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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1（第2页）

不管是谁做的这些文章，其基本原则和那些为自修大学起草的人几乎相同，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五年前在长沙成立的——除了1927年，添加了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先决条件。在那些先决条件之外，两个版本显然是植根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20年代对现代教育的批判的土壤之上的。

梁漱溟的保守文化

和陶行知一样，梁漱溟试图在正规学校系统之外寻求教育改革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尝试使用教育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改革。也像陶行知那样，梁漱溟的解决方案与后来的一些共产党人士是相似的，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杜威原则的。[21]在20世纪初，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加入了一个由自学成才的年轻佛教学者和哲学家组成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学的人。没有记录显示他曾经用中山装换取了一个农民长袍，但20年代初，梁漱溟开始探索中国士气低落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根据梁漱溟的观点，以前的改革成果是一批为了获得财富与权力的知识分子通过模仿西方得到的。然而他们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破坏了中国文化的根，财富和教育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正受到破坏。特别是他指责新的西方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教育人民去追求另外一种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22]

梁漱溟认为新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是最差的，因为传统教育的弊端仍然存在，而好的观点却被抛弃了，并且西方恰恰是失去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旧的教育权威起源于道德价值观念与政治领袖的双重作用。新的教育家忽略了旧道德，知识分子变得自私、奢侈，以追求利益为目的。他们的目的在于保留他们的特权精英地位，但是却缺乏正直感和责任意识。此外，并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那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渴望成为官员。也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中国知识分子还保留了以前知识分子不参与劳动的毛病。此外，梁漱溟预计就如西方那样，中国的社会不久会分为两个永久世袭的阶层，因为这个新的教育体系是如此的昂贵，以至于只有那些有钱的人才能消费得起。新的教育疏远了人民大众与精英的联系，也疏远了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即便是农村的孩子在新的教育中失学，他们也希望继续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就如农民一样，在针对每一个受调查的农民中，梁漱溟批判了为城市而定位的新学校课程，也批判了个人风格西化了的教师。

然而，梁漱溟更进了一步，认为新的教育制度对任何人都没有作用。他还批判了中学教育和高等技术培训机构，主要是因为前者缺乏实际操作技能，而后者则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即使在农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在以后的工作与学校学习的是不一致的。梁漱溟最终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实际是完全无关的，他呼吁学生停止使用外国的教材，因为这些教材并不能有助于中国的迫切需要，应该调整研究专注于应用科学。[23]

相反，梁漱溟热衷于陶行知的试验师范学校项目和转向以农村重建为重点的观点，这些观点在1931—1937年被广泛地应用在山东省的邹平县。梁漱溟方案的核心是山东乡村重建机构，这个机构训练他成为具有新风格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但他认为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是培训个人而是取代当地的政府以及实现社会的振兴。在1933年以后，他的这一目标最接近实现，当时中央政府在江西农村寻找可以和共产党的成功相匹配的替代方法——给予行政自主权并将其作为进行重建项目试点县。这个机构被赋予县级人事任命的权力，次一级的农村政府也改革成为符合梁漱溟观点的村各级行政机关。

实际的教育课程是通过学校反映梁漱溟的批判正规学校系统得来的，农村小学强调有关乡村生活和特定的职业要求。但是尽管这些都是源于梁漱溟的计划，梁漱溟的农村重建学者不同于老的思想呆滞的学者，这些学者的权利都是来自行政方面。[24]

然而，就如陶行知在江苏省的实验一样，梁漱溟很快发现他所希望的教育理想被那些无关紧要的教育系统所取代。因为与当权者关系的矛盾，陶行知与梁漱溟的教育看起来都是失败的。每一个改革者，出于个人的原因，都试图避免直接与政治相接触，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分散政府的影响力和进行道德劝说来间接改革政府和政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没有当权者，他们不能获得财力，也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因此他们还得依靠最高的中央政府的保护和当地官员提供的资金。梁漱溟的实验最初是通过山东军阀韩复渠的赞助得以建立的。1933年以后，正因为高度的怀柔政策受到共产党和后来日本方面的联合威胁的鼓励，这项实验得到了推广。在日本入侵中国和韩复渠的部队撤出山东之后，1937年，梁漱溟的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

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

在外国和中国的政府官员中，晏阳初是最有影响力的农村改革者，并且保持了中外最紧密的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的兴趣转移到农村后，徒劳的扫盲运动明显地变得毫无意义。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定县实验已经成为抵抗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四项危机的一个项目，这四项危机是：愚、贫、疾、弱，另外两个实验区在日本战争的干预前分别成立于湖南和四川。国民党政府撤退到西南后，1940年在重庆附近重新成立了一所农村大学，以培训年轻人为农村服务。[25]

晏阳初和他的同事所探索出的准则依赖于最初领导的开明的知识分子，依赖于富商和政府种子基金所做的贡献，依赖于当地知名人士的合作。方案在顺从适应方面回避了对外国模式的“奴性复制”，把重点放在当地的需求和能力上。

晏阳初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战争期间前往美国，在一次采访中同作家赛珍珠讨论了他的工作。尽管他采用了温和的语句，但是晏却露出了典型的改革家们对于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情绪。关于政治，他保留了最初的本能，正如允许平息一下而变得超然。他担心妥协，即意味着失去完整性，失去进行实验的自由。但是随着他的运动的发展，从三个方面对民事重返社会进行了假设，即有效的地方政府，当地和国家的参与，最终甚至国际政治也成为维持成功的先决条件。[26]

至于来自于外部的对晏阳初工作的威胁，赛珍珠写道，“从他的谴责中挖苦了那些固执己见，脱离人民大众的新旧知识分子。”他分享了相同的知识分子的观点，直到自己在法国觉醒，在那个陌生的环境中，他突然意识到了“人民的疾苦”。随后，他得出了他一生所有工作的结论：“那些学习的人们只为自己而学，却不知道把学到的东西与别人分享。”[27]他还谈到了在外国进修农业和农村经济博士学位的实际困难，即如何把知识转化为简单的成果，比如种卷心菜或者经营合作社。定县大约三分之一的外部人员最终放弃和离开了。[28]

在1931年，也没有给国际联盟使团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它批评了不协作的个性化传统和改革者一贯执行的实验项目，指出了定县浪费稀缺资源的例子。国际联盟使团注意到“巨资”被白白浪费掉，而“实际上只取得了很少的工作”。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主要的批评没有涉及为正规学校体制之外的人们开展的识字运动，但却批评了制度本身，这是具有讽刺性地延续文盲！农村小学不能有效地分散，县里只有53%的适龄儿童在上学，和山西省相比这个比率还是较高。[29]

江西农村重建

最后一次的农村教育重建项目是由国民党政府发起的。1927年，蒋介石率领胜利军北伐到长江流域并与共产主义盟友反目为敌，同年他结了婚组建了一个富裕的中国基督教家庭。工会的宗教影响不会立即显现，因为20世纪20年代反基督运动是一股潜在的权利争夺力量，国民党在胜利中没有推翻这种力量。相反，新政府迅速迁移建立对外商运营的民办学校的官方控制和宗教机构。这些举措的普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持续不断的排外和反基督教的骚乱中尤为明显。

然而，蒋介石在1931年，皈依基督教。两年后出人意料的是他在社会主义革命被镇压时要求基督教传教士在江西省开创农村重建工作。显然，这是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考虑的干预，因为政府在1934年为一个伴随着广为人知的新生活运动得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承担着责任。新的官方组织对基督教继续持容忍态度，以由新西兰裔美国传教士乔治·谢菲尔德在江西利川县指导新农村建设试点项目为标志。然而随着项目的启动，所有熟悉的主题都出现了。

江西农村重建的灵感来源于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日渐关注，因共产党成功地开发农业而使重建工作加强，这不仅成为了北伐战争中国民党的同盟助手，也成为了在江西的敌人。但外国人似乎认为这种挑战比国民党的赞助更加刻骨铭心。谢菲尔德在1934年提出了“基督教徒的唯一道路和共产党行进的道路一样——热爱穷人”这样的假设，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他的实验。他的主要问题是要找到愿意充当仅仅为了生活开支的共产党角色的中国农村重建工作者。[30]

外部的专门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本地几乎不存在。谢菲尔德被最初的反应所鼓舞。他担保与几个基督大学合作的承诺。两年后他的乐观信心被消磨殆尽。志愿者来了但没有留下。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在如此落后的地区致力于工作。在这里，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没有充当先锋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改革的障碍。在1931年，他谴责了基督教学校灌输给学生的对于城市的偏见。五年后，在他的利川经历后，谢菲尔德赞同国际联盟顾问的观点，这个顾问批评教会学校“培养一批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其中大部分都拒绝成为农业文明的一部分，也不愿意为隆起的农民工作和牺牲”[31]。

与政治的关系上，谢菲尔德最终接受与政府合作。在本地，上学不能被强制执行或者项目资金免受贪污，直到盟友被任命成为地区政府领导。虽然私营机构没有足够的权力协调和实施像农村建设这样大规模的项目，在江西认同政府是要遭受被失败连累的风险的。这种风险已经植根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决心，以避免军阀式的政治活动，这种决心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增长开始受到侵蚀。随着共产党人成为了头号公敌，其在江西的记录重新对风险进行了定义。

国民党开始的复原计划似乎具有所有成功的必要条件。最初被留作基督教农村建设的十几个县成为了由10个政府创办的农村福利中心的地点，每个县为发展，其员工在四个领域进行培训：教育，农业，农村合作和健康护理。政府基金似乎是足够的，联合国顾问联盟给予必要的专家鼓励，基督教第一家庭在当地居民和受同情的外国人中进行必要的宣传。但在两年内，后者遗憾的注意到和对推动农村改革比起来，当地的精英似乎对恢复原状以及重新获得被征用的财产更感兴趣。[32]

多年后，一个曾经在福利中心担任过首席执政官的江西农村福利服务院的员工发布了在1936—1937年收集的调查数据，并总结了特别涉及教育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该调查包括10129户，46210人，这些人来自于康复计划所有的10个县中选出的214个村庄。大多数的家庭，62%以农民为首。17%以熟练和普通劳动者为首。9%以商人为首。在所有被调查的人中，只有22%（8700个男人，1100个女人）受过教育。但是，“扫盲”显然仅定义在上学方面，据报道，有文化人中约有3000人接受了一年或更少时间的学校教育。只有7。5%接受了6年以上的正式教育。[33]

洛克菲勒基金会

鉴于当代的情形，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5年和1943年投资近2亿美元，试图弥合不断缩小现代知识分子的专长和每个人对农村对象的意图之间的差距。这种新方法，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由基金会副会长戈恩（SelskarGunn）发现的主要担忧关切的问题。他发现十年前提出的持怀疑态度的问题已经确定达成了至关重要的共识。如果有的话，同样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不断加强，然而这种批判已经有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戈恩的主导印象是一个冲突：在当时存在的明显的西化倾向和对那些具有相同倾向的锐利的批评态度之间，这些倾向是西方受教育人持有的并且明显坚持的。[36]

考虑到他在中国发现的重要共识，戈恩评判了教会学校平庸以及其重要性下降的标准。他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评判也是同样的严厉，自从1913年它就接收了洛克菲勒在中国投资的大部分。尽管现代医学引进了高标准，戈恩宣称成果和投资相比是不相称的，因为其传统的方法在解决中国的真正的医疗和公共健康需求上是不能胜任的。

然而，戈恩对教育和留学归国人员最严厉的批评却是保留的。国外大学的学位在中国被视为通向学术职务的一张门票。能力和效率是次要的。大多数洛克菲勒奖学金受助者一回国就成了难民。因为已不完全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所以他们无法使自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们在其曾经受训的领域中也不能做出任何贡献。然而尽管这些缺点广为人知，担忧的中国人却不敢说出来或者没有权力去影响必要的改革。基于这种批评，基金会重新定向，将它的支持力量远离了教会学校和出国留学。新目的是发觉中国现存机构的优势，同时使得他们重新适应实际应用，特别是需求最大的农村地区。[37]

共和时期教育的发展和遗产

这就是国际联盟小组准备其评估的环境。通过重审我们确定小组的免责声明（大部分是批评）已经被中国的教育者表达了。但是从他的某个时间点上的横向观点出发，国际联盟小组叙述所不能做的，是衡量中国批判的深度和意义的标尺。事实上，所有的纠正方式都已尝试：从城市大学和中学的课外活动到大量的扫盲运动和农村重建。然而，所有纠正的方式都尝试过了，从城市大学和中学的课外活动到大规模的扫盲计划再到乡村重建。尽管在批评中有一致的共同标准，他们的解决方案总是不同和不协调的。他们的发展也没有超出试点项目阶段（除了短暂地在共产党边界地区，下面一章将有介绍）。目标始终是产生一个完满的工作模型以更大的规模来模仿，但是实验却具代表性地建立在正规学校系统之外并且也几乎影响不到学校。零散处理的做法好像来源于中国对教育基金和管理的承担个人责任的传统——本身是令人钦佩的，但对于建立一个现代大学教育系统完全是不足的。

这本质上是相同的教训，总的来说，破坏新文化运动的信誉。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胡适在文化和政治改革之间的辩论。这两个新文化领导人很快在这个问题上持相反的观点，因为陈独秀和毛泽东一样认为文化改革只能从与敌对势力持有者的直接对抗中取得，这也是一种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观点。相反地，胡适继续支持文化改革作为建立民主态度和机构的先决条件，直到他看到他的运动被当时的政治潮流所淹没。[38]

然而进一步破坏新文化自由者的前五四假设的是后五四教育改革者的政客和军国主义不是他们唯一对手的意识的日增长。军阀和国民党可能立即对将要关掉的个人改革项目和暗杀一些改革者负责，教育部门和他的官僚机构可能对整个系统的失败负责。但他主持的系统是知识分子和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事实上，正是教育部门的职员享受着政治支持的回报或多或少地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建立的这个体系，是那些支持全国教育系统重组的人反映了学生回国的需求。然而，都会产生相同的基本特性，似乎与他们挑起的争论互不影响。

整个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1927年以后，受过国外教育的人垄断了所有的领导行政和学术职务，包括教育部门，省教育局和高等教育。无一例外地，最负盛名地，不管是政府行政还是学术界都由留学归国人员担任而不是中国毕业生。前者回国后，聚集在国家权力的周围：1927年前在北京，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后在沪宁地区。[39]

“关键共识”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得到发展，最尖锐的批评包括一些归国学生，而个别改革项目的失败通常可以追溯为政治军事的原因，因此不应该去掩盖争议的全部背景。陶行知和晏阳初受到赞誉，因为他们是例外的，而不是它的代表。他们不得不在由归国留学生创建并维持的正规教育系统以外建立他们的实验，因为没有地方容许这些创新。因此成功不仅被反启蒙主义政客和军国主义者所破坏，也被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胞所破坏。由于那些阻力，他们可能没有按照当时的批判来改革体制，他们甚至都没有一个政治自由的环境来进行。

（于洋译）

[1]原载苏珊娜·佩珀：《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关于新教育运动”，参见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