞋子的用途，但前者所实现的是鞋子固有的用途，因而是正当的，后者实现的则不是鞋子本身的用途，所以是不正当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区分的鞋子的两种使用方式正是马克思所谓的商品的两种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如果说“使用价值”表现为“对人类生活的有用性”，“只是在使用和消费中得到实现”的话，那么“交换价值”则“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84]，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够体现出来。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换都违背自然而应该受到谴责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并不尽然：“在最初这是一种自然的方式，是由于人们所拥有的物品，有的太少，有的又太多所致。”[85]也就是说，人们起初所进行的满足彼此需要的物物交换并不违背自然，只是到了后来，这种简单的交易继续发展，演变成为一种“获得金钱”的方法之后才开始违背自然，因为交易的目的不再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积聚大量的金钱。最后，从这种违背自然的致富方式中又发展起一种更加违背自然的方式，即高利贷：“最为可恶的是高利贷，人们这样讨厌它是极有道理的，它是用金钱本身来谋取暴利，而不是通过金钱的自然目的来获利。因为金钱本身是用来交换的，而不是用来增加利息……这就是在所有致富的方式中高利贷何以最违背自然的原因。”[86]

至此，亚里士多德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人类商业发展历史的草图，从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的模式，实际上这两种模式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的流通”。用公式来表示，W代表商品，G代表货币，“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就是W—G—W，即“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在这一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外一种商品，或者退出流通而转入消费，因此这种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的流通”的公式是G—W—G′，即“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与前一种循环不同，这种循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87]，也就是更多的货币G′。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得出了前一种以使用价值为最终目的的交换并不违反自然，而后一种以获取更多的金钱为目的的交换违背自然的结论。

最后，亚里士多德所极力谴责的钱贷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生息资本”，在这种类型的交易中，资本流通的“G—W—G′”的形式又被简化成为了没有媒介的“G—G′”，即“生出货币的货币”[88]。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货币被发明出来的目的是用来交换的，而这种使用货币的方式显然又违背了货币本身的用途，因此也就成了最不自然和最应该受到谴责的致富方式。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清晰地描绘出从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劳动到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再到以获取金钱为目的的零售商业和有息钱贷的发展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工商“末”业得以产生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不断使用“自然”和“不自然”的伦理标准对这些经济活动是否应该存在而进行一一评说，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古希腊传统上占主流地位的工商业观念作出了更为全面的总结和阐释，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对“本”与“末”之间关系的认识以上我们对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时代的思想家对农工商业活动的基本认识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总结和分析。总的来看，他们都认为国家应该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样做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且还关系到人的道德品质培养和国家军事防卫等诸多方面，其根本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工商业活动，他们在基本上承认或肯定其存在的必要性的前提下，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轻视或压制的态度。那么，在他们看来，在“本”业与“末”业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他们对农工商业的总体看法正是建立在其对“本”业与“末”业之间关系的认识上面。首先，作为“本”业的农业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本”业发展起来，“末”业才有可能兴旺，而不是相反；其次，在“末”业产生以后，就不再只是一种被动的力量，而具有了一定的能动性，因此，“末”业发展的健康与否也就会对“本”业乃至于城邦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于是对发展“末”业的积极的一面或消极的一面的认识、偏向和强调，也就成为对其相对宽容和相对严厉的两种不同态度得以形成的根据和基础。

色诺芬认为农业是其他技艺之母。在论述农业生产为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农畜产品的时候，他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和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处于垂危的境地了。”[89]在这段话中，色诺芬十分明确地阐释出“本”业与其他“末”业之间的轻重和连带关系：一方面，“本”业的稳固是“末”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只有“本”业繁荣，“末”业才会兴旺，如果“本”业荒废了，那么“末”业也就跟着垂危了；另一方面，“末”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本”业稳固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对于“末”业对“本”业的影响，色诺芬除了批评手工业活动对人的身体、精神和品德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之外，并没有对其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功能予以否定，而且还充分认识到了“末”业的发展反而能够对“本”业的稳固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认识在普遍存在着“重农轻商”思想的古代社会中可谓难能可贵。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他详细地记述了因为战争而造成粮食歉收的一家人是如何通过手工生产而渡过难关的[90]。可见，手工业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而且在农业衰败的时候，还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生计。在这里，色诺芬不仅认识到了“本”业对“末”业的决定作用，也注意到了“末”业在一定条件下对“本”的补充和稳固作用。对于这种认识，他在《雅典的收入》中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发挥和阐述。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其写作的时代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农业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大量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涌入城市，贫民人数大增，农业生产则日益凋敝，雅典只能依靠海外粮食的进口和剥削提洛同盟各邦来维持生存。针对这种经济生活的窘境，色诺芬通过对雅典的全面考察，得出了雅典公民“可以借助他们的本国资源来维持生活”的结论[91]。除了农副产品的种植外，色诺芬提出了一系列大力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的主张，并明确地提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农业破败的情况下，获得充足的资金去换购粮食，发放军饷，稳固国防。为了解决个人资金不足的问题，他甚至还大胆地提出了建立国营采矿业和金融业的主张。

应该说，大力发展工商业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就一直是雅典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主要是由于雅典土地贫瘠、耕地有限的较为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使然。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城邦一方面鼓励包括葡萄、橄榄、无花果在内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鼓励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制造和出口；另一方面鼓励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创造更多的谋生手段和就业机会，并通过特色商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换取包括粮食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和军需物资。梭伦改革中所实行的包括规定公民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学会一门手艺、大力吸纳外邦的手工业者等发展工商业的措施，从根本上说都是出于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目的，因此也就带有了扬“末”以固“本”的性质和色彩。上述色诺芬关于“末”业对“本”业的积极作用的认识正是建立在雅典长期实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实践基础上的。

如果说色诺芬在“本末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充分认识到了“末”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本”业的稳固会起到积极作用的话，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对“末”业过度膨胀对“本”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当谈到一个城邦的建立都需要哪些人员的时候，他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和健康的国家”和“一个发烧的国家”。在前面一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人们都以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为满足，过着并不富有但可以自足的生活，健康、平安而安逸幸福，享受着天伦之乐，没有受到“贫困与战争之苦”。但是在后一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了却是另一番景象：

“不少人看来对刚才这个菜单或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满意。睡椅毕竟是要添置的，还要桌子和其他的家具，还要调味品、香料、香水、歌妓、蜜饯、糕饼——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些必需的东西：房屋、衣服、鞋子，是不够了；我们还得花时间去绘画、刺绣，想方设法寻找金子、象牙以及种种诸如此类的装饰品……那么我们需要不需要再扩大这个城邦呢？因为那个健康的城邦还是不够，我们势必要使它再扩大一点，加进许多必要的人和物——例如各种猎人、模仿形象与色彩的艺术家，一大群搞音乐的，诗人和一大群助手——朗诵者、演员、合唱队、舞蹈队、管理员以及制造各种家具和用品的人，特别是做妇女装饰品的那些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佣人。你以为我们不需要家庭教师、奶妈、保姆、理发师、厨师吗？我们还需要牧猪奴。在我们早期的城邦里，这些人一概没有，因为用不着他们。不过，在目前这个城邦里，就有这个需要了。我们还需要大量别的牲畜作为肉食品……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我们不是比以前更需要医生吗？……说起土地上的农产品来，它们以前足够供应那时所有的居民，现在不够了，太少了……因为我们想要有足够大的耕地和牧场，我们势必要从邻居那儿抢一块来；而邻居如果不以所得为满足，也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的话，他们势必也要夺一块我们的土地……下一步，我们就要走向战争了……”[92]

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中，随着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求被毫无节制地调动起来，一方面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另一方面也在失去从前的安定、祥和与自足。与日益膨胀起来的欲求同时出现的是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张，以掠夺土地、资源和人口为目的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战争无疑会给农业生产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致命的伤害，每次战争之后都会出现贫困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荒芜和农业的衰退。在柏拉图看来，这一切伤及城邦根基的恶果之所以产生，都可以追溯到人之欲求的无限扩张，其中工商“末”业的过分膨胀难辞其咎。

因此，为了维持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执政者就必须把人们的欲望限制在一个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上。正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柏拉图为城邦的经济生活制定出一系列严苛的法律，其中主要包括：（1）作为掌握国家统治权力的哲学王及其护卫者阶层严格禁止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尤其是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工商业活动；（2）在生产者阶层中，除了农产品的生产及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用品的制造与流通之外，其他超出生活需要的工商业活动，尤其是零售商业和钱贷业一律禁止，或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并且要在国家的严密监控之下进行[93]。

实际上，在希腊人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强烈地感觉到了工商业的发展对作为城邦存在之根本的传统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种种不利影响，这种认识最为集中地反映在雅典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

古希腊的喜剧被色诺芬称作“实际生活的戏剧”[94]。因为其故事情节大多取材于雅典人的日常生活，故而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哲学家、诗人、奴隶、乞丐、盗贼、妓女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其中尤其以农民和手工业者居多。通过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色诺芬对当时雅典的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贫富分化、告密者的敲诈、煽动家对人民的愚弄以及社会风气的恶化等问题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

在他传世的最后一部喜剧《财神》中，阿里斯托芬通过“财神”和“穷神”这两个带有哲学意味的神灵形象，对雅典社会中所出现的好人受穷、坏人致富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中就蕴含了他对农业、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认识和评价。

在古希腊语中，“财神”名叫“普路托斯”（Ploutos），本义是“财富”，最初是一个农业术语，“财神”与掌管地下世界的冥神“普路同”（Plouton）出于同一个字根，其中的寓意是，古代人认为财富之源在地下，因为农产品和金银等贵金属都是从地下生长出来或者开采出来的。但是后来，随着财富之源由地下转移到了地上，也就是说，当农业不再是人们获取财富的唯一来源，尤其是随着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货币拥有的多少逐渐取代了土地和农产品，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和象征，“财神”就变瞎了。在当时，“财神”是瞎子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就提到：“财神并不瞎，而是心明眼亮，只要他能谨慎行事的话。”[95]正是因为“财神”是个瞎子，才造成了人间好人受穷、坏人反而致富的局面。在《财神》这部戏中，瞎眼的财神被搬上了舞台，剧情的大意是讲两个正直而贫穷的农民如何在众神的指引和帮助下医好了财神的眼睛，使得富有的坏人变穷，而贫穷的好人致富，从而扭转了不公正的社会现实。

那么，这个故事中透露出作者关于农工商业怎样的思考呢？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和加剧贫富的分化，而先富起来的往往就是那些从事工商“末”业的人，尤其是富有的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日益贫困者则是作为他们主要剥削对象的小农阶层。正是因为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才会出现“为富不仁”的观念，“财神”瞎眼正是这种观念的形象表达，因此，让“财神”复明正是代表了广大贫困的小农阶层的愿望和呼声。

四、关于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

古代希腊文明是一个工商业文明，还是一个农业文明，这是肇始于19世纪末并持续至今的西方学术界关于古希腊经济属性争论的中心问题。这场争论不仅波及了整个古典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得到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这场长达100多年的学术争论虽然开始于德国，但很快就扩展到法国、英国、美国等很多欧美国家，进而影响到苏联和中国的学界，成为20世纪希腊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带有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古代经济史学术，或多或少地都是围绕着这场争论进行的。任何希腊经济史，甚至综合性的希腊史著作都不得不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96]

虽然这一论题并不仅仅涉及古代希腊，还关系到古代罗马，但古代希腊无疑是争论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希腊的古典时代，由于在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以及奴隶制度等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所以才给某些历史学家造成了一种似曾相识的走入近代商业社会的错觉，希腊的“工商业文明说”由此萌生。

整个争论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末争论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古史现代化派”的“工商业文明说”基本上占据了主导地位；60年代至今，“原始派”的“农业文明说”则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但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主导的倾向，在“现代化派”取得优势的时期并不缺少有力的反击和批驳，而在“原始派”开始获得胜利的时候也同样存在着很多反对的声音。这场争论持续至今不仅说明不论是“现代化派”还是“原始派”自身都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情况，也说明了古代希腊的经济，尤其是古典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缺乏完整和系统的经济数据与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工商业因素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问题的缘起在19世纪之前，古希腊的经济还没有进入古典学家的视野当中，学者们对古希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哲学、艺术以及文献等领域。19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一些专门研究古希腊经济问题的著作，但长期以来经济史并没有成为希腊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希腊通史性质的著述中，希腊的经济发展只被偶尔提及。例如，19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在他的12卷巨著《希腊史》中，详细地记述了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的政治发展和重大战争，但很少关注古希腊经济的发展状况。这种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对希腊的社会发展和民主制度作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格罗特对社会经济史的忽视使他看不到希腊文明较为阴暗的一面。”[97]19世纪末，首先由德国学者发起的这场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争论，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经济史“缺席”的状况。

1893年，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赫（KarlBucher）的著作《国民经济的产生》问世，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在这个从古到今的经济序列中，他把古希腊、罗马的经济纳入了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阶段，并且指出，古典世界的城邦有别于中古时代的城市共和国，仅仅是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这就确定了古代西方经济的纯粹自然经济性质。布赫的这一看法随即在德国学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激烈的批评，其中的代表就是当时德国古史学界的权威历史学家迈尔（E。Meyer）。针对布赫的观点，1895年迈尔先后发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古典古代的奴隶制》两篇长文，依据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描述了一个古代资本主义产生、演进的模式，指出古代希腊罗马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雷同，事实上确定了古代西方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他认为，“近代西欧的发展与希腊亦无大的差异，14至15世纪的西欧相当于公元前7至6世纪的希腊，16世纪的西欧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类似。古代希腊同样存在重商主义和商业战争。不同的是日耳曼-基督教文化禁止了奴隶制，创造了雇佣劳动，从奴隶制可以取得独立和财富的角度看，古代的奴隶和近代的产业工人亦无根本差别。”[98]

布赫和迈尔的分歧肇始了西方学界持续百年的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众多的参与者虽然各有侧重，观点杂多，但始终没有脱离布赫和迈尔定下的这一基调，经过两人的支持者们的继续论证、补充和发展，就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术派别：把希腊罗马基本上看成是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一派被称为“原始派”，而以迈尔为代表的视古代经济为“工商业文明”的学者则组成了“现代化派”。后来的有些学者虽然在观点上摇摆于两者之间，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偏向，而且与前辈的学者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此，两个派别从一产生就界限分明，形成了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影响至今。

由于上述的原因，迈尔的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和响应。比如，古史专家比洛赫（K。J。Beloch）在其1894—1904年出版的四卷本《希腊史》中，认为古希腊早在公元前6世纪即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古代与现代的经济仅有量上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比洛赫成为迈尔之后古史现代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另外，鲍尔曼也在其著作《古典世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史》中首次把古代阶级斗争纳入了近代阶级斗争的模式[99]。“古史现代化”的观点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同时期的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大行其道。比如，法国教育大臣杜里伊（V。Duruy）在其《希腊史》中就把古典时代的雅典描绘成一个社会进步、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理想国家，其基础就是发达的工商业[100]。英国学者乌尔（P。N。Ure）在其《希腊文艺复兴》和《僭主政治的起源》中，无限夸大了工商业在希腊古风时代经济与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地派描绘成了一批靠开矿发财的工业家[101]。

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20-50年代，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基本上被“现代化派”所统治。“现代化派”史家中最有影响的集大成者就是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1870—1952），他关于古代经济史的两本代表性著作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1926年）和《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1941年）。他认为，公元前8—前6世纪的殖民运动和经济革命刺激了希腊世界工商业和奴隶制的发展，希腊世界的商品经济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希波战争后，雅典极力想击败腓尼基，目的是把它从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排挤出去，在未获成功的情况下，又转而试图从经济上打败其在希腊的竞争对手厄基那、科林斯和麦加拉等邦，继而在抢夺意大利和西西里市场的时候引起了科林斯的不满，从而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世纪以后，希腊大陆产品市场的缩小导致了城邦的危机。在罗斯托夫采夫建立的希腊史框架中，工商业显然成为了古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被严重地“现代化”了。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都开始用“现代化”的精神来解释古代的历史：本特森（H。Bentson）用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商业竞争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萨瑟兰（C。H。V。Sutherland）用商业的发达说明厄基那的富有；贝蒙特（R。L。Beaumont）将爱皮丹鲁斯的繁荣归之于贸易；弗兰奇（A。French）的《雅典经济的增长》主要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阐述雅典得以建立并控制提洛同盟的原因[102]。

在迈尔之后，“现代化派”的观点经过许多人的努力而越来越系统化，其主要内容包括：（1）在经济领域中，工商业起决定作用，农业主要为市场生产，受着市场竞争法则的制约；（2）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工商业者构成极重要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经常联合下层群众，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对外则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劳动力来源而与异邦竞争者展开斗争；（3）提倡重商主义[104]。正是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西方古代的政治、社会、经济乃至于思想文化都被整合到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中。

不过，在以迈尔为代表的“现代化派”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由于批评大多仅仅停留在对史实的不同理解和争论上，并没有从概念和方法上提出质疑，所以并没有对“现代化派”构成真正的威胁，影响也就十分有限。比如，与迈尔同时期的英国学者齐默恩（AlfredZimmern）在其《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1911年）一书中就提出，在我们歌颂雅典民主政治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古代与近代之间的巨大差异而故意夸大古代经济的发展水平，把近代的概念滥用到古代历史中去[105]。

最早对迈尔的观点提出疑问，并从方法和解释模式上给予强有力的反思和辩驳，而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他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布赫的著作，与迈尔也有过交往，是这场争论之缘起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可以说，正是布赫和迈尔之间的分歧激发了他对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和思考，但他对二者的观点都持有保留态度。在跟随他的两位导师罗马史权威蒙森和中世纪土地制度研究领域的专家奥古斯特·梅森完成了关于罗马土地制度的讲师资格论文之后，1896年，他在弗赖堡做了题为《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讲座，这个讲座显然受到了不久以前布赫、迈尔争论的直接影响。在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韦伯试图寻求一种妥协。一方面，他赞成布赫对庄园的强调，在该文中他详细论证了庄园自给自足趋势的强化妨碍其向资本主义转型；另一方面，韦伯又同意迈尔对贸易、营利和货币因素在古代世界重要性的强调，甚至把它们看作古代文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他希望把自己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古代文明的整个经济生活中，提出研究古代文明的衰落关键必须从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找答案，即古代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何以被抑制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问题。韦伯的分析建立在“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上面。他认为古代文明基本上是一种城市文明，城市文明的衰落与市场经济的衰落紧密相关。在考察了古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古代城邦自给自足的特性使市场以本邦的需要为中心，国际贸易在规模上是微不足道的，而古代的劳动组织以非自由劳动为主，这也制约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使得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奴隶制庄园经济的基础上；而大部分地产并非以经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庄园为市场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那些高价产品，只能维持一个狭小而贵族化的市场。因此，奴隶制庄园的自给自足化是导致古代市场经济和城市衰落以致整个古代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弗赖堡讲座”发表的一年之后，韦伯又出版了长篇著作《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开宗明义地把问题集中在古代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独特性的探讨上，并对古代资本主义发展受到抑制的市场、劳动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古代经济的特殊性及其与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本质区别[106]。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和英美国家，统领着古典学界的仍然是上一代的大学者们，韦伯的论述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注意。

在韦伯之后，德国古典学者汉斯布鲁克（J。Hansebroek）继承了布赫的观点，在《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1928年）和《希腊经济与社会史》（1931年）两本著作中借鉴了韦伯的“理想类型”等方法，在仔细研究了城邦经济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不能把现代概念滥用到古代经济的分析中，而只能在城邦的范围内研究古代经济与工商业的作用。他指出，古代希腊并不存在统一的工商业者阶级，国家对贸易的关注仅限于谷物、木材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希腊城邦来说，公民的重要性仅仅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所以国家并不关心出口，这一做法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与近代经济的差别[107]。在《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一书中，他首次把布赫和迈尔开始的这场争论的双方命名为“原始派”（Primitivist）和“现代化派”（Modernist）。汉斯布鲁克的这两部著作是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对后来芬利等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他的著作刚一出版就遭到包括罗斯托夫采夫在内的“现代化派”学者的猛烈攻击，他自己也因为身体等原因而离开大学讲坛，以致其著作长期被人遗忘。

在这里，还要提到匈牙利经济学家波拉尼（KarlPolany，1886—1964）。与韦伯相仿，他也是最早从经济概念和社会结构出发提出古代和近代经济具有不同性质的学者。他指出，在近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摆脱了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自身独特发展规律的独立实体，这为人们创造出一套专门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但是在古代或传统社会中，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或多或少地“置于社会之中”（bedediy），其功能常常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人们不能够把现代的经济概念直接用于古代经济的研究。为了研究古代经济的需要，波拉尼还创造出“贸易式交换”“家庭经济”以及“礼物经济”等适合于古代社会的概念[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