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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不达理遇挫不反思自杀要挟死无益（第1页）

知书不达理，遇挫不反思，自杀要挟死无益

一个青年人成熟的基本标志，就是自主自立自强，遇到挫折不怨天尤人，而是主动向内反思找原因，从我做起寻对策。

在心理学上，有一条“归因”原理，即人们在遇到好事时往往归因于内，遇到麻烦时则倾向归因于外。尤其是从小在贫困落后、被边缘化、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的农村孩子，如果不注意心理素质训练和调适，很容易陷于“自怨自艾、怨天尤人”的不良心态，一来二去，往往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归因于外，习惯于向外找原因，遭遇挫折时不善于内省反思，而是迁就于环境、仇视甚至报复社会，迁怒于他人甚至走上自杀要挟和杀人犯罪的不归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由于这种不正常、恶劣乃至扭曲的心理状态而引发的极端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甚至还相当普遍、日益严重，也无比可怕。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转型进入制度规则大变革、利益关系大调整、群体矛盾大冲突的关键时期，加上金融危机等外部社会环境恶化给人们生活和心理上施加的压力，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自杀要挟”事件似乎越来越多，而且愈来愈高端化，从弱势群体到中高层青年知识精英群体传递，大有像流感般快速传染成风之势。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举凡“不要命者”，往往都是环境所迫，是强势者欺人太甚，逼迫弱势者不得不“拼命”。应该承认，在各种“自杀要挟”事件中，有相当多的情况，都是社会弱势群体或个体，如有冤无法诉、有理无处讲的农民或农民工们，在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正式规则或潜规则“逼迫”下，为了争取起码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应有权益的万般无奈之举。这些当事者是万分令人同情的，这些事件也是值得规则制定者或当权者深刻反思的：我们当下社会的游戏规则究竟在根子上出了什么问题？

但话又说回来，任何社会制度规则的公正性、公平性、合理性都是相对的，而且作为一种公共品，它对具体个人的利益影响也往往是有差别、不对称、不可比的，而且也是不可随便消除的。因此，就社会成员个体及其应操守的基准性、普适性价值观而言，“自主、自立、自强”是最基本的人格素质要求，不怨天尤人、积极努力改变自己的境遇是最起码的公民道德。没有这种基准性的人格素质和普适性的公民价值观作基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无从谈起。

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民生问题，以稳定社会大局为重，出台一系列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包括一些贫困学生）的救助措施，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在特殊乃至变形的行政运作机制影响下，政府、学校、社会及家长包办式的“无微不至”关爱，加上一系列偏执、过火的舆论宣传煽惑，这种特殊救助的政策举措和氛围，给本来正在步入社会、最需要独立自强的青年大学生们，反而传递或施加了一些极其负面的、消极的心理暗示和行为导向：你们是可怜的、倒霉的，而且这不是你们自己的错，是家长、学校、社会和政府的错！因此，家长、学校、社会和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你们，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主要问题不在自己，你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们帮助你，若不能如愿以偿，那就像孩子一样（其实早已不是孩子而是成年人）撒泼哭喊，甚至可以要死要活地以自杀相要挟。

就具体情景而言，一旦发生“自杀要挟”的突发事件，由于“人命关天”，但又迫于时间、信息局限，一时半会也搞不明白事情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闹事者的要挟条件，有关政府或管理当局只能先应承下来，并急切主动、就事论事、特事特办地予以“例外”处理；即使在事情真相一目了然，明显是当事人无理取闹的情况下，为了“稳定大局”或“不出事”，或纯粹是怕出事后承担责任或造成不好影响，当局者往往“无可奈何”，也会选择得过且过、妥协退让，被迫许诺或兑现当事人“没道理”的要求。

应该说，这种“妥协”是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必要策略，但事后紧跟着必须有后续的“亡羊补牢”举措，在一些基本制度规则及长效机制建设方面切实拿出治本之策。否则，一旦这样就事论事、特事特办的“例外处理”成了一种常态或惯例，必然给后来者带来传染性很强的逆向示范效应，从而引发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跳楼秀”、“跳桥秀”等自杀要挟事件。到最后，必然会逐渐吸食和瓦解所有正常的制度规则或社会秩序，导致极度不和谐、极端不稳定的社会性后果。

最为可怕的恶果还在于，这种“自杀要挟”心理和行为具有很强的代际传承机制和放大效应，它会传递给正处在或已经“成人”的新生代这样一种强烈的“不负责任”信号：你可以不努力，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不守规矩，就怕你不会闹；不闹不解决，一闹什么问题都解决。

一些偶尔“自杀要挟”的无奈举动，发生在那些求告无门、“讨不到说法”的农妇村姑身上，人们抱以万分同情；发生在讨不到工钱、走投无路的民工身上，大家也可以接受和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受过数十年正规教育、早已到了成年自立年龄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来说，发生这样的“要死要活”要挟闹剧，就有些让人同情不起来了。

虽然你可一时得逞，以某种令人担忧、害怕的特殊情绪宣泄或精神状态，将那些把守规则门户的人“吓怕”并如愿以偿地达到欲求的目的，但令人堪忧的是：你在家里，爸妈可以将你当孩子惯养着你；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将你看作是“学生”，虽然是早已应该自立自强的成年学生，让着你哄着你；但走上社会了，谁敢保证永远有人“怕”你？一个年轻人，今后的路还很长，如果“吃惯嘴头”了，一直按照这样的惯性心理、思维和行为走下去，动不动就泼妇无赖般要死要活来吓唬人，这样的人生和职业生涯路你能星光灿烂地走到头吗？

去年11月25日，上海海事大学刚入学不久的女研究生，因为校方拒绝其携母住宿上学，在卫生间用两根毛巾相系，将自己吊死在水龙头上。消息一出，自然引来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很多人谴责校方当事人的冷漠、同情死者所遭遇的贫困窘境，以及社会的黑暗和弱者的无奈。

对类似频发在校园中的见怪不怪的或自杀或要挟事件，我曾在此前的六月份就身边职业生涯事（一女研究生自杀要挟闹事）发过一番感触，当时因为攸关当事人直接利害，故只写过一个泛泛而谈的评论《谨防自杀要挟流感》，发表于《改革内参》。本来觉得自己将该说的话都说了，对杨元元这个新闻个案也“懒得”再说三道四了，但一天凌晨突然醒来，想想日前发生的莫名其妙自杀事件，还涉及“学经济学”、“女研究生”、“母亲”和“知识改变命运”等这些关键词，老是在脑子里将它们串来联去的，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似乎不说点什么就会憋死似的，于是翻身起床，权且将数月前这件自杀要挟事件中当事女生与我的通信发在博客中，以此作为对死者的悼念，对生者的警言和祝愿，也借此解救自己漫漫长夜的失眠之苦。现再转录于此，供青年朋友、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们审读思考。

尊敬的李宝元老师：

您好！

我是一名应该在今年6月份毕业，走向社会，为国家为家庭为自己承担责任、实现价值的普通研究生×××。但是，经过了2009年6月3号下午的那场毕业论文答辩，我的人生完了。

2009年6月3号下午进行了经济学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组老师判定我的论文不合格，对此我实在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更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我的一切都完了。

我认认真真地在这所大学读了七年的书，毕业论文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反复修改，在论文通过了内外审之后，居然得到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既然在我发邮件征求各位老师意见的时候回答说：好的，祝一切顺利！况且提前几天我就已经把论文投到答辩老师的信箱，为什么答辩的时候又对论文的价值否定的一干二净，之前为什么不哪怕加以一点点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