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我又来到燕南园66号（第2页）

我看过先生几帧照片，是与拐杖在一起的，或拄着，或倚在身边！

先生走了，那拐杖呢？

在燕南园66号做客，常能获得先生送的礼物——书。那些年先生每年均有书出版，多是旧著的新版。我去时，先生将摆在案头上的新书，取出一本，送给我，并且不忘用钢笔签名，有几次还写上“望衡老友存念”这样的话。我哪能有资格作先生的“友”，我只是先生的“生”啊！“老”，当然不是指年纪，而是说的“熟”。我明白，这正是先生平易的表现。

先生送我的书中，有几本是特别值得珍惜的。那不是他的新书，而是旧书。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有次先生问及我的英语程度。我说能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英文版。先生说，还可以，但不够，要能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发表论文。说着，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本英文版的《柏拉图选集》，封面褐色，纸张发黄，小三十二开，厚厚的，精装本。先生说，那是他留学英国时购的，可以对照他的译本读。

那些年，我真还努力学了点英语。译了一本书《人生道路的选择》（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也还译了一些英文小文，用东行的笔名发表在我主编的《美育》上。

有一次，朱狄先生知道我在学英文，让我翻译英国奥斯本的一篇文章，我与一位朋友联合将它译出来了，寄给朱先生，想请朱先生给校一下。朱先生将它交给他的儿子朱陈教授，朱陈教授将它认真校了一遍。此译文后发表在《美学译文》第三辑上。现在回忆起来，真为自己的当年的大胆无礼而感到惭愧。“邈予小子”，你算什么，竟敢请朱光潜先生这样的大师为你校译文？

说到英语，对于先生的教诲与期望深感惭愧，虽然一直在学，但没有下功夫，学得不好。差可告慰先生的是我也走向国际学术界了，我曾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宣读论文，也曾在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高级研究中心、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德国约恩苏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国际上著名学校和研究机构用英语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

先生送我的《柏拉图选集》是怀在我心中的一块珍宝，它将伴着我在国际学术界一直走下去，它给我力量，给我鼓舞，给我温馨！

我就这样观看着，思念着，在燕南园66号周边徘徊。一次又一次地在先生门前停住脚步，久久地盯着那把铁锁。

我的目光停留在二楼的窗户，窗紧闭着。窗下有先生的工作室。他的巨著《西方美学史》是在这窗下写的，巨译黑格尔《美学》三大卷、维柯《新科学》也是在这窗下译的。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先生每天在这窗下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的信件，并且一一地写回信。我给先生约莫寄过十几封信，另外还有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为《审美——文艺的社会职能》（发表于《边塞》1980年第3期），这是我的美学处女作，先生回信说“拨两个小时，为你修改这篇文章”，这文章，我想也是在这窗下改的。

先生寄给我的信函中，有时也夹有一些供我学习用的资料，其中有一份译稿，是先生新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译稿，共四页，1600字。先生时年过八十，握笔的手发颤，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很工整，没有涂改，想是誊清的。第四页上还有先生画的一张表，用大括号、小括号等符号表述人对世界的掌握是怎样的一个体系。记得1989年我去复旦大学看望蒋孔阳先生，说起我手头还有朱先生的这篇译稿，蒋先生说，这太重要了，让《复旦学报》发表吧。于是，我写信给奚今吾先生，询问可否发表先生这个译稿。奚先生让朱光潜先生的侄子朱式蓉给我回信。式蓉信中说，伯母同意发表。于是，我将朱先生的译稿抄了一份，寄给了蒋孔阳先生，并附上我写的一篇说明文章，介绍此译稿的来历和我学习的体会。朱先生的译稿和我的说明，发表在《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上。

先生晚年，每天除了要拿出一些时间接待青年外，还要花差不多两个小时给那些向他求教的青年写信。《朱光潜文集》第十卷，是书信卷，这卷中的信，绝大部分是他晚年给青年们写的。那时，没有电脑，全是一个字一个字，用钢笔在纸上写的。那时也没有伊妹儿，那信需要跑邮局一封一封投进邮筒去。

先生太辛苦了！望着燕南园66号二楼的窗户，想象着窗下先生伏案写作的情景，心中涌起一股热流，泪水涌出来了。

我在燕南园66号周围转着，转到屋后，这屋后连着厨房，这使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在家里宴请我的情景。

那是1983年夏，估摸是8月。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计划归途在北京停了停，去燕南园看望朱先生。我将这计划告诉时在北大做访问学者的朱式蓉教授。这天大约是上午十点多，我来到了燕南园。朱先生偕同朱式蓉已在等我了。我与朱先生谈了估摸一个小时的话，先生请我去餐厅，说是要请我吃饭。我没有准备，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也跟着先生来到餐厅，才坐下保姆就上菜了，记得上的第一道菜是煨鸡汤，香喷喷，想是早就准备好了，不然那能一坐下就上这样的大菜？

先生让保姆拿出两瓶酒来，一瓶是桂花陈酒，一瓶是泸州老窖。他先是给我斟一杯泸州老窖，然后给自己斟上一杯桂花陈酒。这时，师母奚今吾先生从另外的屋子来到餐厅，对朱先生说，你可不能喝酒啊！朱先生笑着说：“不妨事，我只喝一杯桂花陈酒，望衡喝泸州老窖。”师母不再说什么了。

这顿饭就朱先生、式蓉和我三人。我知道是朱先生专请我的。我这一辈子，不知吃过多少请，然而只有极少数的请是难以忘怀的，在朱先生家的这次吃请是其中之一。

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没有给先生送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记得送过两条烘干的鲤鱼。那是1984年冬，正是寒假，有学生是东北人，要回东北的家。我刚好收到两条来自岳阳洞庭湖的腊鱼，黄灿灿的，就让这位同学路过北京时送到朱先生家去吧。朱先生收到后，很高兴，给我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说是“无功受禄”，怎么是无功呢？先生对我，恩比天高，功比海深！

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我绕到燕南园66号的后面，屋后收拾得很干净。后门是关着的，我想，这后门应是连着厨房，厨房过去就是餐厅了。我自然进不去。我也不想进去，先生不在，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先生走后，我去看过奚今吾师母，问及先生的墓地，我说，能不能在北大校园里占方寸之地，立一面碑呢？奚先生摇摇头，说不可能。奚先生现在也走了，我该到哪里去凭吊先生和师母呢？

我不知先生的墓地在哪里，我只熟悉这燕南园66号，我想，先生的魂灵应是在这里。自从1946年自武大来到北大，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这儿，有他的音容在，有他的步履在。

已是傍晚了，天色转暗，霞光从厚厚的云层透出，将燕南园66号涂上一抹红色，二楼的玻璃窗亮闪闪的，又将霞光反射到对面的大路上。

我不愿这么早就离开，环顾左右，在等着先生散步归来。

2010年8月初稿，9月二稿

载《艺术》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