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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做合一 中国师范教育中的杜威实验1（第2页）

最后一种（人数不断增长的）观点是，不少中国学者争辩道，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虽然最初源于杜威，但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更加适合中国教育的实践。[32]他们强调陶行知积极批判地使杜威的教育思想适应中国教育，成功地将教育这一工具应用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了，其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杜威创办的教育，不像杜威那样仅使教育成为让每一个学生适应其生存环境的一种工具。显而易见，他们对杜威在个人、学校和社会间关系的解释是狭隘和误解的，但是，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已经证实了，杜威对陶行知思想的影响是积极和强有力的。

杜威思想在晓庄师范学校的试验（1927—1930年）

在陶行知的一生中，他依据杜威理论，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实施了许多的改革。但是，他最著名的——（陶氏一生工作的巅峰）——试验则是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创造。陶行知最初想象晓庄师范学校是杜威哲学的一种延伸，是一些杜威想要比在杂志上用文字表述的，更令人鼓舞，更有效的东西。从其在早先发起的大众，或平民教育运动的奋斗中，陶行知明白了这种努力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但是这种努力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比他和其他许多教育者所期望的，要来得缓慢和有限得多。鉴于中国是一个以农民和乡村为主的国家，陶行知开始将其注意力和精力转移到这一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细胞上来了。[33]晓庄，一个在南京郊区的贫穷农业社区，为陶行知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所。原来，该村叫“小村庄”，为了一个巨大的全国范围文化复兴计划，陶先生将其改为“晓庄”，希望该村能有一个全新的开端，一个崭新的黎明。“如果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那么，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4]

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了。当时，只有13名学生，10名教职工，没有正规教室和教学设备。学校生活维持在最简单可能的物质水平上。仅有的栖身处就是帐篷，学校日常的大部分零星工作均由学生来完成。学校的主要目标是两个：一个是培养教师，另一个是“晓庄”的重建。陶行知强调师范教育的目的是使接受培训者，有“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农夫的身手、艺术的情趣，以及改造社会的精神”。此外，他还积极主张和要求学生与农民交朋友，积极参与晓庄的社会和政治重建活动。那些未来师范生在被录取前，要么是初中毕业生，或者是高中毕业生。学校要审查所有报考者的学习和考试记载、他们实际的农作技能，或木工技术。此外，每名考生面试时，都要作3分钟的演说。一旦被该培训计划录取，受训者要通过参与乡村中心小学的办学，来学习办乡村学校。该中心小学是“晓庄”为当地农民的孩子们开办的。当晓庄师范学校扩大其规模时，为学前教育的培训，它建立了4个幼儿园；为基础教师的培训，建立了8所初级和中级学校以及成人教育的夜校。

学校课程有五部分内容组成：①在中心小学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工作（包含汉语课、数学课、公民素质课、健康课、自然课、农作课、游戏课和娱乐活动）；②在中心小学分校，以及中级学校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工作：③改造自然环境的教、学、做工作：④改造晓庄社会环境的教、学、做工作（包括在乡村地区进行调查、大众教育、合作组织、为农民开展文娱活动，以及管理中心小学）；⑤照顾自己的生活技能。[35]很明显，学校所有领域里的主导教育方法是“做中学”。学校鼓励和指导学生，通过周围社区的实际活动学习教学和参加社会生活。

除了在乡村教师培养方面倡导探索外，这一师范学校还被设计成一种新型学校的典型。该校是为完成遍及中国的乡村重建服务的。一旦进入这一乡村社区，晓庄师范学校便成为了一切政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陶行知概括了学校将遇到的挑战的种类：

村中的荒村地都开垦了吗？荒山上都造林了吗？村道已四通八达了吗？村中人人都能自食其力了吗？村政已经成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活动吗？[36]

学校建立了医院，并派训练有素的护士负责；还教农民学习文化和农业技能。学校还为防范盗匪组织了自卫团，并为大家提供军事训练。来自学校的学生通过强制和规劝的方式，将村里的茶馆改造成了社会活动中心。村里禁止赌博和吸鸦片，该校的未来师范生还组织讲课和开展文娱活动。此外，学生还参加村里的决策过程。例如，当供水发生问题时，学校建议举行村民会议。陶先生称之为“水消费问题的教、学、做村委会议”。推举一位青少年主持会议，一群学生组成顾问团参加会议。经过民主的讨论和投票后，获得一个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和农民双方均通过开此会，学习解决问题。[37]这样，晓庄师范学校已远不止是一个教师培训中心，它将其影响全方位地扩展到了晓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正如陶行知自己所观察到的那样，学校打破了生活与课程之间的界限，填平了学校与社会的沟壑。[38]作为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案，国家重建和发展的康庄大道，陶先生的晓庄实验——完整地、创造性地推行了杜威的思想——是非常成功的，树立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榜样。因此，晓庄师范学校仅在3年内，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使其入学注册人数达几百人。晓庄村本身与学校一起改进了生产，提高了生活和教育水平，增长了经济，增强了安全感。[39]

在总结晓庄试验的经验时，陶行知提出了教育与生活之间关系有三个历史时期的主张：

第一时期，生活是生活，教育是教育，两者是分离而没有关系的。第二时期，是教育即生活，两者沟通了，而学校社会化的议论也产生了。第三时期，是生活即教育，就是社会即学校了。这时期可以说是开倒车，而且一直开到太古时代去。因为太古的时代，社会就是学校。这一时期，也就是教育进步到最高级时期。

陶行知认为杜威有关学校即社会是第二时期的产物，它自己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则是第三，或更高级阶段的自然产物。事实上，在1928年访问苏联后，杜威自己意识到他的理论的局限性。在苏联，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本人的某些观点，如“教育和社会之间有着显著的本质联系”似乎已得到了全国范围的证实。杜威（1929年）在其访问苏俄印象的一书中，开始更加仔细地阐述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转换。

“俄国教育当前形势足以使人发生这样的想法：只有在一个以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中，教育改革家的思想才能适当地付诸实施”。1929年陶行知在认识到杜威的这些转变时说：“自他从俄国回来后，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已经不是‘教育即生活’……假如杜威先生在晓庄，我想他也必主张‘生活即教育’。”

杜威从未有过机会访问晓庄，但克伯屈却在1929年10月访问了晓庄。他所见到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晓庄的教育充满了活力，也非常实在。学前班的儿童甚至还办了一个小农场，他们在那儿饲养着自己的动物，栽种着自己的植物。从非常小的年龄起，就开始培养其学习的兴趣。[40]克伯屈理解和欣赏他原来的学生陶行知在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正如后来吴俊升所评论的那样，在扩大杜威影响的贡献方面，能与陶行知媲美的只有克伯屈。由于陶行知不得不在中国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创造性地将一个外国哲学家的教育梦想，真实地移植和实施到自己祖国土地上，因此，他的成就确实是无与伦比的。[41]

1930年，由于国民政府认为晓庄师范学校是个威胁，所以它被国民党军队查封了。陶行知只得暂时离乡背井逃往日本，但他又很快返回了中国。在其生命继续存在的15年里，他在中国其他地区，创办了更多的教师培训计划和乡村学校。不论怎样，正是在晓庄，陶行知感到此前此后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更能履行他的职业使命。[42]在他逝世时，遵其遗嘱，将他个人一切财物都赠给了晓庄。最后，根据他自己的意愿，陶行知被安葬在离晓庄师范学校不远的晓庄村。

今日的晓庄师范学校——相同点与差异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教育发展的第一批项目之一，就是重新开办晓庄师范学校，保证提高师范教育，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实现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但是，在整个50年代，陶和杜威的教育观念被抨击为资产阶级的改革，学校也受到了批判。因此，在实施陶的教育思想方面收效甚微。接着，1966年至1976年的“**”，使晓庄师范学校和中国其他学校一样，都陷入了混乱和停顿。

自1976年以来，特别是8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后，晓庄师范学校已能自由地发展，不再受到过多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干预。如今，它是南京四所师范学校之一，为城乡学校培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则由师范学院和大学培养）。它有2000名学生，其中大多数都是初中毕业生，学习三年后获得毕业证书，使其具备在国立小学教书的资格。在学校实地访问时，特别洁净、风景优美的校园、热情友好的行政教职员工，以及一群年轻、热情、快乐、未来的师范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校的正规组织和课程与中国其他师范院校似乎并无两样——他们都遵照执行国家教委颁布的指导方针和教学大纲。不同的是在教室和大楼墙壁上，随处可见陶行知的画像和手迹，不时地提示着人们有关他的精神和思想。

1980年以来，中国人民最主要的目标一直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教育被认为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而师范教育是教育基础的基础。自然地，中国的教育家已转向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直接来自于杜威），将其当作一种社会变革的方式，以其作为参考和支持。他们已研究了晓庄师范学校的实践并把它作为示范。为了达到国家的高标准，学校自1987年以来，一直推行着一个称为“实践陶行知的教育师范思想”的改革方案。

这一改革的焦点在于贯彻陶行知的师范教育中“教学做合一”的原则。首先，学校已设立了一个共同决策的组织机构和民主的管理程序，它鼓励所有师生员工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校长仍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力，但是师生们越来越有对学校事物的管理和监督发言权。其次，学校重新设置了课程，以摆脱中国传统教学模式，即“注重课本、死记硬背和学校核心学科专业的考试”。新设置的课程包括四个部分：（1）核心课程，包括德育、学校各学科专业、教育基础和教学法；（2）选修课（大约一周两小时），包括美术、音乐、自然、英语、古典文学欣赏和职业技能；（3）在中心小学的教育实践中，着重于培养实习生与指导教师之间真诚的关系、专业的培养和职业社会化；（4）课外活动，包括专题系列讲座和兴趣小组。学校特别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而这些活动在中国大多数师范培训项目中并不多见。

学校的指导也越来越认同“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例如，教育基础课经常是在中心小学上，而学生通过当职业教师，处理实际的教育问题，来发展他们的专业知识。正是陶行知决定称它为“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母亲，不是师范学校的儿子。陶行知意识到师范教育中课程安排与学生实习的脱节，所以他提倡和发展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师范教育。

晓庄师范学校的改革，为培养未来的教师，已经创造了一个分为三级的学校网：在本地100多所合作学校中，学生们可参加已选择的那些学校和假期活动，进行调查和实践；定期安排师范生去附近社区的十八所示范学校；还有四所中心学校（其中三所是新增的）作为学校的职业社会化和教育调查的主要基地。在某些方面，中心学校与美国师范教育改革中的职业学校或示范学校极为相似。[43]两者都是在以认定学校为咨询和教师培训中心的基础上创立的。

被采访的师生们都认为，“实践周”已经增强了学生们的自治感和自信心，培养了他们对自己班级和学校的主人翁精神，加强了学生们为普通大众服务的责任感，促进了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之间、校内与外界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健康良好人际关系。在一次对学生的调查中，95％的答卷者要求继续“实践周”活动。该项目已因成功地采纳了陶氏思想而受到欢迎，并且已给全国其他地方推荐了师范教师。

晓庄学校改革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强调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根据杜威的进步教学法，陶行知提倡了六大解放——学生们的头脑、手、眼、嘴、空间和时间，学校通过创造性的和真实的活动，直接与目前国内大多数学校仍采用的传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分庭抗礼。在晓庄师范学校，尽管有些学科仍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依据，如我在校园里所观察到的语言方法课程，但大多数时候学习是有趣的、令人兴奋的。例如，音乐和艺术是每位师范生的选修课。在我访问期间，我惊喜地发现了一座建造良好、获得奖励的音乐厅，那里的乐器和举办的活动，比我所知道的美国任何一个师范培训项目的都要多。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各种各样全校性的专门活动，教导学生们建立以陶氏“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为中心的重要标准和价值观。例如，学校有四个重要的年节。第一个是三月份的“创造节”，它与1927年3月15日早先建立的晓庄师范学校有关，学校鼓励学生们拿出其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去参加展出和比赛。接着，四月份学校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体育节”，学生们参加各种不同的运动竞赛项目，周围的孩子们和老年人也应邀来参加专为他们设计的体育项目。在9月10日“教师节”左右是“尊师节”，学生们向老师表达他们特殊的敬意，成就优秀的教师会受到奖励。十月底，学校会举行“金秋艺术音乐节”，此间，学生们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演出和展览。每个节都有一个主题：“创造节”的主题是智力发展；“体育节”的主题是身体健康；“尊师节”的是道德品行发展；“金秋艺术音乐节”是艺术欣赏及发展。四个主题与中国教育的四个目标紧紧相扣。学校鼓励学生们通过这些活动，得到全面发展并从其中得到更多的乐趣。遗憾的是，在大多数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师范院校很少看到这类的活动。

早年晓庄师范学校与今日的晓庄师范学校，在学校与外界社会的关系上，存在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周围环境的城市化。在我实地访问期间，我无法找到一个“乡村”，或“茶馆”，或与一个“农民”谈话。学校建有大门的进出口和被围墙围住的校园，看起来与中国其他师范学校没有什么两样。校内外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命运和身份。我了解到，在一些农村地区，陶氏“社会即学校”理论更为正确些。在那些地区，师范学校或试验学校是为了师范教育和乡村教师进修而设立的，这正好完成了晓庄师范学校最初建校时的任务。

幸运的是，实践陶氏教育原则，已不再只是晓庄师范学校的一项试验或改革尝试，它已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教育改革运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晓庄师范学校已多次成为师范教育研究和改革的全国会议的场所。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有些甚至来自国外的教育家、专家，均来该校和陶行知纪念馆参观，并从中获得启发，发展更加民主的和以实践为基础的教育试验。

晓庄师范学校要求所有的师生都要学习陶的理论。学校图书馆里有五百多本有关陶的书，学校还编辑了一本教材，题目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并要求每位学生阅读这本书。但是，学校不要求学生或师范教师读杜威的著作。学校图书馆里只有几本杜威写的书——《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学校与社会》（1899年）和《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已全都译成中文）。虽然图书馆还有一千多册关于教育理论的图书提到杜威的名字和著作，但读过这些书的学生并不多。在校学习的第三年，学生们必须学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这门课。该课程只对陶行知和杜威的比较作了简要的介绍，而着重讲述陶是如何批判地、创造性地将杜威的理论行之有效地运用到中国。因此，在这个阶段，学校并不要求学生去阅读杜威的原著。教育家们和学校的行政人员仅仅认为学生们没有必要阅读杜威的著作。有人告诉我，对于年轻的师范生来说，杜威的著作太难理解了。另外，对从事西方哲学和教育理论研究的人来说，仍有可能是一种危险。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该研究很容易被贴上“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标签。尽管这种运动已不是那么频繁，但仍时而有所发生。比较陶行知和杜威的思想是专门留给专家们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其他培养教师的院校，包括地位更高、名气更大的师范学校，情况也是如此。当陶行知还是一位师范教师时，他总是使用杜威的原著作教材，因为他不惧怕支持他认为正确的事物，同时他真诚地希望杜威的思想能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教育和民主。即使在他改变杜威的思想，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之后，他对杜威和美国民主的钦佩也从未减弱过。就在他去世前写给杜威的最后几封信中，他仍然向杜威请教从美国的教育和政治经验中所得来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杜威“是一位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位能理解中国最大需求的朋友”。

与陶行知所受到的英雄般的待遇相反，当中国的教育家迫于回答，有关杜威思想及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类问题时，他们仍保留一种既矛盾又不情愿的态度。当陶行知得以自由、完整地将杜威的哲学移植到晓庄师范学校中去时，他的改革努力威胁到当时当权者和社会的标准，学校不得不在开办三年之后停办了。在现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师范教师们明显地为杜威哲学中的改革思想所吸引。但许多教育家（包括我在晓庄师范学校遇到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仍然错误地理解了杜威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认为它可能导致纪律的涣散、教师缺少尊严、学校缺乏严谨教学学风。结果，初创时期的晓庄师范学校在陶行知指导下，根据杜威教育方法在中国教育中的实施，除了曾有过辉煌的三年试验外，一直经历着曲折坎坷的行程。杜威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是间接而又不引起关注，其中大部分则是通过陶行知教育思想表现出来的。

结论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派生于杜威思想前提的学校和社会，教育与生活，以及进步教学法。然而，为使这些思想符合中国现实实际，陶行知对其加以了改革，以适应中国的挑战和需要。因此，这些思想与美国的不一样。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的试验，使其成为了杜威理论在中国教育和社会中最具创造性阐释和最富想象力实施的榜样。在乡村级的水平上，陶行知成功地将教育和社会、政治机构在一种宽松的民主政治环境中加以统一。该试验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分水岭，因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象征了它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彻底决裂。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从晓庄师范学校中露出了中国新教育的第一缕曙光。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目前的晓庄师范学校已经成为在中国发展民主、基于经验和注重社会的教育策源地。通过细心地实施陶行知的教育原则，杜威的思想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国师范教育中盛行。无论成功与否，晓庄师范学校的经验应该启迪和有助于全世界教育者及研究杜威的学者们。我这儿的一位同事看到陶行知和“晓庄师范学校”的名字时，非常疑惑不解地问道：“（在美国）谁会注意他们呢？”对此，我应该用我在南京陶行知纪念馆得到的杜威给陶行知的一封亲笔信中的最后几句话来回答：“现今的世界联系得如此紧密，使我担心他们将不能在这个国家长久兴旺，除非民主目的和方法在全世界都已得到确认。”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杜威所关心忧虑的，我们都应该关心忧虑。

[1]原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96年。

[2]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初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3]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传略》，北京，中国陶行知基金会，1985年版。

[4]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5]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899年版。

[6]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传略》，北京，中国陶行知基金会，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