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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奥波亚兹努力皈依俄罗斯文化的犹太裔学者（第1页）

第五节奥波亚兹——努力皈依俄罗斯文化的犹太裔学者

在世界思想史上，犹太思想家书写了百年辉煌。本雅明·哈桑在《革命时代的语言》（Языквовремяреволюции）中这样含蓄地写道：

在犹太人历史的背景之下从1882年到1982年的这一百年，或许可以称之为“犹太人的世纪”。在此之前不曾有过任何时期，犹太人在其中不光在一个国家而且也在整个欧洲文明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提及马克思、胡塞尔、爱因斯坦、卡夫卡、雅各布逊、列维·斯特劳斯、霍姆斯基、德里达等许多科学与文化名人的名字，我们便无法描述这个当代世界，即便这些人对于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并非那么自信、充满疑问或不偏不倚也罢。

由于犹太教徒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而真正的救世主尚未降临，所以，一直以来受到基督教世界的歧视和迫害。但犹太人却“穷且益坚”，他们散居于世界各地，同时也把他们对犹太教的忠诚和虔诚带到了世界各地。虽然他们居无定所，人不一处，但无论到那里，他们都坚定地保持了犹太教固有的礼仪和习俗。生活在周围人歧视的目光里的犹太人，如果再没有智慧做伴，他们将何以为生？而《塔木德》、犹太教特殊的教规等，则成为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共同尊奉的“不言之教”。正因为此，犹太人的智慧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漂泊生涯里，智慧成为犹太人唯一的“不动产”，伴随着他们漂泊不定的旅居生涯。而在普遍反犹的环境下生存的唯一支柱就只能靠自身拥有的智慧了。犹太人为人类贡献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巴赫金与艾亨鲍姆倒是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们都像真正的东正教徒一样性格谦抑、内向、好学深思而能言善辩、博学多才而又术业专攻。但二人又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巴赫金不是犹太人，而艾亨鲍姆则是犹太人。但不是犹太人的巴赫金，却一生承受着俄苏犹太人式的命运，他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处于生活和学术的边缘——正如犹太人处于苏联生活之边缘一样。

实际上，包括艾亨鲍姆在内的俄国形式主义“四巨头”——维·什克洛夫斯基、鲍·艾亨鲍姆、尤·特尼亚诺夫、罗曼·雅各布逊——也都是犹太人。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而且，巴赫金并非犹太人。但巴赫金毕竟和俄国语境下的犹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边缘人”，都处于一种文化的边缘。边缘处境使他们不被主流所接纳，但边缘处境恰好也正是其与他者接缘之处，因为有“源头活水”汩汩而来，于是便使“一塘清水”“明亮如镜”。边缘因为其与外界接壤，因此成为内外交点的汇合之处，因而也是新思想赖以产生之基。

当然，俄国形式主义“四巨头”也都不是一般的犹太人，而是“竭力皈依俄罗斯文化的犹太人”。在俄苏也和在欧洲各国一样，历史上虐犹事件一直不绝于书。俄国有过近300年的虐犹史。犹太人在俄苏属于少数族群，受到挤压，这给整个俄国形式主义运动蒙上了另一层深重的阴影。

奥波亚兹的“三巨头”以及“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主席罗曼·雅各布逊，他们都是犹太人，但也都是那种“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Jewishbutnious），或是“被同化了的犹太人”。读什克洛夫斯基早年回忆录《感伤的旅行》就可以看出，作为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他们一家曾经经历了多次虐犹事件。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自述：他父亲（鲍里斯·什克洛夫斯基）就是个纯种的犹太人：

什克洛夫斯基来自乌曼，在乌曼大屠杀中险些被杀。

事后幸存未死的人去了叶里扎维格勒市，一列火车把我和一些受了伤的红军战士运到了那里。

我的曾祖父以前就住在叶里扎维格勒，并且曾非常富有。

根据传说，临终前，他留给世上100个孙子和从孙子。

我父亲则有将近15个兄弟姐妹。

我爷爷很贫穷，在自己的兄弟家当护林员。

儿子们一旦长到十五六岁，就被打发到什么地方自谋生路去了。[73]

俄国形式主义4位代表人物的犹太人身份，以及他们竭力想要和急于皈依俄国文化的立场，在我们此时回顾这段曾经改变了整个西方文艺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全过程时，总会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在他们那不能不令人感慨的命运里，这一宿命式的“原罪”又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怎样的纹理？

艾亨鲍姆就出身于一个流落在俄国的犹太人家庭。

艾亨鲍姆——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是研究这个时代俄国文艺学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维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中指出：“艾亨鲍姆是一位一流的批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学家，是一位学识极其渊博、感受力十分敏锐且对俄国和西欧文学有很深造诣的学者。”[74]由于他对奥波亚兹学术理论所作的贡献，他又被人称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和一个杰出的“文化史编年作家”。[75]

艾亨鲍姆出生于斯摩棱斯克。1888年，其家迁往俄国南部的沃罗涅日。其父母都是普通医生。祖父是一位名字载入犹太人百科辞典里的著名犹太数学家和诗人。1905年年方19岁的他考入彼得堡军事医学校学习。次年转入列斯加夫特中学生物部学习。此时除主修的专业外，他花费业余时间自修音乐，主修钢琴、小提琴和声乐。在此期间他得以结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莱莎·勃劳德。1907年，发表《诗人普希金与1825年起义》，受此文的鼓舞，转入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斯拉夫语专业。1912年获学士学位。1917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攻读硕士期间结婚的他，迫于生计，曾到中学做文学课的兼职教师，并为报刊撰稿养家。从1913年到1916年，他写的文章主要与欧洲和俄国当代文学有关。当时的他自诩为“后象征主义”思潮的批评家，追求一种“整体诗学”的立场。他就是在校读书期间认识后来成为这一批评运动主要参加者之一的日尔蒙斯基的。此时，艾亨鲍姆还一度担任家庭教师，教授文学史。这段教学实践使他感到传统文学史学科地位如此低下，实际上业已沦落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因而感到文学史研究方法迫切需要彻底更新。也是在此时，他结识了一个彼得堡语文学家尤·亚·尼科利斯基，两人都对这一问题有同感，因而决心尝试探索一种建基在哲学基础之上的美学研究方法。为此，他们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家的著作。欧洲的康德、亨利·柏格森，俄国“白银时代”哲学家谢·弗兰克、尼·洛斯基等，开始走入他们的精神视野。如前所述，对于艾亨鲍姆幸运的是，在他精神成长成熟，开始渴求新思想新观念之际，恰好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俄国“白银时代”的“盛花期”。

1918年对于艾亨鲍姆的学术生涯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那一年他正式加入奥波亚兹，成为其成员之一。由此可见，虽然后来他成为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但他却并非奥波亚兹的“老人”。虽然他和特尼亚诺夫以及什克洛夫斯基都是老同学，并且早在学校时就认识，但在1918年他最终加入奥波亚兹以前，却和奥波亚兹毫无关系。在那年以前的艾亨鲍姆，是一个哲学方法的服膺者，他采用哲学方法研究文学史并且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

1918年艾亨鲍姆正式加入奥波亚兹，这不仅在他个人的生命中，而且在整个俄罗斯文艺学史上，都是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个连艾亨鲍姆那样的学者尚且毅然转向奥波亚兹，可见时代风气若何了。而完成了“华丽的转身”的艾亨鲍姆，也的确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就在他皈依奥波亚兹的第二年，发表了他加入这一运动的“表态”之作《果戈理的“外套”是如何写成的？》，而这篇短文当之无愧地成为奥波亚兹运动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本体论文艺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艾亨鲍姆个人对俄罗斯文艺学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朽贡献”。[76]

然而，1918年以前的艾亨鲍姆，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貌。虽然他和特尼亚诺夫等人早在圣彼得堡大学文格罗夫教授的普希金讨论班上就已彼此认识，但在那年以前，相互之间并无多少联系。大学毕业后的艾亨鲍姆一度担任教师，并且应聘给人家的孩子讲授文学史。这次教学经历给艾亨鲍姆以极大的刺激，甚至成为他学术转向的间接原因。当时的文学史研究始终摆脱不了充当别的学科的附庸的地位，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缺乏自身的基础。实践告诉艾亨鲍姆：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创立一种以文学的基本特点为基础的文艺学。从外部环境角度看，艾亨鲍姆之所以会有如此这般的“自觉”，也是受到时代风气感应的结果：从20世纪初开始，俄国文化界也和世界文化界一起，都深切感到一场波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的方法论危机正在迅速地蔓延开来，革新各门学科的基础，更新其方法论，引进新的观念，重估一切价值，成为响彻云霄的最强音。这一思潮从“白银时代”初起一直持续到整个20世纪20年代，成为贯穿这个时代的一条主线。

1920年初，巴赫金小组成员蓬皮扬斯基……在文章中屡屡谈到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危机问题，认为再不能采用过去研究文学史的方法研究文学史了。……而此前的1917年，A。M。叶夫拉霍夫——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院士的学生——指出有必要采取心理学方法。只有解决语文学、历史文化学、历史与演变方法的问题，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出路。“而欲要克服这一理论困境的最著名的尝试来自俄国形式主义。”[77]

艾亨鲍姆加入奥波亚兹就是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发生的。关于他，维克多·厄利希这样写道：“在该团体正式组建后不久才入盟的鲍里斯·艾亨鲍姆，很快便成为这一团体最具有发言权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好学深思、学养深厚的西欧文学研究者”。尽管对折中主义的妥协持嘲讽态度，而且在表述其方法论主张上又完全毫不妥协，但艾亨鲍姆却与什克洛夫斯基不同，他与其说是个反叛者，不如说是个革新家；与其说是个鲁莽灭裂的波希米亚人，倒不如说是个非正统派知识分子。在俄国诗坛以阿克梅和未来派的革命“虚无主义”（nihilism）为标志的演化过程中，艾亨鲍姆更同情阿克梅派，而非未来派。[78]

内心充满建设本体论文艺学热望的艾亨鲍姆，积极投身于奥波亚兹的理论建设事业：他和他的同人们，真诚地想以自己的努力，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贡献绵薄之力。正因为此，他们能够忍受常人未必能忍受的困难、饥馑、严寒、冻馁、能够把三尺书桌当作战场，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永不言悔。精神上独立不倚，永远都是关心别人和他人甚于关心自己。艾亨鲍姆像他研究的经典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一样，把道德（做人）和为文（美学）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79]

正因为或多或少有使命意识，所以，艾亨鲍姆的有些文章，令人感到他不是在为自己建言立说，而是在为自己所属的那一代人立言。在俄国象征主义之后的文坛，艾亨鲍姆更加青睐的，如前所述，是倾向于新古典主义的阿克梅派，而非鲁莽灭裂、欺师灭祖的未来派，即使是革命后换了一套装束的“列夫派”和“新列夫派”，他对他们也十分冷淡。他认为俄国文坛在勃洛克去世之后意味着一代人的逝去，但也意味着俄国文化的火炬已从象征派手中转到了奥波亚兹一代人手中。文章《勃洛克的命运》是艾亨鲍姆1921年10月21日在勃洛克纪念晚会上的发言。后来这篇文章给阿赫玛托娃以很大启示，并且成为后者《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灵感来源之一。

加入奥波亚兹之后艾亨鲍姆的学术研究似乎柳暗花明，陡然之间眼界大开，多有可观。他很快成为奥波亚兹的“三巨头”之一。1922年什克洛夫斯基因故去国期间，艾亨鲍姆不得不披挂上阵，在当时激烈的文坛斗争中，充当奥波亚兹的发言人，为奥波亚兹的学术立场进行不遗余力的辩护。艾亨鲍姆对奥波亚兹的感情，在他写于1922年的《6＝100》中，尽显端倪。生活速度加快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一年等于二十年。奥波亚兹诞生于1916年，到1922年已经6岁。6×20等于120。这就是革命后初期艾亨鲍姆们的真实感受：革命使得现实生活的节奏变快了，而文化建设的步伐也应相应加快。奥波亚兹

本身却始终在工作。它在创造文学理论。革命并未使研究中断——相反，它给工作注入了活力。

革命与语言学。是啊，这是生活与文化的一个奇特而有机的矛盾之一。走出革命的俄国带来了一门有关艺术话语的新科学——这是无可置疑的。人名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问题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自发的而非偶然的、非苦心孤诣臆想出来的现象，而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奥波亚兹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绰号——“形式方法”。这并不准确。问题在于原则，而不在方法。[80]

对于一种新学科的诞生和成长来说，艾亨鲍姆所生活的时代，的确与“幸运”二字无缘。两次革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大清洗……在贯穿艾亨鲍姆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在多元本体论文艺学与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种种斗争中，斗争的双方的力量对比往往是不对称的：一方挟雷霆万钧之力常常把学术问题转化成为行政命令，把正常的学术讨论转变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另一方却学究气地把问题限制在单纯的学术问题范围内，企图在烈火蒸腾的火海上觅得一块净土和绿洲。双方的心理预期是如此的差异，以致许多讨论实际上是在“各说各话”，并未在话题一致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真正的对话。

按照现有史料可以判断，在1921～1925年，奥波亚兹和巴赫金们都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一方面，奥波亚兹在此期间其影响力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在当时的学术界和大学生中间，形式主义学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有人声称，在当时俄国每个有港口的城市，都有至少一个奥波亚兹分子；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里，奥波亚兹们引起的争议不断，他们遇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严重质疑和挑战，在回答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奥波亚兹逐渐走到了他们的“各各他”和“十字架”，成为全社会继续左倾的牺牲品——尽管他们自身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和呼声已经高度“左”倾了。随着全社会的急遽“左”倾化，学术问题越来越与庸俗的社会学问题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俄国形式主义者们面临的非理性的压力也日益严重。此时坐落在彼得堡的艺术史研究院成了奥波亚兹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奥波亚兹们越来越不得不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挑战和质问。起初，类似的讨论因为是货真价实的而颇有些趣味。

例如，且看艾亨鲍姆1924年1月6日的日记。那天，艾亨鲍姆和扎米亚金就学科（即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了私下争论。扎米亚金认为科学应当是不偏不倚的。艾亨鲍姆则和特尼亚诺夫力图证明：科学和批评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问题不在于是否不偏不倚，而在于评价具有各种不同的个性。

9月29日：

卡赞斯基说我们必须“面朝生活”前进——谈起了社会学方法。我和他争了起来——正在进行着一场宗教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与科学的论争。我对此的信念是越来越坚定了。中世纪正在朝我们扑过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采取了一种国家宗教的形式，其行使权力的方式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完全一样——直到宗教大法官等等。进行着一场反对科学思维本身的斗争。这是个可怕的时代，很难在这个时代找到一种顺利生存的方法。[81]

熟悉俄国文献的人大抵都知道，此处所说的“宗教大法官”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出自该书的一章，内容讲述复活了的耶稣和16世纪西班牙大法官之间的一场对话。这一章表明，天主教会及其所宣扬的宗教，其实早已变质了：它的信徒们所追求的，已经不是崇高的精神，而是面包、权威和奇迹——这些东西已经取代上帝在人们心目中原有的地位。自这部小说发表以来，“宗教大法官”已经成为俄国文学中的著名掌故，意指世俗的权威（即世俗界的行政命令、专制统治等）。此处文中所说之“宗教大法官”，大概影射1924年对大学生实行的清洗运动——全部学生重新“洗牌”，由某个委员会逐一进行甄别之后才能保留学籍。一些被视为“革命”的异己者——如商人之子，贵族沙皇和官僚之子——统统被清洗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