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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02（第1页）

二、简答题02

梅罗维茨的理论其缺点与优点一样十分明显。首先，过分夸大了媒介科技的作用。梅罗维茨与伊、麦两位学者一样，认为媒介在影响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社会行为方面扮演了唯一重要的角色。只要媒介科技改变，社会环境必随之改变。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他认为，科技越先进，往往越不需要受众有较多知识。所以，电子媒介的迅速普及，电视将取代原有的传播媒介，这不仅迅速合并了受众群，随着人们在享受信息时具有“平均主义”的特点，而且将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变得类似于古代的渔猎社会”。另外，梅罗维茨虽然像麦克卢汉那样说媒介就是讯息，但他在实际论述中往往将媒介与讯息甚至连同情境混淆在一起，而有时又会不恰当地人为地将媒介与内容分割开来，结果经常自相矛盾。

（邵培仁）

【参考知识点】

简述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也是其中之一。在1985年出版的专著《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梅罗维茨提出的媒介理论就深深打上了麦克卢汉理论的烙印，但又有所创新和超越。他结合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情境理论，并沿袭了麦克卢汉将媒介技术视做社会变化动因的基本立场，来分析媒介所造成的社会情境，因此产生了相对广泛的影响。

首先，情境应被视为信息系统。

戈夫曼的情境理论，将人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与演员表演戏剧的活动进行类比，认为每个人时刻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当人们进入某种情境时，他们就得对这一社会情境以及情境中的其他人有所了解。担任某一社会角色的人，必须使自己的言行适合这一角色所代表的那一类人的角色规范。

戈夫曼把演员的表演活动分为两类：在“前台区域”的前台行为和在“后台区域”的后台行为。在前台区域，演员扮演某一特定的角色出现在“观众”面前，在后台区域，他们则完全放松，成为他们“自己”，并不时就他们在前台区域的表演评头论足。

戈夫曼的情境理论所关注的是人们行为时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具体地点。在梅罗维茨看来，地点对情境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进入该地点之后，人们就进入了“感觉区域”，可以感觉到正在其间发生的活动。未进入该地点的人们，则被排除在“感觉区域”之外，感觉不到其间发生的活动。因此，地点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接触信息的机会，才是情境的要点，情境应被视为信息系统。

梅罗维茨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信息不仅在自然环境中传播，而且也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同样建构了一个“感觉区域”，使深处其中的人们能接触到许多信息。因此，在探讨社会情境时，应把媒介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

其次，电子媒介的普及造成社会情境的变化。

梅罗维茨集中研究了电子媒介的普及给社会情境带来的变化。这表现在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电子媒介的广泛应用，正在打破一系列旧有的情境界线，致使一些不同的情境合并；另一方面，电子媒介的普及又使旧有情境中的一些联系、结合消失，导致情境分离。

第一，媒介符号（信息传送的形式）的不同，导致了情境的合并。

梅罗维茨认为，传统印刷媒介的符号是文字，人们必须首先通过学习，掌握读写技能后，才能领会其传达的信息。不同的印刷品，其符号的复杂程度也不同。一个只有初级读写水平的人，要完全理解符号复杂程度较高的印刷品的内容，只有通过由简单到复杂的读写学习才有可能。这就限制了印刷媒介的使用，把读者分成了不同的群体。而电子媒介的符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视听形象，要理解其传达的信息，既不需专门学习，更不必经过固定的顺序和阶段。因此，电子媒介冲破了由印刷媒介所造成的不同受众群的分界线，使不同的受众群得以融合，由此，使昔日的社会情境发生了合并。

第二，媒介物理特征的不同，导致了情境的合并。

梅罗维茨提出，印刷媒介的物理特征是有形的实体，媒介与信息内容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媒介的物理特点因信息特点的变化而不同。以书籍为例，每本书及其信息内容构成一个特定的有形的实物。人们购买一本书的内容，同时也购买这本书的实体。一本篇幅短小的书重量很轻，而一部长篇巨著的重量却很重。与之不同，电子媒介的物理特征不是有形的实体，媒介与信息内容之间不存在自然的联系，媒介的物理特点也不会因信息特点的变化而不同，如广播和电视的信息内容瞬间即逝，消费后留不下有形的证据。人们通过同一实物，如一台收音机或电视机，可接收不同的信息内容。不论播送的内容多少，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尺寸重量都不会变化。媒介物理特征的种种变化，导致了社会情境的合并。

第三，媒介信息内容的不同，导致了情境的合并。

仍以书籍为例，梅罗维茨认为，印刷媒介都有特定的内容，人们买书是依据其内容来选择的。特定的读者日常接触的信息，有其特定的内容。一个人的私人藏书，往往把此人同某类人群、某类信息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把此人同其他人群、其他信息分开。而电子媒介恰恰相反，任何电视机都能使受众同某类群体、某类信息相连接或相分离。例如，书籍可划分为儿童读物和成人读物，但任何一台电视机都没有这种区别，不存在只供儿童或成人接触的信息载体。于是，广播、电视的普及，打破了以往由印刷媒介造成的不同受众群的界线，使情境产生了合并。

另外，梅罗维茨还认为，在以往，地点场所界定了大多数的社会情境，某一特定场所拥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信息，地点场所和社会情境密不可分。人们只能通过进入某一特定的地点、场所，或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感知社会信息。而电子媒介打破了物质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连接，造成了两者的分离，这就大大削弱了接触信息与进入地点场所的一致性，导致了情境分离。电子媒介的广泛应用，使一些不同的情境合并，又使一些相同的情境分离，从而导致了新情境的形成。

再次，媒介的变化促使人们行为的变化。

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为人们的行为总要与当时的情境相适应。当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情境重叠时，将造成社会角色的混淆不清，使人感到困惑，不知所措。针对该情况，梅罗维茨提出：媒介的运用，有可能混淆不同情境的分界线；不同情境分界线的混淆，可导致新的情境的发生；新的情境的产生，要求人们采取新的行为，使其适应新的情境。

最后，与麦克卢汉理论的比较。

由上不难看出，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是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最具共性的是，就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关系而言，梅罗维茨与麦克卢汉立场一致，即视传播技术及其变迁为社会变迁的动因。与麦克卢汉一样，梅罗维茨也忽略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的事实，忽略社会意向对媒介技术发明和应用的重要影响。而事实上，仅用媒介技术的单一原因，难以全面解释人类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但与麦克卢汉的理论相比，梅罗维茨的理论显得较为具体和扎实。前者有泛泛而谈的缺点，想象代替逻辑的推敲，断言多于严谨的论证。后者则善于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传媒现象的分析，推导出自己的结论。这些例证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体悟、检验，也因此其观点易于被人们接受。另外，就表述方式而言，前者的著述富有文学色彩，思维发散、比喻新奇、措辞大胆、语出惊人，但很多观点经不起学理上的推敲。后者的文字则较为传统，按照环环相扣的方式展开论述，结构连贯、推理缜密，更加符合学术规范，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张国良）

25。论述布热津斯基的媒介失控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于1928年出生于波兰华沙，195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加入美国国籍，先后任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和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战略家。

布热津斯基的一系列观点反映和代表了当今美国政治界和传播界许多人的态度和见解，受到了美国和西方政界的重视，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外交和传播政策的参考，进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大众传播活动以及传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布热津斯基关于大众传播媒介问题的观点，有的可以在《两个时代之间》一书中见到踪影，有的可以在《运筹帷幄》一书中发现线索，还可以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里看到只言片语，但大多集中在他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21世纪全球的全球混乱》中。布热津斯基对媒介发展失控的论述，只是他对全球变化失控论述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是引人瞩目的。

在布热津斯基的笔下电视是万恶之源、罪魁祸首。

首先，电视“刺激了全球群众在物质上的攀比欲望”。其次，电视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此外，“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

如何制止媒介失控、继续发挥美国的“催化作用”？作为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布热津斯基认为首先要“对一味追求满足个人的欲望进行自我控制”。但是，自我控制不等于强制，而是公众自我克制，它需要人们“出于真诚的动机”，“需要具备甘心自愿服务、牺牲和进行自我约束的内在精神”。其次，“要强化教育，反复向公众灌输这样的思想：不能仅仅因为新奇精巧的东西和新技术不断涌现而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外观，就放弃持久的价值观念”。此外，还应“在21世纪更加拥挤和亲密的世界上建立共同的道德共识”，并号召人们自觉自愿地加以遵守。总之，“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受某些共同遵守的自我约束准则所指导的社会，才能有助于塑造出一个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世界”。

在布热津斯基眼中，美国利益高于他国利益，甚至高于人类利益，而他分析问题也总是以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对于美国大众传播尤其是视觉传媒对全球的议论、全球的认识、全球的价值观念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对于大众传播中的“信息不平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对本国文化多样性的威胁等现象的批评与指控，布热津斯基非但未对美国传媒加以检讨、评析，相反倒打一耙。这是外国自己着意要模仿美国，以美国为榜样，并亦步亦趋。如果说美国的大众传播对某国的民族文化构成威胁，那么其他国家的文化也在影响美国，他甚至认为，文化多样性比单一民族文化要好，美国的“公开的多元文化就加强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有机联系”。

布热津斯基还认为，全球识字的普及造就了无数政治觉醒的群众，这无疑也对“位居第一”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某种威胁。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电视煽动起来的“目前着力追求处于道德混乱中的物质享受的目标会带来风险”。这些风险表现为：“容易导致无理性的和逃避现实思想的新浪潮”，让穷人看到了“现金国家的阔绰富裕的生活方式”，激发了“一无所有的贫困之感”，“就会无意地点燃沮丧的但不是有组织的妒忌之火，而这种妒忌反过来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极端分子所利用”。所以，如果世界上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穷人针对富人的革命，那么布热津斯基的潜台词就是电视是最坏的“颠覆者”和“教唆者”。所以，布热津斯基最担心的是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大失控、大混乱中失去作为超级大国的“催化作用”。

（邵培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