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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大学跳农门传统路径今非昔（第1页）

考大学，跳农门，传统路径今非昔

传统求学路狭窄而拥堵，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近年来，这条“农转非、谋功名”的路越来越难走，明智者自当另辟蹊径。

“学而优则仕”，是传统求学的基本指向，也是千百年来农家子弟实现“升官发财”人生梦想的基本途径。远的不说，至少我们这些“80年代的新一辈”，无论是“土生土长”的乡村青年，还是“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除了个别有特殊背景和门路的，大都是借着“恢复高考”的东风，才走出农村“广阔天地”而进入城里“高楼大厦”的。

三十年前，对于那些安于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好孩子”，惯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学生”来说，这条传统科举应试求学路，可能是最合适、最省事、最经济和最安全的人生选择。在我们那个年代，只要你按部就班小中大学一路走下去，老老实实接受老师教导，认认真真接受并牢记书本知识，踏踏实实完成各级学业，一旦上了大学不仅意味着一般的“成功”，而是如当年“登天子堂”般成为“天之骄子”，根本没有什么悬念。

说到这里，我要提及一个“成功人士”，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个情景故事。这就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他可算是我们这代成功人士中的一个佼佼者。

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访谈节目中，主持人问他：“像你这样一个大西北农家出身的孩子，是怎么成长为北大教授和著名经济学家的？”张教授回答说，“稀里糊涂。”主持人追问：“这怎么说法？”张教授解释说：“我走到今天，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从小就树立了什么远大志向，就明确要当什么北大教授或经济学家，而是一级一级上好学，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一年级我是班上最好的，小学阶段我是小学最好的，中学阶段我争取做到最好，大学阶段也是如此走过来的，这样一路走下来，稀里糊涂就走到北大当了教授，成了经济学家。”

张维迎这一席话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他的人生经历也很有代表性，是那个年代相当多乃至当今不少农村青年，通过“求学”这个传统路径，最终顺利而成功地实现“成家立业”人生目标的一个典型代表。

当然，如果考不上大学——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或者说是“必然现象”，而考上大学才是近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或者说是个别的“偶然现象”或“意外事件”——那就什么都不是，这虽然谈不上什么“风险”（因为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考不上大学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适合用有意外、不确定性含义的“风险”一词来描述），但这对于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来说，确实是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如果将时间尺度一拉长，这“很不幸”也并没有什么，最后由“很不幸”转化成“大幸运”的，其实也不少。

我就有一个本家兄弟，在小学时代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革命样板戏唱得是有板有眼，后来被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与我一样都是上的“农业班”，数理化没有底子，但一年半后高考分班时，听老师动员愣是报了理科班。后来，我上了四年大学，他考了五年大学，每年据说都是仅差几分，每次都会“很不幸”地落榜，最终还是与大学无缘。再后来，抱着“终生遗憾”还是走进了城里，先是做中学老师，后来只身下江南，现在成为一名很有成就的商界人士。

总的来看，我们这一代人“不幸中有大幸”的人生轨迹大致是：虽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我们自感却是“大不幸”——童年是在“大跃进”后饥荒中煎熬，少年是在“红旗飘飘”的“**”动乱中混迹；如果说有什么“幸运”，那大概是因为在青年成人时期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使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做人”，匆忙承担起“承前启后”的代际传承使命。

像我这样极少数“特别幸运”的农村娃，能够在不可能（统计上所说的“小概率”事件）的情势下，也在心理上压根就没抱什么“奢望”或“理想”的状态下，“意外”地、“喜出望外”地考取大学，继而在“黑暗中摸索”数十年，在步入“不惑之年”成为知识阶层一分子，其“精神历程”回想起来实在有颇多刻骨铭心的感触、感叹和感慨。在同代人中，确实有不少“因高考恢复而获得重生或成功机会”的幸运儿，我可能算作其中一员，但与人家真正声名显赫的同代“成功人士”不同，我这个教书匠只能算作还不错的“职业人士”，很难说是取得了什么“事业成功”的人物。

2006年，应《新京报》记者曹保印先生之约，就“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三十年”的话题，写了一篇长文，原题叫《经济地管理人生：一个经济管理专业老师从“潘晓困惑”到“四十不惑”的人生感悟》，后来记者将主标题改为《一个农村孩子的进城路》[1]，此名字虽与那文的核心思想有些不切题，但与本书的主题却很对路。现将该文中有关描述自己三十年“求学人生”路径的文字摘录如下，以供当今有志于走“传统路线”的农村青年参考。

一个农村孩子的进城路

我是在豫西农村的“地穴”里长大的。

家乡地处丘陵地带，因此与陕北山沟窑洞不同，我们的住宅属于一种“地下窑洞”，就是在地下挖四方形的深坑然后向四周打窑洞，由一个“门洞”从地面引入“地坑院”中。这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居，近年来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而有些遗憾地成为一种“历史陈迹”。这里特别用文字记述一下，不仅将我带到那“穷中有苦、贫中有乐”的童年记忆，也权作对遗失的民俗文化的某种纪念罢。

按照母亲的说法，我是家里四个“光棍和尚”（因为家贫有可能娶不起媳妇）中的老大，由于最早感应到生活的艰难、做人的艰辛，因而也是四个兄弟中最“争气”、最勤奋的一个。我对家中四位长辈的童年印象是：父慈母严、爷厉奶祥，祖父母对我成长的影响要大于父母亲。

祖父是虔诚的佛教徒，一辈子坚守信仰、我行我素，自学文化、熟读经典，吃斋修行、积德行善，但满脑子“三从四德”儒家伦理思想，在外忍忍饶饶、修桥补路，而在家唯我独尊，属于独裁专制主义者。

祖母是深受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的小脚女人，不识字、没文化，但在我这长孙眼里，她是最伟大的中国女性，勤劳、善良、通情、达理，对旧社会的黑暗和新社会的美好有着最为真切的感触，她老人家对着毛主席像热泪盈眶地念叨着感激话语的情景，时至今天我还历历在目！她一生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称职尽责地做着她的家务活，但往往能在儿孙成长的紧要关头作出些“大义凛然”、“力挽狂澜”的举动。

例如，奶奶很坚定地认为孙子长大后要“干大事”。实际上，也正是在奶奶的全力扶助下，才有我后来上大学成为“人民教师”的人生历程。

能够考大学上大学，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娃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意外事件”。1976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的“农业班”，总共两年的学业几乎没有学习过“数理化”课程，最后一个学期说要文理科分班，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坚守文科”不动摇，尽了最大努力（只为了补偿“老师能看得起”这份恩情），最后考了247分，很自然地与大学无缘，于是无怨无悔地就卷铺盖回乡“自谋出路”去了。当时，我自觉对书法美术有“天然兴趣”，所以就“立志”自学成为一名“画画的”。

后来，在母校的“强烈要求”下，很不情愿地回去插班复习，也只是因为“老师看得起”这份情感的内在激励，才抱着不辜负老师的一番好意、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在内心深处，我们原本就没有把上大学列入过自己的人生计划中，所以不像现在青年学生应试，有那种高度紧张的压力，心态十分平和松弛，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愉快”。结果竟然“意外地”考取了，自然更是“喜出望外”。

因为遇到的是“意外惊喜”，关于报考什么学校、专业，自然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思想准备”。我们当时只听说过“政治”、“语文”什么的，由于字写得不错而受语文老师鼓励，似乎“迁移”到语文成绩也因此而好并成为课代表，还经常给政治老师刻印蜡板学习材料，因此说要报考专业，在心中最向往的自然是省内最著名的师范院校中文专业。

但是，老师们对此却不以为然，并凭借他们的“人生经验”力加劝诫，希望我报财经院校学经济，说这样将来有出路、有前途。对此，当时自然也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虽然接受老师的劝导，但采取的是一种有限“妥协”策略：

第一志愿填写山西财经学院，因为它名列招生简章目录倒数第一名，据说粮食供应还是“倒三七开”（70%粗粮，要知道那时候能吃上“细粮”该是多大的人生幸福啊）；而将自己“梦想”（时至今日我时常听到青年学子们张口闭口就是上某某大学是他或她的人生“夙愿”或“梦想”）的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列为第二志愿。

在等待结果的时日，老在心里祈祷着：第一志愿千万别被录取，要录就录第二志愿。结果，又一次出乎意料，并从此“注定”了自己的基本人生轨迹和总体职业生涯路向。

大学四年的生活是幸运、幸福的，但同时又是最为痛苦而困惑的。

说“幸运”、“幸福”，主要是因为“农转非”而带来的身体生存状况改变、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和社会阶层地位改观。

从身体生理情况来说，由于贫寒苦难的童年生活条件，使自己身体从小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上初中时又无知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向首都北京）象征性赛跑活动而招致双腿急性瘫痪，后来留下严重的慢性风湿病疾患，如果不是上大学享受公费医疗制度保障，这种让人“死不死活不活”的疾患是绝不可能得到必要医治的，可能早就“没那人”了，更不要奢谈什么“潘晓困惑”了。

就物质生活条件来说，在山西上大学，虽然是“倒三七”粮食供应，主要是啃黄面窝窝头，但毕竟是“大学生”的生活；原来在家乡时，啃窝窝头那该算“奢侈生活”了，想啃都啃不到的。

而社会阶层地位的改观那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时代宠儿”呀，“天之骄子”呀，“社会栋梁”呀，这些现在听起来都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赞词美语，而在当时都是理所当然地用来称呼那群大学生们的正常用语和舆媒热词。

但是，就我自己当时总的“精神状态”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幸福感”可言，加上突然“农转非”带来的急剧不应症，实实在在地感到比“潘晓”还“潘晓”，很“痛苦”、很“困惑”，沉重、幽怨、郁闷、激愤之情无以复加！

上大学前，我把大学想象得也太“风花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