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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沃洛希诺夫论内部言语和理解（第1页）

第四节沃洛希诺夫论内部言语和理解

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都采用例证分析法对表述的方程式进行了阐释，都主张语言实质上具有对话性，都抨击了语言或多或少是一个开放或封闭、动态或静态系统的观点。对他们而言，语言既非自主自足也非半自主自足的前来与超语言力量产生相互影响的整体。毋宁说相反，超语言学力量乃是语言及其历史的构成成分。因此，对于语言的理解，就必须立足于“超语言学”的立场（用沃洛希诺夫的话说，是“社会学前景”）。

与沃洛希诺夫不同，巴赫金并未试图采用其他系统的术语来对这种非系统性现象进行阐释，就算该系统是历史唯物主义也罢。按照索尔等人的说法，从“散文学”的角度看，世界本应就是一片混沌。

巴赫金在其有关语言、文化和心理的理论中，反对一些理论家们想要把人类活动降格成为产生此类活动的因果关系之上的法则的冲动。法则当然是固有的，但其统辖的范围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不可以把法则理解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的法宝。如果这些法则可以解释一切的话，则便会没有了人类活动的余地，因为人就不得不创造他们自己和世界。为了强调这一点，巴赫金刻意强调在“given”（дан）和“created”（создан）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不容混淆的。

“现成”（给定）被所有理论家们当作是我们赖以说话或行动的“材料”或资源。它包括我们的语言、文化习俗、个人历史，总之，包括一切在我们之前业已完结的一切。但是，一个表述或一个行动却永远都不会是由给定而创造出的“产品”。

当然，研究给定比研究创造容易得多，犹如把一件作品降格为东西是可能的。我们永远都在创造着我们自己和世界。实话说，我们时时处处的行为都是重要的和有道德价值的。在此，我们可以洞悉巴赫金伦理学方法和其语言理论之间深刻有机的内在关联。正如一个表述是不可重复的一样，一个行为也只能由一个特定的人来完成一次。任何言语或伦理行为都不可能被当作规则的例证来加以解释。

心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符号化的，而且几乎所有的符号都是语言的。我们用内部言语进行思考，但当我们学着在我们的大脑中表现我们的思考时，内部言语就成了外部言语了。语言之所以必须被理解作社会的和对话的，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表述无论其为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是一种双面行为。理解心理生活因而也就是理解内部言语的内容和模式，这种心理活动每个人头脑里时时都在进行。而这正是沃洛希诺夫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信念。

这种理论把我们引向许多专门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构成了心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话语作为内部符号是什么呢？内部言语是以何种形式实现的呢？它是如何与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呢？它是如何对待外部表述的呢？揭示方法，比如说，捕捉内部言语的方法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要求进行经验的研究。与此同时，沃洛希诺夫对这些问题本身进行了一种试验性的分类。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假定内部言语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但有一点从外面看显得很清楚，即我们不能把此类形式降低为纯粹的语言学范畴（在此词的狭义上）：“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所有的语音学研究的概念，无一例外是为了分析外部语言的形式——言语（词汇学的、语法学的、语音学的），并非运用于分析内部言语的形式，而如果要是被运用，那么要进行某种非常本质的根本改造。”而巴赫金也许会告诉我们，这些语言学范畴（引文中为语音学概念——笔者）涉及句子，而内部言语则和外部言语一样，是在表述中产生的。可以设想，沃洛希诺夫的观点有类于此。

正如沃洛希诺夫所阐释的那样，内部言语“更令人会想起对白。难怪古代的思想家把内部言语视为内部对话”。对话中的表述既非按照语法也非按照逻辑关联而联系，而是按照一种特殊的对话关联联系，此即“根据对话联系等整体的（**的）一致规律，与社会环境和生活的整个实际进程的历史条件密切相连。只有说明完整的表述形式，特别是对话言语的形式，才能够弄明白内部言语的形式，它们在内部生活流动中的运动的独特逻辑”[109]。

由此可见，沃洛希诺夫之所以会把此书的13用来探讨他人言语问题，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不仅有助于他展开表述是一种双行道现象的理论，而且，这个话题也是心理学问题所探讨的中心。在报道他人话语的外部话语的每次活动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和我们在内部言语中我们的理解行为极其相似。总而言之，沃洛希诺夫问道，什么是理解呢？难道理解不就是把别人的话语表述能够放在我们自己“明确的统觉背景中去”吗？而这种认识背景本身也是在我们身上所进行的对话的整合吗？这样一种程序难道不是在各种形式和功能方面与他人话语极其相似吗？“因为接受他人表述的不是不会说话的哑巴，而是充满内部话语的人。他的所有感受，即所谓统觉作用的背景，都是由他的内部言语的语言来提供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与被接受的外部言语相联系。话语与话语相联系。”[110]

会被回忆到的他人话语的外部形式都是积极接受的材料，而在接受过程中，在他人表述和表述的内容之间，会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在内在话语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相互作用。在内在话语中，也和在外部话语中一样，积极的接受会实施“现实评述”和“内部反驳”，而在对内在话语的理解中，我们同样也应该牢记这两个功能“有机地融合在积极接受的统一之中，并只被抽象地区分出来”。[111]

沃洛希诺夫认为内部话语，可以与外部表述处于不同的距离之外。当我们准备或是回忆一段需要传达的话语时，内部话语可以在形式上对外部话语进行处理。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常常会缺乏一条清晰而稳定的界线。这时内部话语可以距离有对话原则而与其他内部话语的统觉背景相连的统觉背景很近，因而距离任何可以被某个想象中的对于心理的窃听者所能分享和理解的相当遥远。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个可以分享的内容系统，它们同样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外部表述不同程度上也是可以分享的。有些表述要求说话人和听话人有着同样的知识视野，非常接近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同一性信息。相反，其他表述假定偶然的情形，因此是对于听众来说是开放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的。最为人们所分享的（但却并不一定是最广泛流行的）表述是由文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完整地炮制出来的。

采取类似方式理解表述的特殊特征对于理解心理生活来说是必要的。沃洛希诺夫对其模式以一个令人震惊的明喻作了这样的表述：“广义地理解言语过程，作为内部和外部的言语生活过程，一般是不间断的，它不知道，哪儿是开头，哪儿是结尾。外部现实的表述，是漂浮在内部言语的无际海洋上的一个个小岛；这个小岛的大小和形式取决于表述的这一环境及其听众。”[112]

沃洛希诺夫甚至比处于第三时期的巴赫金更显著地是一位在心理模式方面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者。虽然自我的表现材料和“反应动机”的范围很广泛，但沃洛希诺夫坚持认为，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由话语所提供的灵活而又便利的符号学材料相媲美。只有话语“能够在体外的社会环境和外部表现的过程中形成、确定和分化。所以心理的符号材料主要是内部言语”。“话语却一直是内部生活的基础和骨干”。[113]对于这一观点，巴赫金作为一个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陌生的理论家，毫无疑问是会同意的。因为在《文本问题》中，巴赫金也曾说过“语言、话语——这几乎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的话，[114]但他却止步于把意识完全归结于语言。

沃洛希诺夫坚持认为“在客观化之外，在以一定的物质形式（手势、内部话语、喊叫的物质形式）体现之外，意识是一种虚构。这是一种不好的意识形态结构”[115]。这话如果放大到极端地步，这也就是说野兽或婴幼儿都不具有类似于语言的能力，因此它们是无意识的。沃洛希诺夫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却表明他缺乏足够的技巧来对付语言的起源问题，而只是说明了个人最初是如何学习语言的。

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关于意识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并非必然来自内部言语的理念。活跃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发展心理学家、颇有影响力的列夫·维戈茨基，严谨缜密地研究了发展问题。他探寻了思想与内部言语的关系问题，认为孩子们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学习语言的，而当思想变成内部言语时，变化就开始发生了。

维戈茨基的问题并非为沃洛希诺夫所提，后者相信“意识的一切现象的深层含义”的思想。[116]按照维戈茨基的观点，如果感受不能表现的话，那么感受就从未发生过。“感受对于感受者本人来说仅仅存在于符号的材料之中。在这种材料之外，任何感受都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感受都有深意，即是一种潜在的表现。”[117]沃洛希诺夫和维戈茨基立场的差异也许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维戈茨基的著作是为了那些经验心理学家们写的，而沃洛希诺夫则看样子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构思了这部著作。意识的一切现象具有表现性的学说，使得沃洛希诺夫可以对其理论展开描述，而不是像他的对手那样，认为意识是彻底的一元论的。

这还使得他认为某些私密的、非诉诸于话语的、孤立的感受——比方说神秘的、幻想的，更别说聋哑人的世界了——实质上是不可能成为感受的（experience）。而且这种所谓感受也不存在或是没有声音声息全无，而是游移不定、迹近于一种病理现象。无论如何，沃洛希诺夫坚决认为“感受，这被表现的及其外部的客体化，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是由同一材料创造出来的。要知道，不存在符号体现以外的感受。所以，从一开始，就谈不上内部和外部的本质差异”[118]。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观点，感受如果缺乏社会根基和稳定（潜在）的听众，“就不能产生也无法获得分化了的和完全彻底的表现”。

对心理作出说明和阐释，坚持心理的表现性，揭示心理的意识形态内涵在于是与外部世界的一种（大型的、语词的）对话，沃洛希诺夫是在呼应着巴赫金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关切的问题。尽管如此，沃洛希诺夫在其讨论过程中，对浸透语词的社会心理这一“边界”的阐释，与巴赫金在当时抑或以后所采取的方向都有所不同。今天从头往回看，对于沃洛希诺夫的某些说法，巴赫金是通过语言文学理论迎合他的，而对于心理，巴赫金则认为它既非社会的也非马克思主义的，更加不可能是精密的符号学的。沃洛希诺夫对于巴赫金早期著作中的心理所附加上去的以及他在理论上所做的一切，巴赫金后来全都接受了，并且还创造性地吸收了。

我们看见，沃洛希诺夫对于符号概念是有所增益的。有一点确信无疑，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远比后来各类结构主义者以及符号学家们的用法更加“灵活好用”。而对于巴赫金来说，符号依然与整个理论框架贴得很近。

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内部感受和外部感受都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提供保障的，即“内部心理的现实即符号的现实。在符号材料之外没有心理。……所以把内部心理作为一个物体来分析是不行的，而只能作为符号来理解和解释”[119]。正如他所说，语法和修辞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因而他主张这个处于内部感受和外部感受之间的完整的系列，都是符号化的，都使我们有可能对之采用同样方式进行客观分析。

伴随符号的出现，也一并出现了解码行为。但在这个问题上，沃洛希诺夫与巴赫金有着显著的差别。巴赫金很少表现出对符号有什么兴趣。并且几乎根本就对代码不感冒（除了诸如扁平化、归纳或“被杀死的上下文”这样负面的例证以外）。的确，巴赫金甚至从不使用符号这个词。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符号为社会对于个人的终极优先权提供了保障，使得他可以把个人变化与辩证的历史联系起来。而这同样也赋予他以一种完全适度翻译的工具，而“完美翻译”这又是巴赫金终其一生都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题目。

沃洛希诺夫认为符号是一个系统。而对于巴赫金来说，常例在心理中，也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最好是一个规划。对于巴赫金来说，完全和整合是一辈子的而且永不完结的任务。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此类观念多多少少是没有问题的。沃洛希诺夫把个性的形成过程描述为一个持续不断地针对渗透在意识中的“意识形态主题”的加工过程。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这篇纲领性论文中，沃洛希诺夫写道：诗人的风格是在内部言语中形成的。“诗人的风格不是在臣服于监督他的内部言语风格中产生，后者是他的全部社会生活的产物。”[120]而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他同样写道：“个人根本就得不到现成的语言，他们参加到言语交际的这一流动中来，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意识只有在这一流动中才能首先得以实现。”[121]反省的行为本身，是在外部社会话语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这是一种自我观察，自己与自己的交流，是“一个人对内部符号的理解”。而巴赫金却把心理看作是一个人对于自我身份的伦理学追求和责任感，并且为那样一些自我实现的条件而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条件永远也无法具备。巴赫金以其自己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理解，持续不断地检验着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引导着他采用各种临时的决断来进行试验。

巴赫金一直都未能消除对于自我表现的可能性的怀疑。这是他著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之一，从早期对于Я-для-меня（I-for-myself）到Я-для-другого（I-for-another），再到晚期有关知觉剩余和“纯自我表现”的理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所有意识现象的表现性”似乎已使得这个问题变得透明无比，甚至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已然不复存在了。

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的另外一个差别虽然很重要但却不值一提。沃洛希诺夫批评研究心理问题的因果方法，但他这么做只是为了采用机械论或生物学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而已。而且他提出用更加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来解释心理现象。而巴赫金则相反，使他为难的是因果关系本身的问题，因为因果关系只包含特定事物，因而未能给创造性事物留下丁点空间。对于无论何事的详尽无遗的因果论解释最终会显现为对于未完结性和责任感的鄙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屑于做一个心理学家，而宁愿相信人的行为具有潜在的无远弗届的法则。在这个意义上，沃洛希诺夫是一个心理学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学家）。而巴赫金毫无疑问不是。

由于各种原因，关于内部言语的理念对于这两位思想家来说，都成了规避弗洛伊德无意识观的一种选择。求助于无意识领域也好，还是甘愿让内部审查机制欺骗自己也罢，因而他们二人都提出了一种足够复杂的、多层次的、各种意识杂存的意识观。

当巴赫金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萌生这一理念时，他一开始继续了内部言语这种提法，但却摒弃了符号说。他这样做时根本不理会编码和解码问题，而是再次引进了一大堆关于不可译性、奇特性、非均等的离心力和凌乱的概念。内部言语因此成为了不是一种符号学机制，而是某种类似于托尔斯泰笔下的战场。

巴赫金在其创作生涯涉及小说诗学时，不仅把小说人物的话语放在声调的引号里，而且，就连他自己的表述也持续不断地凭借小说人物富于挑战性的话语来。巴赫金这么做不光是在发展他自己关于一语双声的概念，而且，还吸取了沃洛希诺夫的这样一个理念，即可以采用他人言语来解决他人语境的问题这个理念——而这成为《小说中的话语》的主要思想。由此可见，沃洛希诺夫对于巴赫金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