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四节 成长小说（第2页）

以文本中成长主人公的“主体人格”是否生成为参照来划分，成长小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成长完成，主体人格形成。成长主人公按照成长小说经典模式，在经历了挫折之后，实现顿悟，长大成人，如王刚的《英格力士》等。

第二类，拒绝成长，主体人格未能形成。成长主人公不能承受成长之“重”，对成长采取消极对抗态度，成长夭折，如苏童的短篇小说《刺青时代》。

第三类，成长主人公未能实现顿悟，主体人格仍处于形成之中，但已具备顿悟潜力，如陈染的中篇小说《与往事干杯》。

三、国外成长小说概略

在西方文学中，对“成长”的深度书写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在成长小说作为文学概念诞生之前，教育小说是书写成长的主要载体。德国、英国和美国文学中的成长书写最具代表性。

17世纪德国作家闵里美豪森的《痴儿流浪记》，通常被认为是关注人的成长的开端。而到了19世纪，以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时代》《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瑞士作家高特弗利特·凯勒的《绿衣亨利》等为代表的教育小说，因为首次书写了成长主人公的性格由幼稚走向成熟而通常被视为成长小说的发轫之作。从19世纪至当代，成长小说“构成了200年来德语文学的精华”[1]。

德国成长小说大多注重青少年的人格成长和道德塑造。启蒙运动之前的作品侧重成长者的“内在塑造”，即通过主观思辨获得心灵净化和道德提升，不太注重小说完整故事情节的描写，对人物心理律动的客观描写比较粗疏，如《痴儿历险记》主要表现基督教教义对人的内在塑造；启蒙运动后的作品，注重展现成长者的社会化历程。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成长不仅是个人事件，甚至是民族、国家的公共事件。成长者完成成长的前提条件是走向社会。成长主人公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主体人格的生成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强调顿悟等。

在英国文学中，有许多涉及成长主题的小说。丹尼尔·笛福被文学史家称为英国小说的开山鼻祖。他问世于1719年的《鲁滨逊漂流记》尽管是一部有关航海传奇的荒岛文学，但书写了一个叛逆的青年（不听父亲忠告）离家之后的成长历险。鲁滨逊的成长之旅与美国第一批拓荒者大致相似，因此，它被当做是“所有美国人的原型”[2]。此前，班扬的宗教文学作品《天路历程》已涉及劳动等成长主题。笛福之后，诞生了一系列有关成长的经典作品。其中，菲尔丁的长篇小说《汤姆·琼斯》（1794），关注普通人的成长境遇。简·奥斯丁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女性视角关注女性成长的作家，其长篇小说有《傲慢与偏见》（1813）、《爱玛》（1815）。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1847）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等，描写了19世纪初成长于乡村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淑女的婚恋故事，展现了女性独立人格的成长。狄更斯的三部经典成长小说《雾都孤儿》（183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0），关怀孤儿、苦儿的成长，表现他们面对困境时的自强不息。20世纪以来，随着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的问世，“顿悟说”被明确提出了，成长者的内心独白受到关注。两次世界大战后，关注战争中的成长是成长小说的新趋势，其代表作有戈尔丁的长篇小说《蝇王》（1954）等。

英国成长小说兴盛的原因在于英国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随着儿童观的进步，对成长问题的关注力度加大。1693年英国著名启蒙运动哲学家约翰·洛克发表《关于儿童教育的若干想法》，批判清教徒对儿童身心的摧残，强调儿童本位，是其标志性事件。此外，工业文明催生了诸多儿童问题，诸如工业社会要求人具有更强的技能和心理承受能力，使“人”的成长过程被拉长。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社会化进程较之农业社会更为艰难。因此，成长小说无疑承担了督导他们成长的重要载体。

英国成长小说的特点是惯于把成长者置于特殊的成长语境，有无巧不成书的意味，企图通过成长的独特性去探寻普遍意义。因此，不少作品中的成长者是孤儿，具有浓郁的苦难意识，多书写成长的受难，不少作品（如《蝇王》等）本意不在成长，而在于反映成长语境。作品对成长者的界定较为宽泛，年龄意识淡薄，对青春期的把握力度不够，尤其是对青春期的生理、心理问题关注较粗疏，对成长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注不够，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不足。许多作品中的成长者，在文本结束时往往困惑、迷惘如昔。

19世纪中叶，美国文学开始关注成长问题，代表作品有霍桑的《红字》（1850）、麦尔维尔的《白鲸》（1851）、女作家易萨·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和《小男人》（1871）、女作家朱厄特的《乡村医生》（1884）、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和《哈克贝历·费恩历险记》（1884）等。19世纪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民族身份确立，为成长小说的兴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到了20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等的影响以及一系列政治、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美国成长小说呈现出多元格局，空前繁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长小说的主题是表现“迷惘一代”的成长之惑，其代表作品有被誉为“爵士时代的歌手”的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1920）和《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1932-1935）三部曲（关注恶劣的成长环境给青少年成长造成的创伤）、海明威（硬汉性格的塑造者）的《杀人者》（1927）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成长小说多表现“垮掉派”的成长，即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孤独和恐惧成为一种时代病，其代表作品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1948）。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成长小说多表现成长主人公的反文化倾向。他们没有理想，没有生活目标，甚至没有是非观念，如同行尸走肉，其代表作有杰·麦子卡艾那尼的《明亮的灯，大都市》（1984）、布里特·伊斯顿·艾里斯的《不足为零》（1985）、尼尔森的《女孩》（1994）等。此外，美国移民文学中还有一部分展现移民特殊成长经历的成长小说，如弗兰克·迈考特《安琦拉的灰烬》（1996）和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2003）等。

总之，欧美文学重视个体意识，对个体成长的书写比较深入。成长小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类，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美学规范，产生了一系列经典的文本。

四、中国成长小说概略

成长小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舶来品，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中国文学接受。此前，它一直被教育小说所取代。中国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疏离了成长主题。直到近现代，在启蒙思潮的涤**之下，中国人的“成长意识”渐渐觉醒。梁启超那篇文采斐然、**勃勃的《少年中国说》显然具有着划时代深意，高举起了一个民族倡扬“成长”的旗帜。但是，回归童年，还成长以本来面目，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则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完成的。中国知识界发现了“人”，进而发现了成人之外的人——儿童、少年和一部分青年（统称为“未成年人”）。不过，刚刚被命名的“成长”，因如火如荼、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以及国内革命战争而再度悬搁。孩子们同成年人一样肩负历史重责，以羸弱之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献祭了童话般曼妙的童年。

即或到了当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童年和成长仍旧与孩子们离散。尽管此一时期诞生了《青春之歌》这样的经典性的成长小说，但总体说来，“成长”已不再是成长者的“私人事件”。与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才是成长者成长的使命。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价值观由一元趋向多元，“童年”和“成长”亦行进在回家的路上。当年那一代代被忽视被损害的成长者们已为人夫（妻）人父（母）或者已错过了成长的鼎盛时段。成长之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未能治愈的沉疴，又是一个崭新而棘手的难题。没有成长的成长岁月，自然未能积淀下成长经验，却又不得不面对子一代的成长。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他们营造了关注成长的和谐氛围，使他们得以倾诉成长岁月中被压抑的成长欲望，得以**曾经秘不示人的成长之痛之苦之惑，得以反思时代文化与个人成长的姻亲关系，从而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当下的成长。因此，新时期以来的一些小说对成长主题的开掘，显然是一场与成长的深度对话。加入此种对话场景的主角无疑是“右派作家群”（代表作有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张贤亮的《青春期》等）和“知青作家群”（代表作有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老鬼的《血色黄昏》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前者的成长岁月已远逝；而后者的成长岁月却刚刚擦肩而过。他们都曾有过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成长之殇。

此外，“60年代作家群”和“儿童文学作家”也从不同的角度书写成长。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们尽管也曾遭遇“红色时代”的狂飙，但他们的成长记忆却与“右派作家群”和“知青作家群”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60年代作家”大多处于红色时代的风暴边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顶多作为“红小兵”而懵懂地追随红色时代“闹革命”。由于年幼，他们的“小闯将”言行显然难以成为恐怖时代的得力帮凶，他们身心所遭受的扭曲程度相对来说也就轻了许多。所谓的“革命”在他们眼中，不过比“过家家”之类的童年游戏高级一些罢了。而革命的“庄重性”和“崇高感”，差不多被他们“儿戏”掉了。加之，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之类的切肤之痛，因而，时代记忆未能烙印于心灵之壁，而只是支离破碎地散落在渐行渐远的岁月里，当他们迎来了生命中的成长高峰时段（即“青春期”），同时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期。善良、正直、美好等被扭曲的人性正在回归，所有违背人之常情的“禁忌”皆得以解放。如此欣欣向荣的新时代开始正视成长主人公们的“个性”，把属于“个人性”的成长归还给了成长者。因此，他们的成长记忆不再苍白，不再被时代记忆所遮蔽。当他们拿起笔书写刚刚擦身而过的“青春期”时，自然不愿过多提及那个抽象、空洞且游离个人记忆的时代。尽管他们的成长无一例外都遭逢了各种各样的成长创痛，但他们似乎宁愿把这一切看做是长大成人必然会经受的考验，而不愿归罪、迁怒于时代（所谓“自我之外无历史”，“历史就是个人的成长记忆”），甚至没有丝毫控诉欲求。文本书写的所有欲望不过是对记忆的拾掇，对不再的青春时光的缅怀以及对曾经的生命体验的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追寻。他们对人生苦短与岁月难再的悲剧性宿命的伤怀，显然取代了个人言说历史的宏大野心。成长的复杂性、艰难性和个体差异性，成为他们笔下的成长小说着力表述的目标。其代表作品有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刺青时代》、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

“儿童文学作家”对成长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少年小说”中。以秦文君（《男生贾里》）、陈丹燕（《上锁的抽屉》）和丁阿虎（《今夜月儿明》）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大多书写当代中学生的成长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学生成长的风采，呵护他们成长的欢笑和泪水。以曹文轩（《红瓦》）、常新港（《女生苏丹》）、饶雪漫（《QQ兄妹》）等为代表的一批以“成长”为书写主题的“少年小说”作家的作品，备受广大青少年喜爱。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他们“成长”的精神导师。

进入21世纪，“青春文学”是中国成长小说文本的主体，其阅读人气不断攀升。青春文学是近年来被媒体爆炒的一个概念，用以概括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少年作家的作品（亦称“80后”），代表作品有《三重门》（韩寒）、《红×》（李傻傻）、《樱桃之远》（张悦然）等。但作为文学术语，它所具有的美学特征却未能达成共识。“青春文学”的特征可大致归纳为以青少年为主角，展现他们丰富、驳杂的成长故事，仍属成长小说范畴。当然，大多数青春文学文本对成长理性认知的贫血，削弱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其表述的成长故事多了些“欲赋新词强说愁”的况味，少了些沉潜，多了些孤芳自赏，少了些与社会生活情境和谐共生的气度，多了些刻意离经叛道式（所谓“另类”）的“作秀”。这种只有此岸而不见彼岸的成长，便成为了成长者主体生成的困厄。“成长者”（写作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仍旧处于成长的未完成状态。不过，其中一些作品不乏才气和灵气，其当下感、现场感和亲历性非一般成人作家可比。其写作技法的时尚、写作语言的鲜活与张力、写作**的饱满与张扬，的确给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作家对“成长”的书写，应做出新的调整，以增强文本的当下感，从而实现督导成长者的书写旨意。

[1]谷裕：《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2）。

[2]卢瑟·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1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