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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第1页）

第二节关于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

列宁说：“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有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3]

所以，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首先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

关于私有制的形成，在埃及，私有制的萌芽是在阿姆拉特时期，而私有制的确立则要到格尔塞时期，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大体一致，国家的重要作用正是为了保护私有制。

私有制的出现和确立，在埃及也像别的地方一样，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例如，铜制工具的使用增多[4]，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及交换的发展。这时，在埃及，内部的交换行为也已存在。[5]交换行为的发展必然促进私有制的确立。

在前王朝晚期，埃及人开始使用圆柱形印章。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这个时期的圆柱形印章，这是我们见到的古代埃及最早的印章。该印章上面的图案是鱼和芦苇，这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毫无疑问，印章是私有制的产物。

关于阶级的形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都指出，阶级的形成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公社内部分化出平民与贵族；二是战俘变成奴隶。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的文物中我们就见到了被捆绑着的战俘的形象，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文物中也有抓获俘虏的情景，以及被抓获的战俘的形象，还有奴隶劳动的浮雕（蝎王权标头）。有学者认为，在蝎王权标头上劳动的奴隶并非埃及人，而是被抓获的战俘。有奴隶就有奴隶主，当时的国王和贵族就是奴隶主。

关于贵族与平民，二者是在氏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贵族不仅可以占有较多的土地和其他财富，而且可以占有奴隶，成为奴隶主。英国著名埃及学家A。H。伽丁内尔在《古代埃及词源学》（AianOnomastica）中指出，贵族的象形文字的拉丁文注音为Pct（帕特），平民的象形文字符号为田凫，其拉丁文注音为rhyt（赖赫依特）。[6]

图3。3调色板上的雕刻——田凫

《世界上古史纲》一书认为，贫富的分化和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发生于涅伽达文化Ⅰ时期：“涅伽达文化Ⅰ时期，坟墓规模有大小之别，反映了居民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象。尤其是在最大的墓中还有巫术用品以为附葬。这种大墓的所有者，可能是巫医或宗教事务人员，甚至也可能是氏族首领……显然是从公社中分化出来的脱离生产劳动担任社会管理的专职公务员。”[7]

不过，关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格尔塞时期）财产符号和阶级分化的程度，埃及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如柴尔德，他虽然提出了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有了私有制的萌芽，以及奴隶制出现的事实，但他同时又认为，到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所有这些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成就，促进了格尔塞时期埃及富裕的增长。很可能，财富现在分配得不像过去那么平均了。在墓的大小的差别和陈设方面使人们认为公社成员至少分成了比较贫困的和比较富裕的……但尽管墓穴建筑有这样的不同，在其中的陈设上的不平等还没有达到证明格尔塞居民分成领袖与普通公社成员的程度。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每一个村子还属于有自己图腾的单个氏族的村子”[8]。根据图拉南部（在那里也发现有蝎王名字的铭文）的资料，和同时期的阿布西尔·埃勒-麦勒克的资料，波斯托夫斯卡娅也认为，“当时（按：即蝎王时代）已开始了财产分化的过程，以及自然而然的，阶级分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陵墓的遗物还没有提供出象第1王朝时期那样激烈的财产不平等的情况”。“在图拉……其墓的大部分是简朴的坑穴，其中有些墓中发现的骨骼，仅偶尔用席子卷了起来；墓地南部只有几个墓看来是用砖砌成的。但它们也很少，且只有一个墓室；墓上面也没有覆盖物；在这里发现的陶器，基本上也全都属于前王朝的陶器类型，与第1王朝时期通常精心制作成的陶器截然不同。”阿布西尔·埃勒-麦勒克墓提供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她认为，物质遗物资料证明，“在蝎王时代，在臣服于他的地区里，阶级分化才只是萌芽”。[9]

波斯托夫斯卡娅也不同意伽丁内尔关于这一时期存在用凤头麦鸡（田凫）表示的平民和贵族对立的观点。同时，她认为，格尔塞时期的陵墓遗存不能反映财富的极大分化，从而排除在那个时候存在阶级和国家的可能性。我们只能假定，当时赖赫依特是一种人种术语，很可能是部落的名称，而“蝎子”是其领袖。[10]

其实，在格别陵发现的一段亚麻织品上的画，已经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埃及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在这块亚麻织品上画有两艘船，其中一艘上画着一个坐着的人，他的双手放在膝上，在船尾有舵手，画上的桡夫没有保存下来。在另外一艘船上画有桡夫，他们留有胡须，这为该亚麻织品的时代定在前王朝时期提供了根据，因为在古王国时期及以前，除了贵族以外，埃及的男人们一般是不留胡须的。那个坐着的人显然是一个贵族。因为只有他坐着，别人都在划桨或掌舵，这表明他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人。而且，也只有贵族才可能拥有这样精美的亚麻布，并在上面绘有图画。其他那些人显然是平民。[11]

图3。4亚麻织品。都灵埃及博物馆藏

此外，前王朝时期的战争性质也与这个时期的情况相符。反映这个时期的战争的文物不少，如阿拉克刀柄上雕刻的水陆战图、画墓中的水陆战图、公牛击敌调色板上公牛击敌的雕刻、战场调色板上雕刻的鹰狮击敌的画面等。这些文物上的雕刻和绘画反映了小国之间或小国联盟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疆土，掠夺财富。

由于战争的增多，埃及开始出现了有围墙的城市。萨维里耶娃认为，早在公元前5000年纪，埃及就已经有城市类型的设防居民点。而在古王国时期，孟菲斯和一些诺姆的首府就已经是国内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埃及也经历了其他近东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国家的发展阶段。[12]

关于城市的出现，这时的城市多半是建立在交通要道上，而且由于战争频发，所以都用围墙包围着或用壕沟包围着，这从当时出现的城市的象形文字符号可以看出。这时的城市既是王宫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所在地，也是该国所崇拜的主要神祇的神庙的所在地，像涅伽达、希拉康波里等都是如此。

例如，此时涅伽达的南城就是一座有防卫城墙的堡垒。狄奥斯波里·帕尔伏出土了有围墙包围的城市模型。[13]后来象形文字中“城市”的象形文字很可能就是从史前（前王朝时期）时代晚期推导出来的。[14]

但对格尔塞时期战争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观点，刘文鹏认为，这时的战争是当时已经形成的各个小国之间或小国联盟之间的战争。他说：“涅伽达Ⅰ的居民被称为‘城市居民’，他们在居地周围筑起城堡，建设防卫。根据考古发现，作为涅伽达城组成部分之一的‘南城’是涅伽达文化Ⅰ的一个重要遗址。这里才发掘了一百多平方米的面积，但全城估计要大得多。城堡是由小石砖建设成的。有人认为涅伽达及其‘南城’可能是这一带的首府。恩格斯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新设防城市的周围站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高耸入文明时代了。’”[15]他认为，像战场调色板、蝎王权标头、纳尔迈权标头、纳尔迈调色板、利比亚贡赋调色板等文物上的雕刻就反映了这样的战争。

但波斯托夫斯卡娅则认为，这时的战争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只是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她说：“若干事实证明，‘蝎子’时代又是导致了国家产生的那种部落之间流血战争的时期。……在‘蝎子’的狼牙棒上，他的胜利是以在绳套中捆着的凤头麦鸡和弓作为标志的。”“因此，‘蝎子’狼牙棒的雕刻证明，在埃及，国家发生的过程起源于部落之间的流血斗争的形式。……部落之间的斗争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财产不平等的发生所引起。后来，一些部落被另一些部落所征服，财富的掠夺（其中也包括奴隶），加速了阶级形成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恩格斯写道，部落的联盟已意味着氏族组织破裂的开端。”[16]

古代埃及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应当是王权的形成。

在埃及，王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认为，古代埃及王权的形成大约是在格尔塞时代晚期，在约公元前3200—前3100年的蝎王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