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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眸（第2页）

第一，凯洛夫《教育学》理论本身具有科学性，部分地揭示了教育规律。凯洛夫《教育学》系统地总结了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经验，同时也批判继承了教育史上许多进步教育家的思想。许多理论对于系统做好教育工作，是有规律性的。顾明远先生认为，“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翻版。中国解放前自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以后，一直受到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所以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在刚开始的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尚有抵触，后来一看，和原来的一套也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很容易就接受下来。”尤其是凯洛夫的教学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它像“工作手册”一样，可以让多数新入职的老师快速掌握教学的技巧，按照它的做法，可以使教学质量在短时期内得到提高。

第二，当时我国的状况与苏联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计划经济”等相似的国情，加上苏联的教育经验与我们有相似之处，使得国人很快就可以接受甚至是全盘接受了凯洛夫的《教育学》。在当时有这样的认识，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走上这条光明的大道”。

第三，国家制定的“以俄为师”的政策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一边倒”政策，在文教政策上“以俄为师”，比如，有评论认为“我们教育工作过去倒向英美资本主义的路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必须倒向苏联社会主义的路。这一点，难道还有疑问吗？”这种自上而下的学习方式，使得苏联的教育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流传。

第四，学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热情高涨。在“全心全意学习苏联”的浪潮中，学习者充满热情，视凯洛夫《教育学》为圣典，虔诚学习。1957年凯洛夫应邀来中国讲学，与凯洛夫会面或参加听报告的人数共约1。5万余人，他的讲演稿、访谈录以及国人对他在华的回忆录等也纷纷发表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共计十几篇，当时有人发表文章称凯洛夫是“我国教师人人喜欢的‘教育学’的作者”，他的演讲富有“珍贵的启示”，他的“‘教育学’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一本教育学”。如此高的学习热情，缺乏了理性的思考，必然会走弯路，以致出现了“要搞什么工作了，就找凯洛夫”的滑稽事情。

三、困惑的反思

梳理已有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1949～1957年间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历史，大多是从回顾与反思角度对如何更好地借鉴域外理论进行了剖析，同时为今后的学习和借鉴，避免走回老路提出了警醒，对现今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指导价值。外国理论在我国扎根且影响深远，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西方教育理论的借鉴与发展在现今仍是我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回顾那段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历史，有几个理论上的疑难。

首先，政策推动力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孰轻孰重？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迅速传播是国家政策层面积极干预的结果。这个传播和学习过程不是一个渐进、融合的过程，而是国家强制推行，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求真务实的理性态度缺失，而缺失的原因则在于过分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取舍教育理论的优劣。许多研究者提到了意识形态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命运密切相关，它的大起大落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疑问随之产生，政治因素在哪些方面、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凯洛夫《教育学》的传播？凯洛夫教育理论如何才能取得其合法地位？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意识形态的推动并不能取代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如果只知道结论说该理论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进行，必然会掩盖了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政策要求或采用某些做法，在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并按照倡导的方法进行教学，必然会出现偏差。从现在新课程的理念推行上就可以看出，实践中的执行状况并不符合原先的设想，即使在表面上接受，但在实际操作中，还会有反复存在。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阶段并不存在完全的相似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建设热情和学习的态度与现代人们的学习方式和态度并不能相提并论，人们的自主意识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也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外域理论与本土经验，怎样结合？

有人对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和在中国的不同命运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的命运非常短暂，没有给苏联的教育留下深远影响，为何却在中国影响深远？他把这种来自外域的理论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的现象，归结为凯洛夫《教育学》现象。对这个现象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未来教育理论的引入与传播提供了很好的警醒作用。

外域理论有其自身生成的土壤，要在他国实验并扎根，须有类似的土壤和生长环境。苏联的教育经验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相似之处使之很容易就融合于我国的传统教育之中。有学者在讨论此问题时就认为，凡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差异较大就难以吸收，例如习明纳尔（课堂讨论）的制度，本来是西方大学惯用的，能够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师生互相讨论的教学形式，但与我国传统中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形式差别很大，因此，在我国就行不通。

几十年来，不管教师是否听说过或学习过凯洛夫教学理论，很多人都在运用着凯洛夫式的教学理论，凯洛夫教学论的影响在我国的课堂上还随处可见。这就不免产生疑问，尽管有人说：凯洛夫《教育学》只是斯大林意识形态的产物，并不是苏联教育学的主流，也有论者说，我们汲取到了凯洛夫教育学的糟粕，但是，为何这些“糟粕”在这几十年中还随处可见，并且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最后，理论本身与学习理论的活动，合而不同。

苏联的教育学是苏共中央采取措施纠正教育中“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苏联教育改革的经验总结。产生于教育经验基础上的苏联教育学，部分地揭示了制度化学校教育的基本规律，是现代教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成果。我们学习苏联教育学，对稳定当时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满足了我国对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需求。而学习过程中热衷于教学方法等实用部分却忽视教育原理的学习，学习过程既存在忽视苏联教育学本身的不足，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又存在照搬照抄的机械主义缺陷。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忽视对其他国家教育经验、祖国传统教育经验和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继承借鉴，学习视野褊狭，这也是学习苏联教育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从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主张来看，苏联教育学难免带有历史局限性，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而我们在学习、移植苏联教育学的过程中，“全盘照搬”“偏听偏信”的错误实不足取。苏联教育学对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负面影响，是苏联教育学本身的负面作用还是由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偏执态度造成，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需要仔细辨明和研究。只有将两个方面分析透彻，才可能看清楚苏联教育学在我国的历史，才能还原历史，“他山之石”才可能“攻玉”。

正如前面所述，研究凯洛夫在1949～1957年中国的历史可以为我们现今学习外国理论提供借鉴。凯洛夫教育学理论本身的科学之处与不当之处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分别对待？凯洛夫教育学在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一波三折的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应该以什么标准来选择外域理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60余年来学习他人的成果的经验与教训？有许多问题值得去分析探讨，“以古鉴今”，认真分析历史，对待历史，目的就是不要再走已经走过的老路，已故北大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的名言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期望罗老的名言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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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转引自：周谷平，徐立清。凯洛夫《教育学》传入始末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1）：11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