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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民营电影与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第2页）

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繁荣，受不同经验之中电影产生的不同体验和电影的接受特点限制，包括民营电影在内的影片文本生产和传播受到好莱坞电影等进口影片的严峻挑战。2010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电影繁荣发展的通知》，提出“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此举显然是为了保护国产片。每年的12月内地不能有进口分账新片上映，其意在保护贺岁黄金档期国产电影的发行放映。但是，这样的保护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让国产电影能与进口电影在黄金档期里达到共赢、多赢；另一方面，在类似贺岁档这样的重要电影放映时段，调整外片档期，让好莱坞电影等中国电影（首先是民营电影）的“公敌”[4]受到制约，非常必要。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其影响力同样在一定意义上受到消解，尽管首先是因为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阻隔——能够得到世界主流市场观众青睐并大规模进入国外（如北美）主流院线，获得可观票房收益的电影往往局限于功夫动作片等少量类型样式。中国电影从全球市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合作拍片、版权销售，除少量影片外，票房收入或合拍片收益难以尽如人意。而进入小众艺术院线的电影节路线的艺术片，进入国际电影市场消费空间的机会更小。民营电影处于所有关系的中心，这样的事实构成决定其生产体制和传播方式的特定意义和语境。

因此，民营电影业面临的更为复杂的挑战，显然更多地来自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背景。目前，中国的电影院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观看电影的需求，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但城镇电影院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电影市场饱和度，发展重点应该在什么方向，需要科学的规划。如果一个县级市出现了多家电影院则会带来恶性竞争。因此，在促成了大量民间资金涌向产业终端，让一度沉寂的城镇影院开始复苏之后，情况仍然复杂。在21世纪到来之前，民营经济介入电影业前后长达十几年，伴随着电影改革的脚步，民营企业在电影行业逐渐取得了制片、发行、院线等各条产业链的“准入证”。2003年6月，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上海金栋相影视制作公司、广东大和影业有限公司、成都峨影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北京联盟娱乐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亿音像实业有限公司这七家民营企业结束代理发行的局面，正式拿到发行执照。其中，博纳公司迅速成长为新兴力量，几乎垄断了中国香港的影片在国内的大部分发行。1999年成立的博纳公司，2003年11月20日与中国保利集团旗下的东方神龙影业公司资金重组，成立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其历经十余年创业拼搏，发展为国内最大的电影发行民营企业，并成为国内首家获颁“电影发行许可证”的民营公司。随着对港资的放开，保利博纳经营范围从单一的发行商开始向制片、发行、院线垂直一体化方向努力。以保利博纳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投资电影大展拳脚，成为从影片制作到城市影院建设的重要资本来源。在影院建设方面，“2003年成都紫荆影城、广州飞扬影城均投资3000万元以上，建成达到国内一流水准的现代化多功能、多厅、数字技术电影城。在浙江，横店集团于2003年7月以1600万元的竞标价击败竞争对手上影集团，购得杭州市电影公司39%的股权;横店集团亦参与了在中国电影市场有重要分量的院线之一——浙江时代院线的股份制改造。中信文化2003年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电影院线——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公司”[5]。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重塑市场主体，让自身拥有更多绽放的生命，同样受制于很多因素的影响。

2001年8月，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改革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意见》强调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国情，充分考虑精神文明的需要。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或背景关系，使得电影生产与意识形态范畴相联系。意义生产过程，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化的要求，电影业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具有了文化政治学的含义。

2001年，随着中国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着西方电影以成倍的规模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冲击。[6]美国不但会用几十部现成影片转移大量中国观众的视线，而且会有一个长期的扩张计划——所谓的东方战略和反向创新战略，在影片题材选择和表现上增加中国元素，第一时间抢攻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在中国开合资公司，建合资影院，开辟东方院线等。2004年，广电总局发布“43号令”，允许在中方控股51%的条件下，外资与境内民营电影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这是对国有、民营资本和外资在中国电影业中的角色、作用等进行的新一轮的定位。新规定激发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到2004年年末，电影生产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已下降到50%以下，境外资本、民营资本参与拍摄的影片达到80%。

在制片方面，华谊兄弟、新画面、北大华亿、世纪英雄、海润影视等民营企业相继成立。其中，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作为卖座片的投资方，与中影、上影、西影等国有电影企业既有合作，同时又展开竞争，并逐步成为电影市场的主角。其中，1995年成立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影制作、发行的民营股份制公司，公司投资拍摄了由张艺谋执导的几部故事片，如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2001年的《幸福时光》等。该公司的影片尽管比较注重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较多反映民俗与市民生活，但是，在市场呈现的无穷的交互圈中进化、适应、探索，很快地进入了商业电影的制作语境。从《英雄》、《十面埋伏》到《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几乎每部都占据着全国各地影院的主要票房。在2013年以前，与该公司长期合作的是张艺谋。在张艺谋的创作史中，作品的创新性似乎包含着一些由精神层面做出的决定，而这种转型和决定又受到环境（包括商业与市场环境）的约束。他的人生转折之路开始于改革开放时期，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也让他一再感念红色**的内在意义（这在《三枪拍案惊奇》中还能看到残留的印迹）。因此，把问题引向与精神内涵相对应的散文式的环境、产业结构和市场中去，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源头和意见。中国电影人文气息淡薄，面临深层次文化危机，一沾到经济以至金钱关系的议题和游戏化的气息，就不可能超越“通常”的形式和主题，这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

四、复数特征

需要看到的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主题逐渐淡出中国人日常生活，大众消费文化创造的对电影娱乐性的需求逐渐增强，中国电影面临从政治宣传向大众文化、由政治话语向艺术娱乐的转型。但电影进入公共消费空间，从来也不是纯粹的、单一性的，特别就其整体发展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言，电影的产业转型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化存在实践的关联性。加以众多分散的小型民营公司出于生存、融资和赢利的需要，常常并不将电影作为自给自足的市场产品来对待。这就使得部分民营电影和部分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形成互动，并逐渐脱离中国主流文化市场，形成以主旋律电影为主体的一种非大众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大决战》（李俊、杨光远、韦廉、翟俊杰等导演，1991—1992）、《周恩来》（丁荫楠导演，1991）、《凤凰琴》（何群导演，1993）、《孔繁森》（陈国星导演，1995）、《大转折》（韦廉等导演，1996）、《鸦片战争》（谢晋导演，1997）、《横空出世》（陈国星导演，1999）等主旋律影片，还是特定电影生产体制、环境和接受语境下的产物。它们占据了当时中国电影的主导话语权，具有高度象征性。而由这些作品拓展并生成的电影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主流评价标准和权威话语，高度总结了几乎所有的主旋律作品的特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其极具理论模式化的意义，而这对后来产业化环境下的民营电影国产电影的形成与规范所起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提出文本的意义具有多重性的问题，认为文本具有复数特征（plurality）。他指出，“作品”体现和创作者的关系，其意义是创作者赋予的，但“文本”的意义则取决于语境。[7]此种解释用来理解国产电影中的不同面向与复数特征，仍然适用。特别是，主旋律影片的取材、策略、模式、环境及意识形态具有强烈而突出的互文特征，其所存在的意义取决于语境的情况，是十分明显的。

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有些影片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忽视了艺术性，缺少某种使影片从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支撑力量。把主旋律理解得过于狭隘，不去考虑影片的观赏和接受环节，将主旋律题材化，认为只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英模题材、国家重点工程题材才是主旋律，将电影的主旋律价值取向和电影的开放性、多样化人为对立，把不同风格、带有导演个人艺术特质的电影、反映百姓生活的现实题材等类型的影片以及在市场架构下的多元格局的空间窄化，那么民营电影制片公司生存的创作语境、起点和意义，也便不复存在了。

当代电影及其创作选择作为非单一性的存在富有自身的思维与文化特点和历史意义。近年来，大片持续发展，带给电影市场一片火红景象。在总体创作数量颇丰、票房成绩喜人的生产格局中，献礼片作为主旋律电影生产，它的有效动员，配合政治文化传播工作，为树立和展示国家电影的良好形象、营造客观开放的电影舆论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体努力值得肯定。以2009年为例，中宣部文艺局和电影局联合举办了第一批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影片的推介活动，集中推出了《铁人》、《南京！南京！》、《高考1977》、《大河》等影片。有关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协调好放映工作，扩大影片的宣传力度，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2009年8月至9月，第二批重点国产影片推介活动展开，《建国大业》、《沂蒙六姐妹》、《天安门》、《风声》、《惊天动地》等影片，陆续进入主流院线市场。邀请众多明星在片中亮相的《建国大业》、将谍战元素融入主旋律的《风声》，实现了让主旋律影片更加有质量也更好看的目的，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些献礼作品，尽管质量并不十分整齐，有些明显缺乏竞争力或竞争力完全靠政策力保，但大都时代感强烈，主题鲜明，思想较为深刻，以比较个性化的影像叙事方式艺术地再现历史、反映现实，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意涵，体现了某种叙事、故事、价值体系上的整合、回归与情感表达。作为献礼影片，其本身的拍摄和制作，能保证比较高涨的创作热情，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流化价值的建构，还是演员的表演、镜头的运用、影片画面和配乐等，都体现了积极的自觉意识和比较认真的态度。

献礼片呈现比较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在与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关联中产生正面的意义，因此，不能对献礼片的制作、生产和放映进行简单理解，一律给它随意贴上什么标签。在意识形态宣传与娱乐化的结合上，在对时代的深层潮流的呼应与把握上，献礼片有相当大的空间。与合理的市场运作结合，把宣传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做得好看，使献礼影片的创作增加艺术的质量，使主旋律更加回归到艺术规律当中，将我们当前的电影创作与生产的热忱，引向新的高峰，同样也可能产生具有本土化创新意义、受到市场欢迎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被编导主创人员称之为“英雄史诗片”的《建国大业》及其后推出的《建党伟业》，是较为成功的尝试，曾先后在影市引发较大反响。影片虽然是由国字号的龙头老大“中影”牵头拍摄，但参加投资、制作与出品的单位包含了数家民营公司，这是可喜的重要尝试，也当然是和题材、类型多样性拓展与艺术水准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

五、意义的定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当代电影生产中，数字电影电视电影的整体水平和层次得到提升，其在民营电影生产以至整个国产电影创作和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像《铁流1949》，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抒写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故事。开国大典的戏很多，这部影片视角选取独特，剧本基础扎实，显示出编剧和导演比较好的掌控力和把握力。刘铁柱担任连长的九连是英雄连，自建连以来有4000多人英勇牺牲，这支只有143人的队伍，奉命由南昌城外烽火连天的战场赶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部队训练。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感性表现方面颇有特点。刘连长、冷院长、吴金贵、赵保佑、孔祥文、赵团长、高参谋、贾根财等，形象鲜明生动，演员表演出色，不少细节非常感人。训练场上，以前的历史没有用了，他们将面对全新的考验。“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的法则！”连长和他的兵，“到了哪个山，就唱哪个山的歌”，却仍然饱含**。此外，工业题材影片《百炼成钢》、《铁胆雄心》、《我的中国芯》，公安题材影片《疯狂的玫瑰》、《秋风行动》、《边检站》，军事题材《方队》、《我要飞翔》，农村题材的《绿野飞花》、《骆驼圈》、《玛依拉的天池》，现实题材的《谁动了我的幸福》、《前妻》、《开头那些日子》、《无蝉的夏天》、《独当一面》、《歌舞日记》、《从原点开始》，等等，都具有比较细致的影像表现，给人印象很深，其角色性格鲜明，形象富于个性化的表现，让人看了感觉比较真实。这些影片，全部是中小规模的民营电影公司拍摄的，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电影的成绩和发展趋向。贪大舍小，大片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尽管大片蓬勃的生命力注定是未来主流，但改变大片一统市场的格局，是非常有意义的。电影频道节目管理中心对上述影片生产所起的组织作用非常重要，其中所体现出的新的意义和定位，让人再次看到电影生产潜存的比较开放的可能性和广阔空间。

同样令人感到振奋的倾向是，近年来，从《梅兰芳》、《铁人》、《邓稼先》、《潘作良》、《袁隆平》、《孟二冬》到《中国合伙人》等片，无不在触摸时代脉搏、感受普通大众的情感、思想和心理，闪耀出人性的光亮。这些影片在当下的影坛占据颇为重要的一席之地，提升了国产电影的整体水准。《白银帝国》、《熊猫回家路》，由民间资本投资，创作者为作品注入艺术“气场”，使之充满人文色彩；极具后现代风格的黑色喜剧《疯狂的赛车》、《三枪拍案惊奇》、《大内密探零零狗》、《夜·店》、《熊猫大侠》等，重在追求娱乐的主调。这样的以搞笑为卖点的喜剧电影，票房成绩大都不错，以至出现票房轻松过亿元的情况。同样，章子怡担任制片人的爱情轻喜剧《非常完美》，也成为市场亮点。在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华语大片主导电影消费市场的情况下，体现电影多维美学表现的中小成本的民营电影，虽然在票房大战中没有和大片形成正面交锋，但是像《斗牛》、《倔强萝卜》、《高兴》、《我的唐朝兄弟》等片，投资不高，但其对小人物史诗的定位以及在制作上的并不马虎，使得这类影片的生命力仍然较为旺盛，并获得上佳的口碑。《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虹猫蓝兔火凤凰》、《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熊出没之夺宝熊兵》等动画电影的制作与推出，也富有创意价值。作为内地本土化动画电影制作代表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一路火爆，先后以9000万元以至往往过亿元的票房取得胜利，成为民营公司生产的电影突破之作。2013年的《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中国合伙人》等片，制作成本仅五千万元左右，但是，这些中小成本影片，却出人意料地收获了数亿元甚至更高的票房。这些国产电影，注重创新和弹性，努力积累非主流剧情片运筹市场的优势，对目标观众的心态把握比较成功、到位。本土电影差异化制作的重启，多片种、多类型影片市场的拓展，使得民营电影公司在题材类型挖掘、市场趋向捕捉定位以及选择精神上显得与众不同，这对于分享经验，寻找对策，夯实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实力，是颇有意义的。

六、从中心到多元

中国电影产业化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从2003年不足10亿元票房，到2012年达到170。73亿元，电影产量也由2003年的140部增加到2012年的745部、2013年的638部，中国成为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第三大电影生产国。2009年，中国电影开始跨入“后百亿时代”。电影产业在当今世界，超越了理性纯粹主义的想象，成为有着巨大效益的直接现实。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影业、星美传媒以及小马奔腾等少数民营公司取得的票房总额，往往能够达到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的三成以上，超过国产电影票房的一半。2013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超过217亿元，其中，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乐视影业三家公司总计贡献了约63。3亿元的票房。民营公司的电影生产，将电影视为文化产品，其在发行方式、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与灵活性。民营电影业不能脱离电影产业的整体存在，从本质上说它也不能脱离生成性的考察方式。民营电影作为电影产业的主体之一，容易与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的社会化个体的认知潜能对接，具有较强的创新设计、应变思维和主体生成能力。民营电影公司的融资方式涵盖了预售发行权、预售版权、投资基金、银行贷款、抵押版权、海内外的企业投资、风险投资、金融贷款、广告投入、个人融资等多种方式。民营电影制作寻求强强联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市场共同开拓，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包括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及制作机构间的合作、合拍成为目前最成功的制作方式。其中，“中国内地—中国港、澳、台地区—其他资金”的组合形式，其占有比重迅速上升，掀起新一波市场舆情。并且，投资规模越大合拍片的比例越高。融资合拍，不仅聚集了制作资金，传达了合拍方面的多元讯息，同时，也是一个借助合拍方的力量提升营销的选择。民营电影公司的私人性与合作的多维形式，使得影片制作与生产存在投资赢利、规避风险的压力，这就要求民营电影制作公司在电影制作上，必须站在票房赢利的基础上进行制作和探索，关注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如此直面市场和重视票房的结果，便是带来两极的观影评价。来自于社会、舆论和业界的诟病，给包括民营电影人在内的中国电影业者带来不少纷扰。票房火但口碑差的困扰一次又一次强烈地影响着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近期银幕上出现较多的恶俗、低级或暴力、血腥的镜头，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反感和舆论的批评。创意少、跟风多的电影内容创作，不能完全紧跟观众的需求。票房和口碑的矛盾关系，成为一大难题。而一些著名电影人也正在沦为边缘人，放弃自身的责任。不少大片被商业利润所吸引，名实不符，正不断吞下电影拍摄者为追求短期目标而不择手段的恶果。“走市场”虽然可能利润可观，但过于依靠电影市场拉动电影业的增长无疑是饮鸩止渴。

[1]余韶文：《电影牛郎遥望市场织女》，《北京晚报》2000年7月6日。

[2]参见童刚：《中国电影业的概况与发展趋势》，《影视文化》2010年第2期。

[3]童刚：《中国电影业的概况与发展趋势》，《影视文化》2010年第2期。

[4]张艺谋语，见冯泽：《张艺谋：好莱坞是世界公敌》，《都市快报》2010年3月24日。

[5]张智华：《百年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经验与展望》，《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

[6]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中，中方承诺：1。加入WTO后，在与中国《电影管理条例》相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将在每年进口10部左右影片的基础上提高到20部，在3年内达到50部，其中20部电影将采用分账制；2。中国将在3年内进一步放开外资建设、更新、拥有及经营电影院。中国允许外方拥有不超过49％的股权；3。中国允许有49％的外国股权参与合作经营录像和录音带等视听产品销售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