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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乐经历从走错的房间回到原来要走进的一间房02（第2页）

但万万没有想到，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入了西南联大，那里有许多学术大师，他们的课使我视界开阔，思想解放，开始深思。我既然在联大上课，就必须看教师指定的大部分属英国文学作品的必读参考书，下课后忙着整理笔记，背诵自己喜欢的雪莱的《西风歌》、培根的散文等，有时受到了感动，脑中会出现旋律，赶快把它们记在口袋里随时带的小本子上，想有朝一日加工成一个交响诗啊什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越来越有兴趣，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我受曾在中学参加进步读书会的同学影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组织，开始时只会帮着抄写、排版和张贴，后来在学长的鼓励下，自己也写起文章来了。我写文批评学校生活和教学里的不合理现象，还曾写文章批评西南联大校歌，说它带有士大夫气息，后来我发现我的批评错了，联大校歌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校歌。

我团结爱好唱歌的同学组织歌咏队，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利用假期到云南地方军队里“劳军”的活动，向云南部队传播进步思想。1945年蒋介石撕毁与毛主席订立的和平协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不久爆发了昆明学生“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这个运动是在西南联大开始的，五位教授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上向6000名听众演讲，呼吁不要打内战，遭到墙外国民党军警特务密集发射的如飞蝗般的子弹的袭击。第二天我们罢课了，我带着我们的“高声唱歌咏队”上街向昆明市民揭示真相，宣传反内战的主张。宣传队在街上遭到特务军警的毒打和围攻，但受到昆明市民的保护。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冲到西南联大新校舍行凶，用暴力冲击大门，我和同学们守着被攻击的校门。我目睹同学们在国民党军警的手榴弹和刺刀下倒地，流血牺牲，我们彻夜守卫牺牲同学的遗体以防特务来劫尸灭迹。守在已被炸死的同学的身边，看着他们血迹斑斑的脸庞和流出来的白色的脑浆。这些就摆在我眼前、过去从没有见过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使我确信国民党反动派是人民的死敌，我们对他们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只有斗争到底，直到把他们打倒消灭。我经历了这一切，在运动中身不由己无所畏惧冲杀在前，同时也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责任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已不忍心离开共同战斗的联大的同学们了。这样，我复员的方向不是青木关了，而是那时叫北平的北京了。至于在学业上，我学习了外国文学，听了两年的课，读了两年的英国文学和一年的德语，对它产生了兴趣。而且木已成舟，这样我就甘愿待在“待在一间房”—外国文学—里不出去了。

1948年暑假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导师杨业治教授要我留下当他的助教，但我想回到原来的房间里去，到解放区进文工团搞我的音乐去。无奈地下党组织不同意，对我说，快解放了，学校工作要人，你就留在清华当助教吧！我是党员，当然只能听组织的安排。北京城解放以后，在昆明认识的赵沨同志到北京来了。他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当时他在中央音乐院能说得上话，我同他重见后，他问我回不回音乐院？他说我如想回去，他有办法。我说青木关的学生证还没有丢呐！心中所以一动，是因为小华临别时要我不要忘了回去的话我没有忘记，更根本的是，我对音乐的爱好并未因时过境迁而消减。但那时我已是一个党员，党组织和学校都要我继续在校工作，回去与小华再见的念头，那时已觉得荒谬了。我那时想来一个歌德式的放弃吧！死了搞音乐这条心吧！留在清华大学，做好一个念过入党誓言的党员，做人，工作，教书，都要起模范作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看到一些我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的同学，他们本来是学理工科的，原来都不是搞音乐的，现在倒都成了搞音乐的人了。他们的音乐归宿，印证了列宁的那句“走错房间”的话，他们走到从前未曾预料的音乐这间房里去了，使我非常羡慕。

但当我带着遗憾讲到我生命中这一场误会时，有一个事实却不能不说：从我在西南联大参加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起，一直到复员回到北平直到1948年大学毕业，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组织和参加群众性的歌咏运动。这个歌咏运动是与新中国成立前反对国民党统治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在担任合唱队的指挥和负责教唱革命歌曲，这就是说，我虽中断了在音乐院的学习，但没有脱离过广义上的音乐实践。我在青木关和同学们跟江先生学了一点音乐，虽然粗浅，但也发挥了作用。我在“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中创作了多个配合运动的群众歌曲。比方我为“一二·一”烈士出殡写的《送葬歌》，是受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小快板乐章的启发，至少在气氛上、节奏上是明显受了它的影响，而这个小快板乐章的谱例就是我在普劳特和声学教科书中看来的。但这些事实，不能代替我对音乐的系统学习，我读不了总谱呀！我不熟悉视谱弹琴呀！我没有学完理论作曲基础的所谓“四大件”（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配器）呀！我当初向往的是将来能不断地创作贝多芬交响曲和奏鸣曲那样的作品，那样诉说人类的痛苦、赞美人类的理想和鼓舞斗志的音乐，现在明摆着，我的这种理想破灭了，是没有条件实现的了。

二

1949年北京，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文代会上会师了。我的老同学严良堃也带着妻女从香港中华音乐院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单的渤海饭店。我们两个姓严的分别了多年，也“会师”了。我们的江定仙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从青木关搬到南京的国立音乐院后合到在天津成立的中央音乐院而北上了，后来搬到了北京，他1950年起就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系主任。由严良堃牵头，把我们从前在青木关草棚教室里一起上和声学的同学找到一起，去看望我们那时的和声学老师江先生，这也是与老师的一种“会师”吧。

但我跟着大家去见江先生是带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愧的复杂心理去的。“喜”是因为我虽已走到“另一间房”，在北大从事德国文学教学，不再是音乐队伍里的人了，但青木关的同学还像以前一样，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带着我一起去见我们共同尊敬的老师江定仙先生。我的和声学老师也没有不认我这个学生，见面时亲切如初。他以特别的热情欢迎我个这离队的学生，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那情状使我想起新约圣经里的那个父亲热情款待回头浪子的寓言。老师和同学不疏远我，自然使我大喜过望。“愧”是因为同去的人都已是音乐专家：指挥，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史家和理论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和岗位上成绩斐然，贡献巨大；而我虽然没有将对音乐的爱作歌德式的“断念”，然而我是离队人，在音乐上只是半瓶醋，如何能向老师和同学夸口自己对音乐的爱呢？因为在我看来，对音乐真正的爱应该建筑在“懂”的基础上。因此我在大喜过望之余，心中有愧，甚至萌发一种自卑感。

自那次与江先生聚会后，我与这位老师便时常有了联系。他有一个侄女江楠生是北大学生，就在西语系德语专业学习，他常通过她给我送一封信或一本书。他常要我对他的这位侄女严格要求。江师母肖淑芳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时是个教英文的老师，我在时他们还没有结婚。那次聚会时他们两人已是夫妻，江先生介绍她时对我说，她是我的同行。我与他接触中有以下几次的会面是我忘不了的。

1959年我从民主德国留学回来后，江先生见面总要问我所在的莱比锡大学的情况，原因是肖友梅先生是在莱比锡大学读的博士。有一次谈话，他捧出一本总谱，是阿尔班·贝尔格的歌剧《伏采克》（Wozzek）。他告诉我，他现在在研究这个作品，因为它是现代派音乐的经典作品。他把总谱递到我的手里，好像我应该看得懂的样子。但我拿到的是一部“天书”，我当然是看不懂的，我向他表示遗憾。但他说我是搞德国文学的，要我讲讲这歌剧的脚本。这个我行，于是我告诉他，关于这部歌剧脚本和它的作者毕希纳（Büer），我在莱比锡大学曾听过著名学者、我的论文导师汉斯·迈耶教授的精彩讲课，迈耶教授在流亡时期写过一本叫《毕希纳和他的时代》的书。这是一部著名的学术著作，也是迈耶教授的成名作。我介绍了我所知的毕希纳和他这部原名为《沃依采克》（Woyzeck）的作品：毕希纳是个昙花一现的天才，24岁就死了。他一共只写了四部作品，但就这四部作品给20世纪的德国文学以很大的影响。我告诉江先生，毕希纳是个革命家，他曾秘密出版《黑森州信使报》，散发给穷苦老百姓，提出“给茅舍以和平，给皇宫以战争”的口号，遭到通缉。作曲家贝尔格把歌剧定名为《沃采克》是因为原稿字迹模糊，原稿整理人和脚本改编者把“Woyzeck”看成“Wozzek”了。江先生对我这个改了行的学生的介绍是满意的，他说：“你的音乐荒疏了，但文学进步了。”

另外一次会面是1965年前后，那时正是大搞批判修正主义，农村搞四清，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背景。我到中央音乐院礼堂左边的宿舍拜访他。他关心地问起北大批修正主义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西语系在批卢卡契，因为卢在波匈事件中跟纳吉跑了。但卢卡契在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大家只知其名，不知其书，他的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因而在批前首先要把他主要的著作翻译出来，我也被分配了一篇卢卡契论文的翻译任务；翻出以后，边读边批。江先生听了就说，既然如此又何必批他呢？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无法改变这种荒谬的情况。忽然，他匆匆地走到另一间房去，搬出一大堆他写的总谱手稿让我看。当时他又一次表现出认为我看总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神情，这叫我异常窘迫。接着他气冲冲地对我说：他们说江定仙写的音乐让人听不出具体的形象，听众懂不了，脱离群众。显然他肚子里藏着一股委屈和不满，要向我倾吐。但说来惭愧，直到那时为止，我听的老师的作品，仅限于少数声乐作品，像合唱《鹿鸣》、《为了祖国的缘故》等，他的钢琴和管弦乐作品我还没有听过。我只能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我说：那种要求音乐像美术一样画出一只杯子来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并不懂得音乐艺术的性质，对这些人的意见和言论可置之不理。

后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为他出版了《江定仙作品集》，他派他的闺女江桥送到我家里来。后来又差她送来一张光碟《江定仙作品选》，使我能对着谱子反复听了他12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样我才对我的老师的创作有了一个较全面的印象。他这12个选作给自己的创作画出了一条抛物线似的轨迹，这一条线起始时慢慢离地上升，到最后一段爬到顶端，那就是我听到的他写的交响诗《烟波江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之作。音乐创造的意境，似乎比林路写的听乐有感的诗中含蕴的意思更高，更远。他不仅使人听出了这条江上苦难的过去和红火的现在，而且还影影绰绰听得出作曲家向往的更美好的未来。我要问问那些主管文化机构和传媒的负责人，为什么听任这样高品位的优秀作品默默无闻呢？为什么不让它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音乐厅、电视台得到介绍和演出呢？

“四人帮”垮台后，记得是在1986年年底，我又去单独拜访过他一次。那时北大已成立了艺术教研室，我已经为全校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他听我告诉他北大恢复音乐课，我在上音乐欣赏课的消息，大为高兴。他一再地对我说，结合欣赏课应该对学生讲一点乐理。他认为欣赏课普及音乐，不仅要使学生知其然，而且要使他们知其所以然。他的意见十几年来我一直照着做了，我给学生讲的乐理有些还是几十年前在青木关从他本人那里听来的。由于半路离队，我自知音乐知识和修养上存在巨大的缺漏，因而对我来说要教好课必须要先补好课，要多读书，要多向内行请教。我不好用一些“人、手、足、刀、尺”的简单问题去打搅江老师，但我常打电话向以前的青木关同窗请教，向我后来认识的音乐家于润洋同志，以及他年轻一代的高足—他们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优秀教师—请教。

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江先生中风了，但情况不严重。当年春节，在京的青木关学生去向他祝贺新春，他讲话已经有些困难。但这么多的学生来看他，他喜形于色。据常来我处问德语问题的小女儿江桥告诉我，他父亲虽已中风，但还在阅读国外最新的音乐理论的书籍。这个小女儿因“**”而不能选择她喜爱的音乐来继承父业，一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故选择了满文作为她研究的方向。据她告诉我，她父亲不因她研究的是个冷门学问而有任何异议，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要她认真刻苦地研究，并做出成绩来。因为德国的东方学家对满语的研究从未间断，在德国有这方面的资料收藏和研究成果，所以她必须学习德语。这样江先生就要她常来找我。我自己把帮助这位我老师的后代，看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看过江桥写的书和论文。我不懂满语，可是我能看出，江先生的这位后代承袭了他做学问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严谨的精神。她不像时下一部分青年人热衷于追求近期效果，因而显得浮躁和肤浅；她能坐得住冷板凳，有着锲而不舍的毅力。我看她将来一定能做出成绩，不会辜负她父亲的期望。

三

说也奇怪，我发现活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回到我“原来的房间”了，只是那间房间不在青木关，而是在北京大学。1986年夏天，北大开党代会，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论证北大应该恢复蔡元培校长治校期间，重视美育，重视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的光荣传统，并提出动议，在北大恢复蔡校长和肖友梅时期建立的艺术和音乐教学机构。我的发言受到大会全体代表的欢迎和拥护。大会通过决议成立艺术教研室，从1986年秋季学期起，开设面对全校学生的艺术门类的必修课，不及格不得毕业。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院系调整时，从清华大学外文系转来北大西方语文系，一直是德国语文专业的教师（兼负责行政工作，兼西语系的副系主任，是系主任冯至同志的助手）。学校领导在党代会通过成立艺术教研室后，任命我为教研室的筹备人。开学开课在即，一时找不到音乐教师。我想我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过一点音乐，当过江定仙先生的学生。我受教时间虽则不到两年，但我认真地学了江先生教的和声学。我知道音乐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科学，听它不仅要用耳朵，而且要动脑筋，我知道教音乐课的性质和轻重，对我不是一份轻松的教学工作。但当下找不到人教音乐，难道我这个江定仙的学生能让北大的音乐课空缺在那里？

我就这样硬着头皮，自告奋勇承担起北大的音乐公共课教学，从1986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其间有两年受聘在位于德国瓦格纳歌剧城拜罗伊特的大学教比较文学）。我开设过的课依次有“音乐简史及中外名曲赏析”，“维也纳古典乐派”、“莫扎特”、“贝多芬”和“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五门，其中以后两门开设的次数最多。这些都是学期课，周学时为三。它们是带有一点音乐史性质的音乐作品的欣赏分析课。

我先后上了28个学期的课，教过的学生累计已超过1700人。选课的人数从原来的五六十人上升到二百人上下。就每学期的考卷以及从他们学完后对这个课的反映看，这课是收到了一定成效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选课学生初步知道了欣赏交响乐的方法，对西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2）西方的优秀交响乐作品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说，“贝多芬使自己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知道了怎么做人”。3）学生获得了一定的音乐基本知识。

1997年秋，我参加了李岚清副总理召开的关于如何在全国五百万大学生中普及交响乐的座谈会。当他得知我在北大开设“贝多芬专题”音乐欣赏课时，他要我把上课材料送给他看。他看了学期考试的学生答卷77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课是成功的。他把这个意见写在信中，通过北大校长陈佳洱和党委书记任彦申转交给我。我把我北大上音乐课的体会和做法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上作了一次介绍，《音乐研究》杂志重视我的这篇来自实践的文章，把我的讲稿加了一个标题叫《大学生和交响乐》，发表在该杂志1999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是我在北大音乐教学的经验总结。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江定仙先生，我知道他那时中风在床，不能再看了。但是他知道这个姓严的学生，长期离开了音乐搞别的去了，现在又回来教音乐了。我想我的音乐课会一直教下去的，教到我教不动为止。相信有朝一日，我向江先生报到去，他会含笑迎接我这个青木关的学生的，我可以告诉他，离开了青木关以后，我一直在搞群众歌咏工作，在高等学校做普及交响乐的工作，负责西方古典音乐的音乐欣赏教学和来回各校的音乐讲座工作，正式上我课的北大学生近两千人，加上我各处的讲座听众超过了五千人。我给七八十岁的老同志们讲贝多芬，也给北大幼儿园的小朋友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贝多芬老爷爷的田园交响曲。我在八十七岁坐着轮椅，参加了1980年由我参与创办的“北京老同学合唱团”建团三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会上我拖着病腿指挥了大家高唱了《国际歌》。唱前我向大家和在场记者说明，1947年8月我带着清华大学《大家唱歌咏队》进城会合城内各校同学举行反迫害大游行时，队伍被阻西直门外，我领着歌咏队对着城墙上国民党军警的机关枪口高唱的就是这支歌。

最后，我想回过来对前面提到列宁说的那句话进行一些分析。历史常常与人开玩笑，当你想走进一间房里去，却发现自己走到另一间房去了。这话蕴含的道理是唯物主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客观事物的发展的确并不常常顺应人们的主观愿望，更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从我的经历看，对列宁这句话也要用列宁的名言“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辩证法活的灵魂”来对待。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比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当你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意志并非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或满足个人的私欲，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是顺应时代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利益时，你的主观愿望、个人的意志如果能在此情况下不动摇，你能坚持执着地追求下去，那么时机一到（这种机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是很多的），它们肯定是能够实现的。我之所以最后能回到离开已久的“房间”，我认为是因为我的主观愿望和意志是顺应时代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而我自幼的音乐爱好没有消减，相反与日俱增，我没有放弃，而是执着追求。所以我最终能回到音乐这原来的“房间”，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