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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革命政权变更与政治暗杀（第3页）

波士顿大学苏联问题专家拉阿南说，美国人仍然在考虑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好像他们有简单的答案。

他说，“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万灵药加以推广，但是付出了价格上涨和失业率增长的代价，它大概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是可能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问题。美国人感到很难接受这一点。”

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已经使所谓的一种长期的精神不适变成很可能是致命的疲劳。”

赛姆斯指出，综观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的地位，迄今他仅仅摧毁了旧的结构，但是却没有建立起取而代之的新结构。

戈尔巴乔夫在党代会上将面临重大抉择，要么与全心全意的改革共命运，要么看着党分裂，产生权力进一步分散瓦解的潜在灾难性后果。

赛姆斯说：“他在摧毁庞大的旧结构方面干得比较好，但不是一个好的建设者。我们仅仅从远距离赞扬这样的人。但是，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战场上的人却认为他们不那么值得赞扬。”

他说：“戈尔巴乔夫必须完全放弃旧的政权，放弃旧的控制方式。最终判断领导人的标准不是看他们能摧毁什么，而是看他们能建立起什么。”

三、形形色色的政治暗杀

暗杀的历史源远流长，动机相差很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为了钱，有的是复仇，有的出于义愤，有的为了政治或宗教理想，有的出于国家利益，有的是想作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历史留名……当然，最古怪的动机莫过于美国青年约翰·W·欣克利。他在1981年3月30日向从华盛顿希尔顿饭店走出的里根总统连开6枪，目的竟是希望以此举博取好莱坞明星朱迪·福斯特的垂青。

（一）改变世界的政治暗杀

政治暗杀的对象，一般都位高权重；刺客一旦得手，难免风云变色，因此，政治暗杀从来就是国际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

人人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的人们当然都知道“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次政治暗杀事件不仅破坏了欧洲本来就难以保持的平静，而且把整个世界引向了灾难深重的战争深渊。但在刺杀当日以及之后直至战争爆发那段动**的时间里，媒体如何在混乱形势中理出头绪，给读者清晰的分析、准确的预测？下面路透社的两篇报道，以寥寥数笔，便把一个复杂的过程、纠结的事态勾勒得明明白白，显示了记者报道政治新闻的深厚功力与高超技巧。

【路透社伦敦1914年6月28日电】题：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被刺

今天欧洲到处感到冲击波的压力，因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了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大公弗朗西茨·斐迪南德和他的妻子霍恩伯格公爵夫人。当他们的汽车穿过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大街时，他们双双中弹身亡。查明行刺者是个19岁的波斯尼亚学生，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他从手枪里射出7粒子弹。一粒子弹击中公爵夫人的胃部；另一粒子弹击中大公的脖子，几乎是立即身亡。公爵夫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

警方报道普林西普对行刺毫无懊悔之意。暗杀者告诉一位法官他要替受压迫的塞尔维亚人报仇。迹象表明这些暗杀活动是塞尔维亚组织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这天的早些时候，有一次暗杀大公的未遂企图。他和公爵夫人正驱车前往萨拉热窝市政厅参加一个招待会，突然一颗炸弹扔到他们的汽车上。一位目击者说：“由于大公反应迅速和沉着，炸弹没有达到目的。他从汽车座位上拾起炸弹，扔到大街上。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炸弹爆炸时，8人受伤，包括大公的副官。警察逮捕了一个叫加布里诺维克斯的年轻人。他们说他是一个在黑塞哥维亚当排字工人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据说他也没有懊悔之意。

在第一次事件后，队伍继续前往市政大厅，大公在那里气氛地宣布：“诸位先生，真是令人不能容忍。我们来到萨拉热窝访问却有人向我们扔炸弹。”开始，大厅里的群众不明白大公在谈些什么，后来，当他们得知有一个人试图用炸弹杀害他时，很多人欢呼起来。

有人告诫弗朗西茨·斐迪南德不要到波斯维亚去，但是他没有理睬。一位塞尔维亚部长说巴尔干半岛对奥匈帝国很是反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皇室家族中大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倾向于在这紧张地区做些让步。他曾希望给予斯拉夫人更多的自主权，甚至可能在巴尔干半岛创立第三个君主国。

整个欧洲似乎对这些暗杀活动有一种不祥的反应。从罗马教廷发来的报道说，庇护教皇重病在身，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祈祷。他昏厥过去并不得不由他人护送他回房间。威廉二世中断了波罗的海的一次赛马，匆忙回到柏林。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病倒了，他说，“可怕，太可怕了，我悲伤极了。”在伦敦，《每日新报》写道：“这次暗杀对欧洲来说像一次雷鸣。”伦敦《泰晤士报》说它使世界的良心在发抖。

【路透社伦敦1914年7月31日电】题：欧洲列强摩拳擦掌

一个月前，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开枪时，从他的手枪里射出的子弹可能是一场欧洲战争的第一枪。暗杀大公弗朗西茨·斐迪南德夫妇事件破坏了欧洲本来就难以保持的平静。这块大陆是个炸药桶。各国迅速武装起来，耗竭他们的国力并使全世界震惊。

德国已跃上军费开支的首位。它决定大幅度扩军，德国军费预算增加了50%。它去年花费了14亿马克，今年预算猛增到22。44亿马克。而且并不只是德国一个国家，俄国花费了18亿卢布，英国和法国也并不落后许多。

过去在俄德之间存在的友谊已完全消失，而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愈演愈烈。两国都想在这一地区扩大他们的势力。俄国担心奥国将通过进攻塞尔维亚和加强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对暗杀大公事件进行报复。沙皇尼古拉二世上星期很显然和法国总统安克雷讨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会谈后几小时沙皇就宣布他支持塞尔维亚，尽管有迹象表明暗杀大公在塞尔维亚是有计划的。

德国也向奥地利施加压力，证明它在巴尔干半岛是难以对付的。这个月上旬，威廉二世收到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捎来的一封信。

德皇在页边的空白处写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永远把塞尔维亚消灭掉。”对于在巴尔干半岛使用武力的问题，奥地利一直在犹豫。但是这次暗杀和德国的压力结束了这种举棋不定的状况。上星期，维也纳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奥地利要求准许它援助塞尔维亚警察调查暗杀事件。塞尔维亚表示抗议，但是最后同意了。

很明显，德国担心一旦俄国人完成了重新武装自己的任务之后，将在1916年向德国进攻。为此，德皇和他的政府可能正在筹划向俄国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那样，德国在其西侧将会发生麻烦。俄国和法国结成盟国20多年，毫无疑问法国想从德国手中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不列颠是否参战还不太清楚。

（二）新新闻主义笔下的政治暗杀

新新闻主义（Newsjournalism）又译作“新集纳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实务新闻学最激进的一种报道理论。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大力着墨于细节刻画。新新闻主义发展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对新新闻主义，业界、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以这种混淆新闻和文学的报道方式写出来的新闻作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值得怀疑，指责其玷污了客观、公正的崇高新闻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单个政要的作用不再如以前那般至关重要，牵一发动全身。而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也改变着记者报道新闻的方式。李良荣曾经指出：“新新闻主义其实为新闻特写与通讯体裁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借鉴范式，甚至可以说是提供了变异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便出现如同好莱坞拍片一样报道总统遇刺的做法：

“我看见历史在爆炸……”合众国际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情景。

那是1963年11月22日中午，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在去集市的途中穿过达拉斯市中心。总统要在集市向用午餐的听众讲话。

合众国际社是世界上相当有影响的一家通讯社。史密斯担任过22年的白宫记者，是一位享有特权的人物（一般来说，通讯社的记者要比其他记者离总统近一些，因为他们随时都会发稿）。当天，坐在集体采访车内的史密斯比在后座的主要对手——美联社记者以及其他两名报业联营的记者地位要优越得多：他坐在汽车的前排，靠近车载无线电话机。

当肯尼迪的车子在行车路线的尽头慢慢转弯时，子弹出膛了。时间指向12点30分。总统的轿车以及随行的警察和特工人员飞速离开。史密斯后来写道：“我们的车大概只停了几分钟，但就像停了好长时间。人们看到历史在眼前爆炸了，甚至对最训练有素的观察家来说，一个人的理解力也是有限的。”当集体采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史密斯拨通了合众国际社达拉斯分社的电话，找到了西南分部经理威廉·帕耶特。12时34分，合众社“A”线发出了这样的消息：

【合众国际社达拉斯11月22日电】今天在达拉斯商业区，有人向肯尼迪总统的汽车开了三枪。

合众国际社在纽约的总部发出“达拉斯，这里给你让路”的通知，要求其他所有分社的发稿都要限制，以保持达拉斯线路的畅通。在集体采访车上，史密斯抓住电话不放，美联社的杰克·贝尔用劲推他的后背，大吼道：“史密斯，把电话给我。”汽车开到帕克兰医院时，史密斯把电话扔给贝尔，冲向肯尼迪的汽车。他看到总统和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B·康诺利倒在他们妻子的怀里。史密斯打听总统的情况，听到特工处的克林特·希尔说：“他死了。”史密斯在一片混乱中跑进医院。他设法打通达拉斯分社的电话，开始口述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那则报道。史密斯的“快讯”和消息挤进了线路。比平时长的“快讯”有些凌乱，一时失去了通讯社的正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