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我大学里的几位老师（第1页）

我大学里的几位老师

湖南师范学院是我的母校，这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她的前身是抗战时期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抗日战争后，这所学校解散了，主体部分合并到了湖南大学，1953年，从湖南大学中分出一部分，又合并了外省的一些高校，成立了湖南师范学院。此所学院后改名为湖南师范大学，进入了国家重点扶植的211高校行列，目今已发展成一所科研实力雄厚，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知名高校了。

由于“**”的原因，我在湖南师范学院待了近五年的时间，直至1967年4月方才离开这所学校。回忆当年的生活，最有价值的就是我接受过许多优秀老师的教育，他们每一位的风采我都记忆犹新：

记得进大学，听的第一堂课是“文选习作”课，任课的是曾铭修老师，中等个儿，胖瘦适中，比较斯文，上课有**，语音铿锵，作金属声。最有特征是戴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厚厚的镜片，好几层圈，有时好奇，很想看到镜片后的眼睛。

曾老师第一堂课是谈才过去的高考作文。作文题有两道：《说不怕鬼》《雨后》。我做的是第一道。至今还记得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我们是唯物论者，这鬼本是没有的。”对于这篇作文，自我感觉是不错的，然曾老师说，这《说不怕鬼》文体应是杂文，我一听，糟了，我当论说文来写了。想想，这题目中有一“说”字，确实应是杂文。当下我就非常佩服曾老师。

曾老师的课主要是文学欣赏课。曾老师擅长审美分析，寻常语句，经他一分析，灿然生辉。曾老师似乎比较喜欢文学性的散文，一年级第一学期，这方面的文章讲得多，他也布置我们写这种散文。记得课堂上学过《白杨礼赞》，他就要我们也写什么的礼赞。我想了许多礼赞的对象，有太阳、月亮、松树，最后选了女贞树，我们教室前后栽的就是这树。女贞树长青，不择土壤，生命力比较强，亲和人，就是个头小了点。我自觉文章写得还行，不过，老师只给我四分（最高分为五分）。后来，作文总结时，曾老师念了别的同学的文章，我发现我还是写得不够好。

大一的第二学期，仍然是曾老师上文选习作课，不过，范文讲解和作文练习均转到了论说文，为配合论说文的教学，曾老师专门为我们讲“形式逻辑”。由于一年级第一学期上过“文学概论”课，因这课，我迷上了文学评论，这文选习作课的论说文训练，就正好接上去了。非常幸运的是，因为上这门课，我得到著名作家、记者严怪愚先生的指点。

严怪愚是抗战时期著名报纸《力报》的主编。据说，汪精卫叛逃投靠日寇，是严怪愚最早得到消息写文章揭露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湖南通俗文艺出版社社长。严也是作家，出版过一本儿童剧《金丝雀》。1957年，严怪愚被打成右派，此时在湖南师院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很巧的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严悦是严怪愚的亲弟弟。我上湖南师院，严悦老师让我带一信给严怪愚先生，拜托他多关照我。虽然我将此信交给了严怪愚先生，我们也算认识了，但严怪愚老师是右派分子，我也没敢多去见他。没有想到，在我上大一第二学期时，严怪愚竟给安排来给我们批改作文了。据说，这是当时的系主任马积高教授的主意。“**”中，马老师因此还受到批判。

每次作文交上去后，我就去严怪愚先生的住处，问我的作文写得如何。严怪愚那时住在语数楼三楼楼梯转角处的亭子间里，一个人住。每次去，他总是详尽地为我说我作文的优点和缺点。去得多了，人熟了。他竟然提出，让我先看同学的文章，并试着写批语，写在另一张纸上，然后他再看。这样，我也就做一回老师，学着看作文。当然，这是需要保密的，我谁也没有说。

有空时，严先生也与我谈学生作文以外但相关的事，他说，论到写文章，鲁迅外，沈从文、老舍很重要，他们的文字很好，是辞章家。他们的作品要细细地读。后来，我也真个将这三位作家的书找来，细细地读了。谈到写文学评论，严先生建议我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奥赛罗导演计划》。我将这本书从图书馆借来了，我发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特别注意发掘台词中的人物心理，非常重视台词的动作感。在此基础上，他分析，演员说这台词时声音的高低、快慢，神情与动作。斯氏的许多分析堪称精到、细腻，让人拍案叫绝。那时，我对现代文学产生了兴趣，试着写《论曹禺〈胆剑篇〉的语言艺术》，用的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分析方法。记得文章是在1963年的寒假写的，那年寒假我没回家，每天坐被窝里写，旁边就放着《奥赛罗导演计划》。

难以细说与严先生论文的那段岁月，一般我是在语数楼晚自习后去严先生那里的，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严先生健谈，谈得高兴处，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显得很阳光。记得有一次，在严先生处待的时间长了，回到宿舍，大门已关，无奈，只得又回到严先生住处，与严先生裹同一床被子，对付了一夜，当时心里很是害怕，天一亮，就赶紧溜回宿舍。

如此亲炙严怪愚先生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写文艺评论的功底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严先生。

大二我们上现代文学史课了。给我们上这门课的主要是蔡健老师、魏竞江老师。

蔡健老师那时就白发了，其实，他应是中年，蔡老师个头不高，方形脸，喜欢穿中山装，他腰板总是挺得很直，精神矍铄，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很注重仪表和谈吐，同样很有教授的范。

蔡老师主要给我们讲鲁迅。蔡老师讲课精练、准确，注意用连词、转折词，也很重视用文学评论常用到的一些形容词，句子一般较长，由于语句基本上书面化，加上蔡老师讲课**洋溢，这整堂课听下来，简直就是在欣赏一曲结构严谨的交响乐。而如果能逐字逐句记下来，那就是一篇好文章。蔡老师这种书面化的表述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做教师，有意学这种表述，尽量地将自己课上成一篇结构严谨、语言精练的文章，像蔡老师那样。

魏竞江老师讲课的风格与之不同，魏老师是那种散文式的讲课，行云流水一般，故听起来很轻松。魏老师做过导演，他的讲课伴有手势，兴到处，颇有些忘我。魏老师最擅长的是分析话剧，一次学生活动，我专门去请魏老师讲曹禺的《雷雨》。

由于受蔡老师、魏老师的影响，我当时喜欢上了现代文学史，有段时间，我甚至想以后专门做现代文学史研究。大学那几年，蔡、魏两位老师的家我走得很勤，每次去聊天，两位老师都热情地接待我，每次都是谈学问，每次都很尽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我学术的盛宴。

王石波老师当时很有名。我们一进校就听说中文系有两位高级讲师，其中之一是王石波，那时教授极少，一个系也不过一两位，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不过，王石波的出名主要还不是这个，而是1959年他被批判过，说是“白旗”。当时，被当作“白旗”拔的，都是学问很好的学者，中文系有著名的国学大师马宗霍。马宗霍在湖南师院受到批判后，一气之下跑到北京中华书局做编辑去了。我进师院时，马宗霍早去了北京。另外，也听说王石波相当地傲气，不太与人交往，如此等等。在王老师上课前，我们心中就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期待。

王老师来上课了，他年纪不算太大，五十多吧。中等个子，略瘦，平头，方脸，轮廓分明，颧骨微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果然是桀骜不驯的气概。王老师的口音我听不出来，不太像湖南人，但绝不是北方人。王老师走上讲台，没有任何导语，直接进入主题，整个一堂课，绝无废话。王老师从不拖堂，下课铃声一响，即宣布结束。

王老师上课有自己的风格。他他不像有些老师讲课，先娓娓动听地讲故事，让学生进入故事以后，再去慢慢地去体味作品的美妙与作品的意义。王老师大体上先是端出一个框架，从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结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诸多方面，一一析来。他的讲课理论性很强。王老师只给我们讲了一个单元的课，记得是讲俄罗斯文学。

王老师不太与学生交流。王老师的课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没有去与王老师说过话。其实，我是很想与王老师聊天聊学问的，然我不知怎的，有些不敢，王老师拒人千里的神情让我有些怕。有好几次，我从王老师住的赫石坡村经过，都没能去敲王老师的门。我想，王老师心中一定有一个锦绣的世界，那里肯定有很多的宝藏。当然，也肯定有许多委曲与牢骚。现在我能理解，一个在政治上受到批判的人，是没有心思与别人交流的。

众所周知，中文系的重头课是古代文学。与综合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偏重于史的描述不同，我们师院的古代文学课，则更注重单篇作品的分析。让我们深感庆幸的是，古代文学课时多，我们的这门课自先秦一直讲到明清。

中国古代文学课首先开讲的是宋祚胤教授。宋老师古汉语功底很深厚，他讲作品，不只是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还从汉语学专业的角度去讲解字、词、句。通常的教法是从字、词、句开始，一句一句地讲，然后，一段一段地归纳，最后全篇总结。这样，一篇作品往往要讲上好几个小时。尽管讲得比较慢，但很扎实。宋老师给我们讲古代文学我记得是讲了一年，印象最深的讲《离骚》，宋老师逐字逐句讲，全文373句，讲了好几个星期。宋老师讲的作品，均要求背，《离骚》我不仅可以直背，还能倒背。

上宋老师的课，感到古文功底非常好，似乎读古书不存在什么问题，而我们读古书离开注释就不行，遂问他，您看古书是不是不要看注释。宋老师严肃地说，没有谁看古书不要看注释的。当时我很惊讶。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注释在中国文化典籍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前人为经典做注释，不只是为了解决文字障碍的问题，还往往是为了借此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正因为如此，这注后来又为人解释，如此层层解释，这学问就越做越大了。重视看注释，善于看注释，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基本功。我终于明白，宋老师说谁都要看注释时为什么那么严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