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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各种考试命题02（第4页）

GZ：没有，模拟考试之后，人家别的区会用海淀的卷子再做练习，特别一模之后，就是这样。

有点令我失望，但之后又不断地请教许多人，得到的回答是差不多的。比如，一位仍然在任的有关方面负责人（LT，2009）的说法基本肯定了GZ的说法：

“各个区基本是自己做这件事情。主要是能够让学生了解自己在全区的位置，这样对他们选择和填报志愿非常有帮助。至于实际情况，有几个区比如东城、西城和海淀是做得比较好的。有些区弱一些，据说有时因为模拟与高考差得太多，高考之后家长和学生抱怨甚至骂人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模拟就是模拟，不可能期望百分百地押中题目、猜中题目，主要还是上面所说，了解自己的位置。当然，模拟也要尽可能与高考的形式接近，比如题型什么的。”

既然是县（区）自己命题，当然是自己阅卷，基本做法是由教研室抽调部分教师集中进行。

（六）高考

高考即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高考的命题、阅卷一直是由独立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组织的，现在基本是由各地的教育考试院负责和组织。通常各学科都会有教研员以个人身份参加。

高考的结果一直是教研室工作成就最有说服力的、最终极的检验标准。

2009年过后，北京市某区教研室的主任心情很不错，该区的高考成绩比去年增加了若干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今年谈高考计划时，教委要我保证，增加××个百分点，这个哪能保证？我就说不行，去年已经增加了一大块，今年应该是力保去年成绩，再争取有所突破，其实有所突破我还是有点把握的。争了半天最后我也没答应。当然，说归说，干的时候还得玩命，大家奋斗啊，教研员们真是辛苦啊。结果呢，没想到不仅比去年好得多，还真的达到了领导期望，现在看来我保守了，当时应该拍胸脯并且要条件呀，哈哈。不过，这种事情实际是无法很精确估计的，相关因素太多了。

顺便说说，有件事让人哭笑不得。高考成绩一出来，领导高兴啊，马上让我做计划奖励各个学校和教师。这当然是大好事。我很快就把单子做好了，没想到啊没想到，领导居然把我们教研室给忘记了！各个学校都有奖，唯独我们教研室没有，居然！”

一叶知秋，这位教研室主任的失落大可理解，我听到这个小插曲也是啼笑皆非，不由得想：如果是在15年或者20年前，恐怕不可能忘记的吧？

没有人否认，高考成绩是评判教研室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标，离开这个指标，其他考试的成绩几乎无法最后认定。只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这个指标却又十分微妙，如同俗话所说：“摆不上台面”。普通人家子女考上理想大学都要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地庆祝一下，考生更是如同功臣，父母、祖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万千宠爱于一身，没有人会大惊小怪，更不可能有人想到兴师问罪。他们大概不知道，帮助他们实现理想呕心沥血的教研员们，虽然如同他们一样喜上眉梢，却不能像他们一般地大张旗鼓庆贺，更不要提风风光光，即使有形形色色的奖励，也只能是“静悄悄地”操作。

无论高考竞争多么激烈，无论升学压力多么沉重，对于教研室来说，他们必须为这个考试拼搏，为争取好的高考成绩殚精竭虑，这是他们的宿命。

1997年与2007年，国内有两次关于高考的大型问卷调查。“两次调查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有88。3%的人认为当时的高考制度应该进行改革，认为‘不必改革’的占3。6%。时隔10年之后，认为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应改进’的占77。4%，而认为这个制度‘很好，应当维持’的占‘17。6’，两者相加达95%，认为‘应当废除’的只占5%。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不断改革，高考方式在变化，人们对高考的态度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高考在人们心目中的信誉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更好了。”[54]确实，对于高考的利弊得失，整个社会的态度日益成熟和理性。

什么是高考之本？非常简单，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考核，选拔人才。“**”期间教育之所以完全瘫痪，直接原因就是伤害了这个本。邓小平当年也正是抓住这个本，才使得整个基础教育洗心革面。历史经验表明，动摇这个本，就会伤害整个基础教育，并且最终祸及全民族和全社会。高考有局限性，难以全面考核学生的能力、思想等，高考又是合理的，可以相当准确和公平地反映个体的基本素质。因为种种突发性缘故如因生理和心理原因临场发挥失常，致使原本优秀的学生最终落榜或与心仪学校失之交臂的遗憾事例几乎年年都有，不过，平时成绩不良，靠高考意外发挥获取高分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高考可能造成遗憾：漏掉少数优秀学生，但不可能允许投机，就选拔人才而言，应该说是迄今最为可靠的。“统一高考比单独招考给较低社会阶层子女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多机会，对广大普通家庭子女来说，高考作为一个自致性因素，几乎成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一座最为公平合理的‘独木桥’。”[56]

理解高考科学性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与某些不成功的改革尝试加以对照。

针对高考主要侧重掌握知识的局限，基础教育多年来一直有各种尝试如“三好学生”、特长加分等措施，意在选拔那些综合素质优秀，或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然而，这些措施一直因为经常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仆而备受诟病。几乎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有关于“民族生”身份造假、“特长”灌水、户籍“乾坤大挪移”等新闻曝光，人们早已“审丑”疲劳。

北京市近年来推出了“综合素质报告册”，目的在于改变“一考定终身”，希望通过多方面评价更为全面地考察学生，并且作为高考录取的参考。然而，初步试行的结果却与良好初衷相去甚远。2009年，北京有媒体以“综合素质报告册，网上疯传通用版”为题刊登记者文章。“本为体现学生个性化差异而填写的‘北京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册’内容，如今却被网上疯传的‘综合素质评价通用版’替代。”“‘通用版’内容包括‘自我评价、同学互评、家长评价’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给出了‘通用’的内容，比如合作与交流自我评价：有较好的合作与交流能力，在学习生活上能与同学、老师、家长进行良好的交流、合作，相互交换意见与看法。遇到不懂的问题会及时向老师和同学请教等。”“不仅学生使用‘通用版本’，连老师给学生写评语也存在‘通用版本’。”“被称为电子档案的‘北京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册’总共有六页，学生如果要认真填写，从构思到填写完毕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学生的自我评价以及研究性学习两部分，都要求写700字左右。相当于写一篇作文。一些学生和老师告诉记者，‘电子档案’填写需要耗费的精力以及它对于高考录取几乎没有影响，是导致网上疯传、现实复制的主要原因。”[57]

[1]郭增才。县级教研室职能定位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论文，2003：26。

[2]何兆武口述。上学记（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2。

[3]《中国教育事典》编委会。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97。

[4]同上，第498页。

[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Z]。北京市：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401。

[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Z]。北京市：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494。

[7]《中国教育事典》编委会。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501。

[8]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对这一口号提出了质疑，并且发起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

[9]《中国教育事典》编委会。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501。

[10]朱志平。教研员何以异化为“考研员”[J]。人民教育，2008（9）：33。

[11]程桂芳。“教师对教研活动需求”调查报告[A]。梁威主编。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新时期教学研究工作的继承与创新[C]。北京：同心出版社，2003：225。

[12]邓兴军。高一课程超难究竟怪谁[N]。北京青年报，2008-04-29。

[13]《中国教育事典》编委会。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2。

[14]同上，第32页。

[15]《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同上，第33页。

[16]转引自：石致玉，陆沈娟编。艰难的历程[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6：3。

[17]同上，第8页。

[18]奥数产业链[J]。三联生活周刊，2009（28）。

[19]奥数产业链[J]。三联生活周刊，2009（28）。

[2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