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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化符号学与历史主义（第2页）

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存在及其结构，决定着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方式。当三重系统居主导地位时，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循序渐进式；而当二元系统居主导地位时，文化的发展便呈现出“爆炸”的形式。前者是有序的和渐进的，后者则是无序的和混沌的。但“爆炸”并非纯然是破坏性的，而是创造性与破坏性并存。前者是可预知的，有定向的；而后者却充满了变数、不可预知、充满意外，不可逆料。由于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在整个俄罗斯文化发展史上，居主导地位的是二元系统，而非代表和谐和渐进的三元系统。在俄国文化史上，代表和谐理念的普希金现象，多少是一种例外。[65]的确，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普希金既是俄罗斯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化中的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范例：在人格和文品两方面都表现出和谐理念的作家和诗人，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绝对找不到第二个的。

二元系统的特点在于它甚至都不承认构成矛盾统一体的二元具有相对平等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甚至都不承认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在政治、宗教、科学、艺术等文化领域里也拥有存在权和真理权。二元对立主义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宽容理念，而把对方视为异端、无原则、非信仰或反对派。它只承认毫不妥协的绝对胜利的原则。“俄罗斯精神不知道中间道路：或拥有一切，或一无所有——这就是他的座右铭。”[66]这种最高纲领主义的来源也许与俄罗斯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处境不无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里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西方，俄国必然会为自己提出一种超前的理论预设：或者把自己的道德精神上的优越地位无限夸大，或者无限伸张其对精神文化的价值关怀。俄罗斯既然久已落后于西方，那就应该充分利用落后者的特权：即不必重复西方式的弯路而绕过历史的拐点飞快前行。这种心理成为产生俄罗斯式的斯拉夫派的政治土壤。

这种二元结构是产生俄罗斯式的最高纲领主义的原因和土壤。二元对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最高纲领主义。无论在哪儿发生的冲突，都开始带有善恶斗争的性质。此类系统基础存在的本质矛盾本身即在于此。一方面，“爆炸”被当作是从罪孽和失误王国走向真理王国的重要关头。确立人间天堂的理念成为二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把世间权利神话为一种足以完成这一改造工程的力量这种典型做法，即源出于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权利究竟出之以宗教布道者、君主还是恐怖主义分子这一点，反倒显得无足轻重。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乃是终极化改造世间秩序这种理念本身。

由此派生出俄罗斯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征。俄罗斯人无时不在祈求把“恶的王国”改造成为“神在世间的千年王国”，但这一根本转折却不能依靠量变和渐进，而是必须采用具有拯救力量的“爆炸”的形式，以便在一个瞬间、一下子、毫不迟疑地、一劳永逸地、彻底完成这一改造整个世界的巨大工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无不遵循量变和质变这两种方式，但只有在量变累计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生爆炸性的革命和巨变。但俄罗斯人不然，它们只承认在“爆炸”发生之前，应该有一个为起跳做准备的“预跑”阶段。犹如黎明前的黑暗一般，理想的彻底实现乃是未来的远景和历史向前运行的遥远的目的地，但在这之前，现实生活的状况反而会变得更糟糕。基督的人间王国必须先之以一个反基督的王国。这也就是俄国的千禧年王国说及其相关形态——末世论学说。

根植于二元结构中最高纲领主义的末世论学说，俄罗斯与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这也是俄罗斯式的信仰不同于西方式信仰的一个特点。《新约》末世论中关于“新地新天”的学说，在俄罗斯有着广泛的基础。“通过恶走向善”（通向善的道路必然经由恶）成为俄罗斯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基本信仰。社会革命党的口号是：“从失败走向胜利。”革命者们把恶的到来，当作取得终极胜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一语境下，“斗争”在俄罗斯具有特殊的语义色彩，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俄罗斯知识分子普遍倡导为信念而牺牲、受难、献身的理念，并且颂扬牺牲所包含的无穷诗意。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在走向参政院广场时高喊道：“弟兄们，让我们英勇就义吧！啊，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67]俄国第一代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尽管由于缺乏人民的支持而惨遭失败，但他们献身祖国解放运动的崇高精神，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为祖国的未来而斗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在举事以前，便对成功不抱希望，但他们仍然怀着必死的决心，不惜以一己之陨灭来唤醒人民的解放愿望。

但“爆炸”和革命也有区别。按照洛特曼的解释，革命以具有三元结构为特点，而混乱的结构则是二元式的。人们之所以习惯于称革命是历史的助产士，是因为在诞生之际婴儿实际上已经在母腹中成型了。三元结构在“爆炸”之际往往会把已经酝酿成型的东西呈现在表面。而二元结构却表明在“新”与“旧”之间不存在妥协或共存的可能，而只有一个结果，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决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在整个罗斯帝国存在期间，实际上混乱时期屡屡出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后，如前所述，当然还有距我们最近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个世纪之交。所有这些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当前他们所经历的危机乃是“历史的终点”和“新时代的开端”，在此之后就该确立理想的社会制度了，而俄罗斯未来的道路会根本不同于一般欧洲的历史发展道路。所以，俄国政治史其实就是由一连串的“爆炸”所构成。

在俄国历史上，许多历史时期都属于洛特曼所说的“爆炸时期”，如“混乱时期”（从伊凡雷帝到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之间达到**），以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但实际上“混乱时期”在俄国非仅此而已，而是一种周期性出现的现象。

二元对立结构所固有的最高纲领主义在思辨模式（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建构和艺术想象领域里有其孳生的土壤。和西方清教文化的崇拜常识、讲究适度和理性不同，在最高纲领主义支配下的俄罗斯，对“平庸的中庸之道”的否定，从艺术意识领域转移到了实际生活行为方面。洛特曼通过援引其笔下人物之一的方式表达了这样一种社会情绪：

我永远把自己投身于那新的感情。

于是我的心灵像婴儿一样清新，

于是我烧掉从前礼拜过的一切偶像，

把曾经崇拜过的偶像，全都付之灰烬。[68]

文化是非获得性集体记忆。就集体而言，文化永远都是一种价值体系。文化史当然也是一部文化的自我意识史。文化的实质在于过去在其中并不消失。文化是一种再生机制。俄罗斯文化根本上所具有的两极性特征导致其所具有的双重性本质。所以，在俄国史上，一个沙皇取代另一个沙皇，后者权利的转移，往往都是表现了后人对前人的绝对否定，而不会出现妥协或中庸。

按照洛特曼的解释，十月革命便是俄国历史上的一次“爆炸”。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写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然具有爆炸的性质。其理由和根据在于其他生产方式都是在先前那些阶段的框架内产生的，而社会主义却完全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的产生只能是在一个废墟上才有可能，而非在先前历史的怀抱里。”[69]

“二元结构与爆炸观念有着有机的关联。爆炸理应带有全球性以及无所不包的特点。过去的一切都应当予以消灭，而在过去的废墟之上所创造的东西，却并非过去的继续，而是对所有过往的一切的否定。这一过程的出乎意料性、不可预见性以及灾难的性质丝毫也不会令它们的参加者们恐惧：令他们感到恐惧的只有一点：破坏是否真的具有全球性特征。”[70]“爆炸”有点儿类似于革命，即彻底斩断与过去的关联。与此相关的末世论意识表明“爆炸”虽然是破坏，但也不乏建设之义。在终极目标实现之前的一切付出，都是历史为其潜在目的的实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为了使千百万人享受幸福的千禧年王国，哪怕让一部分人头落地也是值得的。“爆炸”往往会导致彻底破坏社会结构体系的结果。反映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二元结构意识，是习惯于从政治上把所有政治势力划分为敌人和朋友、善与恶两个阵营。所以，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即使是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这种思维模式也要求设定一个假想敌。俄罗斯思维方式不允许有中立存在。因为生活是非中性的，所以，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中性视角的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国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命运与其二元结构这样一种根本性矛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俄国历史上每一次世纪转折关头，都会免不了有一次空前的历史震**。俄罗斯式的末日论之所以在历史上始终不绝如缕，恐怕也和这有些关系。俄国历史上每届沙皇都会彻底改掉前一位沙皇的政策，改弦更张，另谋新路。彻底与前人断绝关系好像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痼疾。而且，在俄罗斯人看来，一个人如果在割断与前人的联系上不彻底，也就意味此人对改革不热情，不上心，也就等于不真诚。俄国人判断一个人最主要的不是看其所信奉的真理的客观性质，而是看其对真理是否真诚，是否全心全意，忠心耿耿。而俄罗斯那种冬天长达半年之久，气候不是热就是冷，似乎也助长了这样一种民族性格的养成和保持。俄罗斯人喜欢的不是热就是冷，不冷不热在他们心目中也就等于不三不四，而不三不四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在俄罗斯人的旗帜上书写的不是左就是右，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中”这个词。所以，像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中庸”、“中和”、“中正”等等，在传统俄罗斯人心目中如果不是不存在，就是作为反面教材存在的。

和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相关，俄罗斯文化似乎自古以来就同时受到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平行影响：作为起源于东欧的一个东斯拉夫人部落的俄罗斯人，其文化起源当然具有毫无疑问的欧洲属性，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古罗斯也陆续直接或间接、被迫或主动地吸收和接受了许多来自东方的影响。尤其是金帐汗国长达250年的统治，给俄罗斯历史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再加上对于俄罗斯文化成长和起源十分重要的东正教的东方属性，更使得俄国文化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每每发生严重的困窘和疑惑。俄国似乎始终在东西方之间徘徊和犹疑，这成为造成俄罗斯文化两重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远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曾经分别先后处于西欧文化的决定性影响之下：俄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崇拜西班牙文化时期、德国文化时期和法国文化时期，尤其是法国文化在整个18世纪俄国文化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具有东方正教属性的东正教和金帐汗国遗留下来的种种制度和治国理念，却长期伴随着俄罗斯文化发展和发育的每一步。俄罗斯文化的双重属性是导致其在文化方面的多元共存性的一个根本原因。而每逢文化面临剧烈转型期，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就愈加显得突出。

与巴赫金一样，洛特曼同样认为俄罗斯文化具有双重性特征。事实上，它的每个元素，都宿命式地带有此类特征。但对此类特征的由来，洛特曼的解释又不同于巴赫金。

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具有一种二元对立系统为特征，俄罗斯文化中的所有范畴，无不具有一种深刻的二重性或两面性。二重性深深渗透在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基因里。我们常说俄罗斯文化中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十字架，东方与西方、上层与下层，便是构成这一十字架纵横向的两个坐标和两极。俄罗斯文化中的一切，都无不渗透着这种深层的二元对立特征。从这个观点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俄罗斯文化中几乎所有的代码，都具有这样一种深深包孕着的两重性特征，不仅彼得大帝改革是如此，就连“第三罗马”也无不如此。其他诸如“莫斯科”、“圣彼得堡”、18世纪俄罗斯贵族精神、俄国农奴制、俄罗斯人的性格等，亦无不如是。

俄国所处的历史困境以及俄国文化中的深层矛盾，决定俄国人的文化纲领，必然是也只能是建立在双重结构基础之上的极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在俄国中庸之道（золотаясередина）是理所当然遭到摒除的。俄国人的信条直接取法于新约：“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中间道路、亦此亦彼，在俄国是行不通的。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所说：“次要的角色我是不屑做的，正由于此我在现实中才甘当最末而且处之泰然。要么做英雄，要么做狗熊，中庸之道是没有的。”[71]

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所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白银时代”，就是一个俄国历史上罕见的全面对外开放、文化格局呈现多元共存形态的时期。作为敏于感应时代最强烈的召唤的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的学术追求都体现了时代的色彩。由于官方舆论钳制力量的放松，“白银时代”是俄国历史上罕见的外来影响和学术探索享有高度自由度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了长达74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在1991年的解体，于今看来，既有令人惊奇的一面，也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事实上，从20世纪的70、80年代起，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揭露社会主义“隐私”的浪潮，就已经开始波翻浪涌、风波险恶了。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列宁就是昨天的斯大林”的蛊惑人心的口号。这应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即舆论的颠覆必然先之于政权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