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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中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扩展（第1页）

第二节高中、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扩展

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机会的任务，和发达国家一样，教育机会扩张的任务主要体现在高中和学前教育阶段。

一、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扩展

高中阶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从现象层面上，高中阶段是学生分流的开始，一部分学生会选择职业轨道的高中教育，一部分学生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大多数学生会沿着升学的轨道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将职业分流延长至第三级教育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普通高中教育首先经历了一个“恢复秩序”的过程，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不具备条件的“公社办高中”[3]要关门。在数据上的表现，就是1978—1985年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从1977年的64903所，减少到1985年的17318所[4]，关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教育目标上，从盲目普及、“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精英式的、以升学教育为主的模式。在1965年至1985年的20年间，展示了两种不同办学方向的差异，高中和完全中学的数量如过山车般起伏，形成了明显的倒U型曲线，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盲目办“学工”“学农”的教育，不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决策随意和非理性（见图2-4）。

图2-41965—1985年高中和完全中学数量的变化

注：1966—1971年的统计数据缺失。

在完成“拨乱反正、恢复秩序”后，高中阶段教育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从1981年到1996年的15年时间里，高中在校生规模一直稳定在700万人上下；从1999年起，受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在校生规模开始超过1000万人；仅仅在五年后的2004年，在校生规模就突破2000万人，达到2220。4万人。

2000年左右高中教育的跳跃式发展，除了规模的急剧增长外，还体现了社会需求对计划招生模式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在发展高中教育问题上就存在关于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合适的招生计划比例的讨论，究竟是1∶1还是4∶6，多年的政策争论在扩招的急剧推动面前自然弱化了。但是，在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扩张过程中，对普通高中毕业不能升学的制度焦虑一直存在。

表2-11965—1985年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的学校数与学生数

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从分流到多样性

改革开放之初“恢复教育秩序”，当时的教育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教育目标的改变，但是，政策一直强调保证教育质量，实际上说明教育目标从培养工人、农民转向了为升学服务。

（一）分流：发展职业高中

在中国社会传统中，“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浸透在社会风尚中的“教育目标”。在这种价值追求中，教育和职业准备没有关系，“学做工”是师徒制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政策就一直对升学教育和“入仕”教育带来的“受过教育者”的失业或“分配困难”充满了焦虑。早在1957年，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当前中、小学毕业生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表达了对学生及其家长轻视体力工作，对升学过度关注的担心，同时，对地区间升学机会的差异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以及毕业生安排做出了部署。[5]

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高中的秩序后，在提高教育质量的框架下，普通高中的升学准备功能，与职业高中、技校的分流功能也立即凸显出来。为了降低愈演愈烈的升学压力，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开始了关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招生比例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时松时紧，直到1998年普遍的扩招开始，职业高中的招生计划控制方式失效（见图2-5）。[6]

图2-51980—2016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招生数的变化

从改革开放恢复高中的升学准备功能以来，高中教育发展目标的设定，一直受到适应中国产业发展需求，应该促进职业教育的目标，与控制普通高中教育规模，抑制社会应试教育的需求的双重动机的影响。在这样的政策动机下，调控手段就是努力划分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比例，用招生计划来对学生及其家长的选择行为施加影响。1998年的扩招，不仅影响了招生计划调控的有效性，也改变了政府安排就业和职业选择的思维方式，同时为高等教育双向选择、自主就业模式的推行奠定了社会认知基础。

（二）普通高中的多样化

进入21世纪，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艰巨任务基本完成，内涵式发展的总体战略逐渐清晰。200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教育部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课程改革不断深化，最根本的变化是学生自主选课。在完成必修课程的基础上，在三年8大领域15个科目的学习中，学生将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分别选择文理、艺术类、研究类或技术类模块的学习。学生只要“每学年在每个学习领域都获得一定学分”，至于在一个领域内学哪门课，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与此相应，班级教学开始转变为“走班制”教学模式，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高中教育已经基本普及，高中教育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只面向少数人的精英主义教育，转变为面向全体学生的大众教育，从职业准备和普通高中升学教育的绝对分野，转变为学生个体层面上的选择。当前的高中教育，虽然还存在职业、普通两种类型的区分，但是，高中多样化发展已经不局限于机构属性上的多样化，而是体现为普通高中内部，在课程、教学和学校管理风格上的多样化。

普通高中多样化的体现方式是课程、教学、管理层面上的多样化，它无法像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分类方式那样，用机构属性进行统计指标上的划分，但是，这种多样化是在尊重独特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多样化，具有更加健康的事业发展基础。

三、学前阶段教育机会的扩展

在回顾40年各项教育事业发展历程时，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一条条“一路向上”的发展曲线，即使高中阶段教育经历过一段滞后发展，但仍然呈持续扩张的趋势，然而，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却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在启动快速发展之前，学前教育体系经历了结构和组织模式的根本变化。

学前教育入园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定义。儿童年龄较小，并不要求每天到园，也不把全天在园作为一个目标，因此，一般入园率的统计方式，是以注册作为入园的标准。为了回避入园率带来的麻烦，本书用幼儿园绝对数量的变化，以及入园幼儿数量的历时变化，来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学前教育机会的变动。

（一）经济改革与学前教育单位制供给

改革开放之前，学前教育机构作为后勤服务保障的组成部分，镶嵌在集体经济中，涵盖城市中的各类单位和街道，也包括农村村社经济中的学前班。那时的学前教育是一套建立在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基础上的相当全面的幼儿教育和保健制度。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集体经济首先瓦解，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之上的农村学前班和幼儿园丧失了其经济基础，开始了重新建构支持体系的过程。与此同时，城市国有经济也开始了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下放”经营权的改革过程，企业剥离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功能，成为国有企业“轻装前行”的改革内容之一。[7]学前教育机构赖以生存的支持体系的改革，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拖入”一个跌宕起伏的发展通道中。

从图2-6可以看出，每一波经济体制改革都给学前教育体系带来显著影响。农村改革先行，则农村学前教育首先萎缩，波段向下，直到2001年才开始出现“拐点”，进入缓慢的增长通道。2011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开始实施，农村幼儿园数出现一个小平台，然后又迅速增长。这个交替的背后是供给结构的巨大变化。

图2-61978—2016年分城乡学前教育机构数量的变化

注：198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未提供分城乡数据，图形未包括该年度；农村数据中包含学前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