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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亲子沟通与儿童学业的关系02（第2页）

与行为类型编码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行为序列编码是以文化历史观为理论基础，将亲子沟通看作一个“教学”过程，用“脚手架”和“认知援助”等概念理解和解释亲子沟通的意义（如，vanderVeer&vanIjzendoorn，2000）；而不将其看作教养方式的具体实践过程。相应地，行为序列编码中具体行为单元的区分或命名也较多采用脚手架类型或帮助行为与儿童任务完成中认知表现的联系作为标准。

以行为序列编码为数据整理和分析手段的研究相对行为类型编码要少一些。其中，以Portes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在亲子沟通领域中较多采用这种编码方案进行研究。如Portes等人（1998）借助活动背景概念从亲子沟通过程中区分出如下11种有意义行为。

（1）儿童对父母的提问、陈述和刺激做出反应；（2）父母（或儿童）启动或结束任务操作；（3）父母问开放式问题；（4）父母问封闭式问题（要求儿童作是否回答）；（5）儿童提问题或要求父母反馈或帮助；（6）儿童同意父母观点；（7）儿童打断父母；（8）儿童拒绝父母的帮助或忽略父母的刺激；（9）父母（或儿童）拒绝或反对对方的回答、要求更多的信息；（10）父母用肢体行为或语言引导儿童注意力；（11）父母给予积极的强化、鼓励和赞同。在结果分析中，他们运用因素分析方法，从上述11种行为中归纳出父母及儿童有效参与认知活动的几种行为（包括父母问开放式问题、儿童打断父母、儿童启动任务操作等），并将这些行为的组合称为“合作问题解决模式”。

Portes在其2000年（Portes，tas&Zady，2000）的一项研究中区分出16种行为，根据研究中的亲子沟通过程增加了父母（或儿童）向主试寻求说明和指导、主试给予线索提示、父母打断儿童、父母用幽默的方式看待任务、父母校准儿童的绝对的或相对的陈述。但为了方便分析，研究者又按照沟通行为概念的接近性和在任务解决中功能的相似性将其中的一些行为合并为元认知援助（包括母亲的开放式问题和语言线索）、母亲的指导和对儿童的帮助（包括母亲提封闭式问题、命令、母亲用非言语行为提供线索）、母亲的强化和赞许（包括母亲的更正及对儿童反应的不满）、儿童的主动参与（包括儿童打断母亲、儿童向母亲提问）四大类行为。在结果分析部分研究者仍然采用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考察各种沟通行为在任务解决中的作用和贡献。

荷兰心理学家vanderVeer和vanIjzendoorn（2000）在其对2岁幼儿与母亲的亲子沟通的研究采用行为序列编码方式区分出4种儿童沟通行为（包括：用非言语形式寻求帮助、寻求母亲的反馈、对自己表现的积极评价、对自己表现的消极评价）和5种母亲沟通行为，包括无指导行为（如母亲不关注儿童或安静地观看）、整体反馈（反馈不是具体针对某个步骤，如再试一试、很好）、策略建议（通过移开不相关或给予恰当材料来指导儿童）、示范、解决任务（母亲直接解决问题而不是示范解决步骤）。在结果分析部分研究者通过考察母亲某种指导行为出现后5秒钟之内儿童的行为反应来建构父母和儿童沟通行为之间的匹配关系：母亲的某种行为最可能引起儿童的哪类反应。这一研究从原始资料的编码到数据的分析和讨论都充分体现了行为序列中父母和儿童行为的对应关系。

从上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行为序列编码系统的一个优点：在考察父母沟通或指导行为的同时兼顾了儿童的行为反应，并将其纳入正式的结果分析中（前文曾经提到研究者在观察中记录并编码了儿童行为，但不作为正式分析采用的变量），和父母的行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分析单元。这充分体现了亲子沟通过程的双向性，尤其是以往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的父母行为对儿童特征和反应的依赖性。

行为序列编码和前面的行为类型编码虽然都通过量化观察数据、借助统计分析技术等方法努力寻求有效的亲子沟通行为模式或规律，但由于沟通模式是通过具体的沟通行为或沟通实践实现对儿童认知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的，研究在关注沟通模式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具体的沟通实践（或行为）。从行为序列编码及其相应分析方法中我们看不到具体的、与沟通任务有关的、生动的沟通行为。因此，若将目前的行为类型和行为序列编码及其定量分析方法与定性分析思路相结合，那么，我们在获得亲子沟通模式的规律性认识的同时也能了解这种规律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这为我们制定有效的亲子沟通指导和干预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生动的案例资料。

3。言语内容编码

言语内容编码是在分析整理亲子沟通行为时，关注父母言语行为对儿童认知发展的意义的一种对观察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模式。这种编码方式受“背景理论”启发，将父母的沟通行为作为儿童认知活动的环境和背景。背景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内部的认知，行为发生的环境以及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都会影响行为。环境的不同特点会对个体产生不同的压力，从而影响个体的活动。根据这个理论，研究任务及任务解决过程中父母的沟通行为（尤其言语行为）产生的压力不同，将促使儿童进行不同的思维活动。

这种编码思想最初出现在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为了探究教师不同教学言语、教学方式构成的教学环境对学生思维活动的影响，提出了“认知压力”概念（Stevenson，1986，1998;Stevenson&Evans，1994），作为衡量学习环境中促使学生进行不同类型认知活动的积极力量。不同的教学环境促使学生启动和使用加工深度不同的问题解决程序，可能表现为有些学生只会运用现成的公式和例题解决同类问题，而有些学生则能够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学习新技能。Stevenson（1998）将学习环境中激发或“迫使”学生从事认知活动、做出思考的积极力量称为认知压力，并根据认知活动深度和所调用的程序性知识的不同将认知压力进一步区分为一级认知压力和二级认知压力。认知压力概念对亲子沟通与儿童认知关系的研究有两点启示：第一，父母在问题解决中的沟通行为可以看作儿童的思维活动的背景，儿童可以成为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主角；第二，对父母沟通行为的评价除了以任务完成情况为标准外，还应考察父母行为所引发的儿童认知活动的类型。

一些教育心理学研究者借用这种思想来分析亲子沟通行为，尤其是言语沟通行为对儿童认知活动的促进。例如，Hubbs-Tait等人（2002）在其研究中就根据父母所使用的支持和指导性语言对儿童思维的促进程度将父母沟通语言分为两种：“激励儿童进行表征思维的语言”和“要求儿童进行参照思维的语言”。激励儿童进行表征思维（representationalthought）的语言指那些能够达到如下目的的沟通行为：（1）引导儿童评价自己的能力，如“你能做好吗”；（2）引导儿童评价自己的表现，如“你觉得自己做得怎样”；或者（3）提示儿童对任务进行元认知思考，如“你怎么看（或想）的”。父母越多使用这种语言，儿童的认知理解和任务表现越好。相反，大量使用仅要求儿童进行参照思维（referentialthought）语言，如要求儿童为物体命名、观察等没有对思维构成挑战的语言，可能导致儿童思维深度不够，其在任务中的认知表现也较差。这种分析不仅关注父母是否说话或者发出肢体语言，更关心父母具体说了什么，以及这些语言为儿童提供了怎样的认知压力。

与其他对沟通语言进行分析的研究相比，这种言语内容编码和分析方式已经超越了言语形式分析，不再仅以词性、出现频率等对语言进行分类（如Root&Jenkins，2005），而转向关心沟通言语为儿童思维活动提供了怎样的背景和环境。同样采用言语内容编码对亲子沟通行为进行分析的还有Tenenbaum和Leaper（2003）有关科学教育的亲子沟通研究。研究者重点分析父母与儿童在科学任务中的对话，并将对话中科学术语的使用、概念性解释及因果推理的运用等作为标定儿童所接受指导的程度和儿童达到的认知深度。其研究结果也再次表明，父母在合作任务中的指导程度与儿童思维深度有关，并能预测儿童对科学课程的兴趣和学习成绩。

采用言语内容编码和分析的研究大都来自教育心理学领域中，亲子沟通领域中只有少数研究者采用这种编码方式。例如，Koerner和cara（2002）通过对其两个子研究中的12520个和17724个言语行为片断进行内容编码分析，发现在家庭中，父母谈话采用自我取向（即以自我的感受、观点为中心，在沟通过程中相对较多地使用建议、解释和提问）还是他人取向（即以他人的感受、观点为中心，在沟通过程中相对较多地使用确认、承认和反思）与儿童对他人观点的理解和服从有关。那些在沟通中父母自我取向对话更多的儿童思维主动性较差，缺乏批判性，对父母观点的反应通常是不加分析地接受和服从；而生活在父母他人取向谈话较多的家庭中的儿童对人际关系中的谈话内容分析更深入，参与态度更积极。

综上所述，言语内容编码是以亲子沟通中父母言语内容将要或实际引发的儿童思维类型来定义和区分沟通言语的功能及优劣。相对于行为类型和行为序列编码系统中依靠儿童在外部实验任务上成绩的优劣来衡量和判断沟通行为的性质和有效性，言语内容编码已经开始摆脱亲子沟通研究从刺激到反应（S-R）的行为主义公式，而开始尝试探究父母沟通行为与儿童表现之间的中间机制。

4。沟通结构编码

与以上三种编码系统不同，沟通结构编码不仅涉及观察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方法，还与动力系统原理指导下的研究设计有关。因此，对沟通结构编码的总结和介绍从动力系统原理及其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开始。

最近，Granic和Lamey（2002）介绍了一种以动力系统原理（dynamicsystemsprinciples）为基础、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家庭沟通过程的新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发掘隐藏在亲子沟通过程中的稳定结构。目前对亲子沟通的研究还没有专门针对沟通结构的分析，动力系统方法及其相应编码系统的应用将填补这一空白。

动力系统原理是一种数学语言，通常被用来研究自组织过程。所谓自组织指在复杂的活系统中通过系统内部的自我反馈机制而自发产生新形式或新秩序的过程。虽然不存在能够描述亲子沟通过程的精确数学公式，但动力系统的某些数学概念对理解个体发展有重要的启发价值（Lewis，2000），特别是动力系统的理论框架论述了发展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发展的异质性、背景依赖性、复杂发展现象的时间本质（temporalnature），这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尤其动力系统中能帮助发展研究者们分析依赖背景、即时组织的连续行为的“状态空间（statespace）”与“扰动和改变（perturbationandge）”两种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策略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状态空间是一个系统可能获得的所有可能的稳定状态，这些稳定状态称为吸引子（attractors）。在发展研究主题中，吸引子代表可预测的、稳定的新秩序或新行为模式。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系统从原始的、混乱状态中随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或数年）而不断实现自组织，以达到某种稳定状态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结果都能由吸引子幻术描述和预测。需要强调的是，活系统具有多重稳定性；它们的状态空间中同时存在多个吸引子，系统可能在任何一个吸引子中止变化，而表现出确定的性质和功能。

在家庭中，父母和儿童之间的沟通也存在许多稳定状态，例如，亲子之间通过无数次具体沟通行为可能形成多种稳定的沟通模式，如父母严厉—儿童退缩或服从、父母严厉—儿童反抗、儿童攻击—父母妥协、儿童攻击—父母惩罚、儿童攻击—父母忽略等。随着时间流逝，父母和儿童在沟通实践中不断界定和修改彼此的角色、行为、双方的关系和界限，并最终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可见，状态空间应用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最初具体的沟通行为和实践如何演变、生成为某种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例如，Snyder等人（Sal。，1994）研究了“强制循环”这种消极亲子沟通模式的形成过程。家庭中最初偶尔出现儿童的消极行为与父母的消极应对，后来，两者互为因果，反复出现，日趋稳定，并最终成为亲子之间最典型的沟通模式。对这些亲子对而言，在形成这种稳定的消极沟通模式之前，也可能发展出另一个互相合作的模式或者互相退缩的模式。

利用动力系统原理所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最常讨论的是亲子沟通行为发展中的双值吸引子问题，即一种随机出现的沟通现象最终可能发展为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两种稳定的沟通模式，如多数有关攻击性儿童亲子沟通的研究都提到“不一致的”和“相互敌对的”两种模式。“不一致模式”的形成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面对儿童不断增加的不服从行为，父母撤回自己的要求，努力安抚儿童以使其终止持续不断的敌意行为，在上百次类似的重复互动之后，父母设置的限制越来越少，经常用中性，甚至是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儿童令人厌恶的行为（Dumas&LaFreniere，1993;Dumasetal。，1995）。相互敌对的模式指亲子双方都用更强烈的批评、轻视、敌意来回应对方（Sal。，1994）。同样，在认知问题解决过程中，亲子沟通也可能表现出在某种双值状态空间中，在一定条件下从一个区域转向另一个区域。

动力系统的第二个重要策略——“扰动和改变”能够捕捉动力系统因环境中的小变化（或扰动）而重新组织的倾向。这些扰动具有将系统从一个稳定模式（一个吸引子）突然“推向”另一个模式（另一个吸引子）的潜力。但仅仅是潜力而已，一个系统是否重组以及如何重组由系统的结构决定。动力系统研究者经常通过人为改变沟通背景（一种扰动）来干扰正常的亲子沟通过程，然后观察沟通行为随背景改变而发生的变化来推断这个结构。例如，有研究者（Granic&Lamey，2002）通过增加父母在亲子沟通中的焦虑水平而成功地观察到相互敌对和不一致两种沟通模式的转换，从而推断出纯攻击性儿童与混合攻击性儿童亲子沟通的结构差异。

动力系统理论打破了传统亲子沟通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一个亲子对只表现出一种固有的沟通模式。基于这种假设，我们通常在一个研究中只关注亲子对的一种沟通模式。但是，实际上亲子沟通可能会表现出一种以上的沟通模式：即使是极端攻击的亲子对有时也会表现出积极或中性的沟通，最健康的亲子对也会有敌意和争吵。动力系统分析的优点之一就是“状态空间”概念突出多重稳定性，并借助“扰动和改变”策略能够在一个状态空间中同时考察多个独立、稳定的沟通模式，还可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Granic和Lamey（2002）的研究中，首先，观察父母和儿童在一般的社会任务中的沟通行为；其次，通过增加时间限制（提醒被试必须很快结束讨论），制造扰动增加父母的焦虑程度；最后，观察父母沟通行为甚至是沟通模式的改变。沟通研究者认为父母在焦虑或者较大压力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亲子沟通行为是自动化的、排除了自我监控和调节作用的沟通行为，更能代表现实生活中的亲子沟通。这也提示我们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任务设置，一方面，要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父母和儿童的沟通行为；另一方面，加入适当的情绪压力更可能获得真实的沟通模式，把握亲子沟通结构等重要信息。

综上所述，以往的沟通行为研究往往只使用单一的编码系统，只在某个特定层面分析沟通行为，这极大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如何综合多种分析角度，应用多种分析策略达到对亲子沟通过程中所蕴含丰富信息的最大程度的发掘，将是本书要突破的难点。例如，前述的行为类型编码，能刻画出亲子沟通中各种不同性质的行为的数量或频次；言语内容分析则可能揭示沟通语言的意义建构，特别是社会建构过程；行为序列分析主要揭示了在一个时间尺度上行为的前后关联性，说明行为是如何彼此相依的；而动力系统原理，强调了亲子沟通的结构性，结构变化的非线性特征，虽然它也关注与时间有关的动态进程，但所说的时间并不像行为序列分析那样假定它是线性的。我们在研究中将考虑综合使用两种或多种行为编码方法和分析思路，全面比较学业成就不同的儿童其亲子沟通是否存在差异，并重点揭示低学业成就儿童的亲子沟通模式、行为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