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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研室的发展阶段（第3页）

以下是就上述问题对北京市某教研员（GZ，2008）的访谈。

GZ：2003年教育部验收海淀区的新课标试验，来了一个教育部负责人，还有几个大学的教授。

我：关于教研室说了什么吗？

GZ：验收的时候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教研室存在的意义何在？我当时没有说太多。实际上在这之前教育部已经有一个文件，说到教研室可能在推进新课标的过程中是个绊脚石。[13]

我：对，我也听到过这个说法，甚至于有一种质疑，现在还需要教研室吗？

GZ：那么半年之后，等他们再来的时候，我就跟这些人说了一个现象，我说你们当初提出教研室存在的意义何在，打了个问号。我说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政府机关实施新课程标准，这是一个政策，由谁去实施，得有教研员这号人。

我：实际上全国都有这样的问题。

GZ：对吧，从你教育部这个层面上，落实到教师身上，得有个过渡吧？

我：没有一个中间过渡是不行，没办法落实啊。

GZ：每个人对新课标的认识都不一样，诠释结果参差不齐，你这个新课程怎么弄就得有一个中间的角色，解释新课程标准，解释新教材，教研员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把理论变为行动，把理论变为可操作的程序化的东西。

我：这个也很滑稽，原来是有您说的那个“绊脚石”的提法，但是事实上从全国来看呢，最后这个课改的推进呐，主要是靠的教研室。

GZ：我们跟他谈完之后，一个月半个月，就追发了一个文件，说教研员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大力地发展。

我：这个很有趣。

GZ：所以当时那位负责人就说，我们走过全国那么多城市，见识过那么多教研员，我们觉得海淀区教研员水平最高，认识最深刻，给我们说的无话可说。

我：其实据我了解，还是有人说过的，可能说得比较委婉，而且对象、时间也不一样。说不定是说的人多了，而且实际情况也比较突出了，所以才有后来的改变。

GZ：我的感觉，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需要一个共性标准划一，这么一个教育传统，而实际上教研员就是在起这个作用。

事态的演变富有戏剧性，但道理并不复杂，推动如此规模的课程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是全局和总体性的，能否走到实处、能否真正落实，仍然需要依靠教研组织这样专业的力量。

虽然柳暗花明，重新巩固了地位，得到了承认，但教研员们心头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必须时刻面对种种内心和现实的纠结，社会和上级仍然要求他们拿出各种考试的好成绩，而改革的精神又与此时有冲突。有位资深教研员说：“无非说一套做一套。”虽然刻薄，却代表了相当部分教研员的真实心态。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以往的传统，如何面对改革的要求？

此时的教研室，百味杂陈，喜忧参半。

经历了上述几个阶段的教研室，在面对未来的规划与选择时，以我这样的“外人”看来，并不那么清楚，反而是多少有些迷茫。

[1]梁威等。回顾历史把握机遇开创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A]。梁威主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新时期教学研究工作的继承与创新[C]。北京：同心出版社，2003：4。

[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443。

[3]1992年小学教学大纲规定小学开设社会课，1993年实施。此前小学分别开设历史和地理课程。到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社会课与思想品德课合并，小学1—2年级开设品德与生活课程，3—6年级开设品德与社会课程。

[4]关于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见（教基[1990]013号）

[5]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全国省级教研室主任会议纪要》的通知（教基厅[1993]14号）

[6]《关于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见》（教基[1990]013号）

[7]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全国省级教研室主任会议纪要》的通知（教基厅[1993]14号）

[8]梁威等。回顾历史把握机遇开创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A]。梁威主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新时期教学研究工作的继承与创新[C]。北京：同心出版社，2003：5。

[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主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5。

[10]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工作年报》2003，第154页。（内部资料）

[11]参见http：jys。zjedu。，2006-02-10。

[12]参见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工作年报》，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等。（内部资料）

[13]始终没有在正式文件中查到这样的文字，但这种说法绝非空穴来风，本人曾经在不同地区和级别的教研室的教研员那里听到他们提及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