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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打工安身立命以学习改变命运（第1页）

靠打工安身立命，以学习改变命运

近年来，沿海地区“民工荒”实质上是“技工荒”。青年民工要真正维护自身权益，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应注意学习进取，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技能。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上的悲惨遭遇，主要源于供大于求的非均衡市场态势。

长期以来，大量无特殊职业技能、仅靠体力干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就业空间有限的沿海发达城市，而且主要拥挤在狭小的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有很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建筑业。在这种供求严重失衡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的民工根本没有讨价还价能力，没有提高加码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因此只能忍受资方压榨和剥削，在自身权益受侵害时无法获得自我保护。

但是近几年，很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企业却频繁遭遇“招工难”的困扰，纺织服装、饮食服务、电子玩具等许多“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为“用工短缺”而犯愁，特别是2008年春以来，沿海珠三角、浙东南及闽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连续三年发生“民工荒”。这种现象虽有总量问题在其中，但主要是区域性、结构性的。其中有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含义，但对于青年学生和进城农民工来说，更有微观职业导向意义。

从总量供求关系来看，民工劳动力供给有所减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变动中，1958—1961年是一个显著低潮，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次进入一个人口出生率相对减少的时期，同时1971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正好使这一时期出生率出生的孩子大大减少，而他们大致在新千年前后陆续进入社会；再加上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政策，又使每年约500万就业人口暂时滞留在学校里。这些宏观因素显然会使民工劳动力在总供给量上大大减少。

但是，仅从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减少角度，还远远不能解释2004年前后发生的大规模“民工荒”现象。据统计，进城民工人数总的来说是逐年增长的，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只是相对（人口发展规模和总体态势）减少，而不是绝对减少。就全国范围来看，民工流动无外乎南、东、北三个基本流向。近年来，南流广东民工形势已经大不如前，这首先是由于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不同程度地吸引了相当多的内地劳动力；其次是国家“三农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农民种地收益提高，湘、鲁、豫、皖等农业大省已有大批农民工陆续返乡种田；再次是东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快速发展，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和企业优惠工资明显高于珠三角。加上珠三角引进的主要是以港资、台资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部分企业对人工的敏感比后来大量投资长三角的欧美跨国公司要高得多，而相比之下后者在管理规范性和人性化等方面也要好得多。

更应该看到的是，民工短缺存在明显的素质、年龄和性别等结构性特征。“民工荒”首先是“技工荒”和“素质荒”，短缺的主要是高级技工型人才，基本状况是所谓“三多三少”：技工文化程度低的多，高的少；技术等级中低的多，高的少；高等级技术工人年龄大的多，年轻的少。其次是25岁以下青年民工短缺。再次是在性别上，目前珠三角企业中，短缺的主要是青年女工，而求职难者则以男工为主。从打工民工的人口特征来看，流动近年来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男女，大多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育低潮出生的第二代民工，多数都有初中文化程度，工作期望值也较高，但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和职业教育技能，并且很多人既不安于务农也不甘于在城市“血汗工厂”吃苦受罪。这样的人群很容易在外在因素影响下减少劳动力供给倾向。

当然，“民工荒”也是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虽然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但供给与需求及其反映在价格上的博弈机理已经发挥作用，“价格低廉则减少供给，供不应求自然促使价格上涨”的基本规律在总体上不会有什么不同。据2004年9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显示：12年来，珠三角地区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上是负增长。民工们不仅工资低，而且还往往欠薪。“民工荒”背后的实质是“民权荒”，工作环境和条件恶劣，社会福利措施不到位，工作安全和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必要满足。

此外，从民工供给“根据地”的状况来看，有三个方面的拉动因素使东南沿海地区民工在总量上大大减少供给倾向。首先，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这一代打工者多为独生或二生子女，其父母不愿意让孩子出外干辛苦而危险的工作；其次，由于近年来国家“三农政策”的实施，在农村虽然不富裕但不必“背井离乡”也可以过上“低水准的逍遥自在”日子；再次，内地近年来第一代民工们也陆续“拷贝”开办了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小企业，其工资比沿海低，但由于消费也较低，又节省了流动成本，所以很多人选择了进本地工厂就业。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折射出重要的宏观意义。

首先，“民工荒”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素质结构上。职业技术工人稀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并存，与中国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和激励机制逆向错位有直接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更应成为其整个教育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因。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却长期滞后，大批新成长的劳动者未经任何职业技术培训就参加工作，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是“技工荒”的体制性原因。

其次，“民工荒”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历史性逆转。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托所谓“低成本”比较优势支撑。低成本首先是低劳工成本，这就表现为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沿海发达地区遍地开花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大都是“两头在外”，依托低廉的民工成本支撑，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这些地区和产业吸纳大量“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内地打工者，其宏观效应有二：一是内地大片土地撂荒，农业生产萎缩，农产品供给减少，导致以食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通胀；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比重的农民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内需不足，以低成本生产的产品自然倾销海外，外贸顺差逐年增大，由此引发所谓“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由此看来，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总根源，其实说到底，就在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陷阱，而“民工荒”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走出“低成本陷阱”的标志性事件、转折点和重要契机。

再次，“民工荒”也为改善劳资关系、维护民权以及整个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机会。借此机会，通过建立健全企业民工集体谈判制度，特别是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建立完善的农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起飞”，提供良好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和人力资本条件。

但是，就劳动者个人职业选择和发展方向来看，“技工荒”同时也折射出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不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素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低端制造业生产流水线上，人被物“异化”，人的劳动、人本身变成了大机器生产体系一个被动的“螺丝钉”。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以福特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大机器生产体系和霸权控制性管理框架中，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着一种单调乏味的机械性操作劳动，人失去了整体任务感和责任感，无法进行创造性劳动，也谈不上什么工作成就感。而且，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技术进步”所替代的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淘汰出局，失去工作、丢掉饭碗。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对于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性”意义，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内在的自我价值驱动力。

因此，为了能够在求职路上长期可持续走下去，为了不被动地受不良雇主压迫、剥削和牵着鼻子走，进城打工的青年朋友，一定要积极进取，注意进行自我潜能开发，特别是在职业生涯早期，应注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人本主义者认为，人类个体作为“完整的人”，天然具有发展自我的潜能和动力，其基本生存方式和成长状态就是自我实现，即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并对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所以，学习，在广义上远不限于接受正规教育，而是一个人不断认识外部环境和世界，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路径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或方式。一个青年人除了在长达20余年的漫漫求学路上进行全面系统的职业基础教育开发而外，还要在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发展不同阶段上每时每刻“干中学”，不断接受各种短期培训和技能训练，以及个人潜能开发、创新力和领导力开发等专业性训练。

在实践中学会学习，是个人成长和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实践中将“在干中学习”与“在思考中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要获得新知识和新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深刻反思来提升对成长有决定性影响的能力。在工作过程中边干边学，通过自学或者向有经验的同事或上司学习取得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在机械、电工、木工、建筑和管道维修等操作性较强的工作中，由一个师傅带若干徒弟进行在职培训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一个青年工人选择或遇到一位好师傅对于自己在职学习提高至关重要。

此外，青年人还应注意借助多媒体和互联网络技术提供的互动性和虚拟化情景，通过计算机网络提供智能指导、远程学习、实时视听、电子会议、虚拟现实、动感画面、平等互动和人际沟通等，来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职业素质和技能。

下面是2008年6月23日《云浮日报》记者张瑜的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农村女青年积极学习、参加就业培训，使自己的人生路由此宽阔起来的故事，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