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关于广播电视中媚美现象的思考（第2页）

五是卖弄。广播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对于一般的受众，他是要高明一些，他也应该对受众进行某些教育，传达新的科学知识，但千万别卖弄。如果不是很懂，言谈最好不要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否则就闹笑话了。

以上几点，归结到一点还是修养问题，但也牵涉到对广播与电视审美品格的认识问题。广播与电视中的媚美现象也不只在主持人的身上体现，像追求感官刺激、肉欲，在电视中几成为风气。尤其是电视剧，肉麻的镜头很多。爱情戏中**戏太多，而且太裸，太具体，太直观，实实在在地属于叔本华说的“媚美”。

三

如何看待广播电视中的媚美现象？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业务水平问题。中国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思想、艺术素质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于广播电视这种媒体的审美功能的认识还存在某些偏差，因而提高广播电视人员思想、艺术素质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时代风气，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现象。

后现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般认为兴起于20世纪的50年代。但其实，它不能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后现代有些学者又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它既可以作历时性的理解，也可以作共时性的理解。作历时性的理解，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作共时性理解，则按生产力水平将当今世界划成三个社会：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就是这样划分的。他认为，前工业社会主要是“意图”与自然的竞争，工业社会主要是“意图”与经过加工过的自然界竞争；而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个社会在生产力上以信息为基础，智能技术与机械技术并驾齐驱。[7]这当然是贝尔的理解，别的学者并不都是这样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看法差不多。一般认为，后现代的文化精神突出的特点一是削减崇高，二是享乐主义。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抗击理性，就是所谓“感觉革命”。有些学者认为，后现代文化实质是“反文化”。“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只是它反的是传统文化。王岳川如此概括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对此问题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价值方面进行一场‘反文化’运动，它以个性解放、本能释放、冲动自由等为旗号，以一种持久不衰的激进势态，猛烈冲击一切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撞击着文明历史戒律和心灵禁忌。”[8]他还认为，“后现代美学是一种视觉美学。视觉美学否定艺术的单一等级观念，视觉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方面，电影、电视、声音和景象造成的巨大冲击力，眩晕力，成为审美主导潮流。视觉艺术为现代人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这与当代观众渴望行动、参与、追求新奇刺激、追求轰动相合拍。视觉的同步性（如电视现场直播）可以强化感性的直接性，将观者拉入行动，甚至将一些场面强加给观众。”[9]王岳川将这种美学称之为“视觉美学”，主要是强调它的感觉性，其实，不只是视觉，听觉乃至味觉的刺激与享受都是后现代美学所追求的。

后现代美学有这样几个突出表现：一、对性的强烈兴趣，在性解放的旗号下，追求肉欲，公然倡导“性感”。而这种性感又主要是对女性而言。性感成为时髦，成为美，大胆流露性感，不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炫耀。二、追求新奇制激，越怪越好，越奇越好。三、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融了，审美看重的距离感消失了，艺术特有的超功利性抛弃了。四、追逐商业利润，广告效应、名人效应。五、速度成了最受关注的宠儿，一切追求时效，过时则废，因而有“快餐文化”的说法。六、满足浅显，而抛弃深刻，越简单越明白越好。七、拒绝崇高，非英雄化。八、喜剧行时，悲剧背时。而喜剧也只图表面的快乐，看过即忘。因而浅薄的相声、小品、肥皂剧走红。复杂的沉重的历史事件搬上电视，就变得如同儿戏，有的艺术家还明确标榜“戏说”。关于后现代美学的表现，还可以找出一些，以上只是主要的。这种美学显然具有享乐主义的色彩，而享乐主义正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

贝尔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对现代文化侵袭之故。后现代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将后现代文化的审美趣味称之为“中产崇拜”。中产阶级是相对于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而言的，这个概念消融了政治性的等级区别，而在经济上中产阶级显然属于比较富裕的群体。“中产崇拜”与“大众文化”有内在联系。但大众文化似乎更强调它的普遍性、通俗性、快餐性，而“中产崇拜”分明露出一种崇尚奢华的、腐朽的气息。因而有眼光的资产阶级学者对这种“中产崇拜”给予严肃的批判。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德怀特·麦克唐纳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但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消解并庸俗化。”[10]

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中国还不能说是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贝尔说当今世界真正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但是文化的影响是不受生产力的发展限制的。中国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但文化却在一定程度上超前，后现代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广播、电视作为社会最主要的媒介与娱乐手段，它领风气之先是很自然的。我们上面讲到的后现代文化在广播电视中得到最突出的反映，这是不容置疑的。

当年单穆公痛批眩惑，将它与国之兴亡联系起来，他说：“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而观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态。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了，但是也并非毫无道理。在当今的大众文化中，要禁止“媚美”或“眩惑”的现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警惕它的泛滥，最好不让其泛滥。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5期，

又载《文论报》，2001年8月1日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9页。

[2]［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9～290页。

[3]［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0页。

[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1页。

[5]［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1页。

[6]王国维：《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转引《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3页。

[7]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8]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9]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10]转引自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