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行动的——“行动是主导的生活。”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中读书。“人类与个人吸取知识的妈妈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
(3)大众的——“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作小众教育。大众只可在生活中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并且大众必须联合起来,才有生活可过,才有教育可受。”
(4)前进的——“有生活即有教育,但同在一个社会里,有的人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落后的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
(5)世界的——“学校里既不许我们大众进入,那么我们只有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公园、乡野、工厂、店铺、监狱、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教育我们自己的场所。那么,我们失掉的是鸟笼,而得到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
(6)有历史联系性的——“第一,人类从几千年的战斗中所得到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体的生活联系起来……第二,为着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困难……”
陶师对生活教育的原理,除了提出以上的解释外,还给予我们以生活战斗的武器,即生活教育的方法——“教学做合一法”。
在教育界中,从前只有教授法的名称,先生教,学生学。“教”是属于先生的专业;“学”是学生的本分。先生耻于言学,学生不敢说教,于是教学便分了家。因此,教不根据学生的需要,学不根据生活的需要,只以书本为转移。
陶师于民国七年在南高师的校务会议上,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但因阻力太大没有通过。
民国十一年颁布新学制,陶师“教学做”的理论已经成立了,但是“教学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他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若“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于是可见,“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早告成立。
“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均以做为出发点。比如,“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如,“为种稻而讲解,讲解也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先生拿做来教才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才是真学。”“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先生教什么而找参考书,学生学什么而找参考书,此之谓用书,而非死读书、死教书,亦即非以书本为转移了。
上面略谈了晓庄教育的革命理论,现在再来谈谈晓庄的环境和生活实况。晓庄原名小庄,陶师办校后改称为晓庄。晓庄,有使村庄破晓,使村庄觉醒的意思。它仅有象征性的校门,并无围墙。附近二三十里的山区和平原,尽属学校教育活动的范围。在晓庄,分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谁是农民。全校师生都穿着短褐草鞋,有的人在田中耕耘,有的在菜圃施肥,有的在河边担水,有的在厨房烧饭炒菜;还有的人在办公室办公,在犁宫听讲,在书呆子莫来馆看报,在会议室集会研究;还有的人在民众茶园报告时事、说书、对弈、猜谜或者讲笑话;还有的人在中心小学、幼稚园指导小朋友做各种活动;还有的人上山伐木砍柴……伐木砍柴的是农民吗?不尽然;演讲或办公的是老师吗?不尽然;读书讨论的是学生吗?不尽然。我们只觉得: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师生与农民打成一片,老师和学生打成一片,生活与教育打成一片。总之,处处是融成一体,人人是满面春风,整个的北固乡充满了生活朝气,整个的晓庄呈现着毅力、活力。我们深深地感到:晓庄学校,是一个农村,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大学校,其大无比;其理想的教育之光,将放射到我国一百万个农村去……
晓庄的校舍,多数是由导师朱葆初先生设计,师生与工人一起动手建造的。以茅草为顶,以泥土做成的巨形砖块砌墙,外面抹上石灰,一色金黄的颜色。房舍分别建筑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外形各异,用途亦都不同。中外来宾参观之后,都说非常经济、实用、美观,而我们也觉得这些房舍与农民的住屋配合得很协调。我们还清晰地记得,在建造这些校舍时,都是由吕镜楼老师担任总工程师。到1928年,已建成的校舍有:犁宫(大礼堂)、桃花村(女生宿舍)、食力厅(膳厅)、书呆子莫来馆(图书馆)、科学馆、美术馆、工厂、中心小学、中心医院、晓庄幼稚园、农场。其他如浙江馆、安徽馆、江西馆、湖南馆、河南馆,均由各省捐款建成的。另外的一些是利用当地的庙宇、祠堂改造而成的。如尧化门中心小学、万寿庵中心小学、和平门中心小学、吉祥庵中心小学、迈皋桥中心小学和特约的燕子矶中心小学、燕子矶幼稚园……至于冯村和五柳村,是由当时国民党的军政部部长冯玉祥将军捐建的。五柳村是陶师的眷舍。冯村是冯部长的郊区住宅,他有时来住一两天,和我们共同生活,依然过着西北军时代的生活,毫无做官的架子。
至于教学设备,如科学仪器、体育用具、中外图书、医药器材、电化用具……都比较齐全。这些设备的来源,大都是由国内国外的机关、厂商和热心教育的人士捐助的,由专家负责指导使用和保管。
晓庄学校为了要改进北固乡的农业,积极改良品种,增加生产,并提倡畜牧事业,于是成立了农牧生产推广部。除由学校农艺组师生经常实验、宣传、指导推广外,并特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下乡协同指导,颇有成果。
为了保护师生及农友的健康,设立了晓庄乡村中心医院,为农民种痘防疫,免费治疗,供应药品。还组织卫生宣传队,向农友宣传讲求卫生的重要。医院还特聘助产护士,为农妇接生。
陶师为了开启民智,扫除文盲,又提倡“小先生制”。晓庄中心小学的小朋友本着即知即传人的教育方针,每天放学回家要教会祖父母,或父母三至五个字。陶师要次儿陶小桃教祖母认字,不到一年,老祖母也能读浅近的书报了,社会上传为美谈。后来还在各中心小学开办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并且利用一切公共场所,如茶园、民众集聚的中心地点,进行识字教育。此外,还开展各种活动,如对弈、说书、演讲、演话剧、体育活动……来丰富农友们的文化生活,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的积极性。
写到这里,我们还想说一说晓庄的日常活动。
寅会——在每天的寅时举行,盖取“一日之计在于寅”的意思。每天举行寅会时,天刚蒙蒙亮。住在农家的我们一群男生,天不亮就要起床洗漱,否则就会迟到,影响整体的活动。主席田校长、生活指导部主任或同学轮流担任,记录由同学轮流负责。寅会一开始,先由主席报告当天要做的大事,以及外面来的函电内容。每周,校长得在寅会上做一二次精辟简要的演讲。我们记得,陶师有几次演讲的题材都是涉及普及农村教育的,现简略转述如下。
(1)提倡乡村夫妻学校——陶师说,中国约有一百万个农村,每个农村的规模不甚大,有的聚族而居,村庄不大,因此学龄儿童不会太多。从现状来看,乡村小学大都是单级的初级小学,即一、二、三、四年级合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县能办十个完全小学的,实在少之又少。他说,如能照着我的理想去实行,一百万个农村,即要办一百万个乡村小学。没有建校舍的经费,可以利用乡村的祠堂或庙宇为校舍;没有设备,可以要小朋友自带桌凳。我们只要能和农民交成朋友,为他们的孩子服务,他们自会帮助你解决困难问题。教师能和农民真诚相处,学校就能成为社会的中心,教育就能发挥改造农村的作用。这样的学校,没有工友,也没有职员,校长每天处理校务、课务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校长的工作是很繁重的,最好是夫妇俩合作办学。这样,在工作上,可以互相帮助;在生活上,可以彼此照顾。因此,我提倡办乡村夫妻学校。说到这里,陶师念了他自己写的村魂歌:“男学生,女学生,结了婚,做先生。哪儿做先生?东村或西村,同去改旧村,同去造新村。旧村魂,新村魂,一对夫妻一个魂。”
这首歌词,后来由陶师的老朋友赵元任博士谱写了曲子,我们同学彼此唱和。有的同学奋志力行,居然相互找到对象,共同下乡办学,掀起了教育革命的热潮。
(2)积极培养一百万个乡村中心小学校长——陶师说,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说,说说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可就不容易了。我发起办晓庄,就希望有个好的开头。我国人口,现在大家说有四亿五千万,而农民的人数就占了85%以上。如果忽视农民的地位,即忽视建国的基础。我深信,乡村学校是改造农村的中心,而乡村学校的校长,又是改造乡村的灵魂。中心小学校长必须具备——劳动的身手,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以及改造社会的精神。
陶师每次讲话,都非常感人。我举两个实例,作为追念他宏伟的志向,圣洁的心灵。
寅会前,照例要唱几首歌。其中以《锄头歌》和《镰刀歌》唱得最为响亮。《锄头歌》实际上是晓庄的校歌,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深。每当我们唱起“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咿呀嗨,咿呀嗨,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呀嗬嗨,咿呀嗨”的时候,顿然热血沸腾,一股革命的力量便油然而生。直至现在,犁宫拂晓的歌声还在鼓舞着我们前进,每念及此,便憧憬着农村生活,似乎又置身在祖国大自然的田园之中。
寅会后,便是早操。内容有国术训练、跑步运动……各人自行选择,分组锻炼。晓庄的早操人人参加,大家非常起劲,对促进师生的健康起了很大作用。
早操后略微休息,师生便集合到食力厅早餐。陶师把餐厅定名为食力厅,意在勉励大家要自食其力。他曾写了一首自立歌:“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陶师并感慨地说:“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不但不适合社会需要,也不合乎我国的国情。最明显的事实,是教人离开乡村往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教人羡慕虚荣,看不起农民,教人卑视农村的朴实,向往都市奢靡,教读书人爱享受,养成少爷小姐的脾气,无异替社会造成高等游民。”
每天早餐后,便是整洁活动的时间。举凡庭院、场地、花园、通道、走廊、厕所、浴室、蓄水池,以及室内的打扫,无不一一地认真整理、扫抹,直到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方止。轮流值日的师生,绝没有马虎偷懒的现象,否则将在相互检查时受到严厉的批评。
学术演讲——学术演讲是在整洁活动后的两小时内进行。晓庄没有呆板的上课制度,也不完全按照书本去讲课,而是按照各组的研究需要,讲文学,讲教育,讲农艺,讲美术,讲科学,讲政治,讲乡村建设,讲医药卫生……有的科目教几小时,有的讲两三周,有的得讲三四个月或一学期。没有寒暑假,大家以校为家,乐意学校生活,自觉完成学业计划。在校讲演的人,有的是本校导师,有的是特约校外专家、教授。同学要一面听讲,一面记笔记,培养自学的研究精神和独立分析的能力。
演讲完毕,大家便干个人的事。办公的办公,读书的去找参考资料,分担校务的去处理日常工作。总之,学校的大小事务都由同学轮流担任,因为学校没有工友。例如,煮饭烧菜,买菜洗碗,担水劈柴,收发文件,会计出纳,保管仪器,管理图书,整理农具,接待来宾……都由同学们轮流分担。
每天下午,是同学们分组讨论研究的时间。每个组有一位导师指导,还经常邀请校外专家、学者来作专题指导。同学们都感到,学到的知识十分切实有用。
晚间,除守夜外,同学们都有两小时的自修时间。主要是记日记、整理读书笔记、学术演讲记录。日记互相阅读,导师看同学的日记,同学看导师的日记,同学看同学的日记,彼此批评,互相讨论。大家开诚布公,这也算是生活教育的一章。陶师说:“我们不要做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无用之人。”这些话,大家永远地牢记着,并永远地身体力行。
每个星期六下午是军事训练时间。学校只有五十支步枪,不够分配。同学们只好自制木枪,因此人手一枪。军事训练是很认真的,常常举行实战演习。有时以排为单位,分成敌我两方,攀高侦察,突击冲锋,甚至肉搏苦斗,如临大敌。有时因匍匐前进同学们的膝盖臂肘常致鲜血淋漓。
生活周会——这是晓庄别具一格的重要集会。每至星期六晚间,全体师生都得参加生活周会。周会常由陶师亲自主持,除检讨一周教学和工作的得失外,还要布置下周的教学和工作。此外,便是学术专题演讲和讨论。它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一个富有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学术辩论会。同学中有的人做过教育局长、科长,有的人干过督学、校长、教导主任或教师的。他们各有多年的生活经历和办事能力,辩论起来,唇枪舌剑,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真正做到各抒己见,毫无拘束。一个议题一经提出,往往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经过辩论,修正再修正,也很难得出结论,所以主席很不容易当。可是,陶师当主席时,冷静沉着,风趣幽默。他有涵养,有智慧,有经验。往往在错综复杂的纷争中,一经陶师分析综合,便能得出使大家都能满意的结论。陶师确实不愧为晓庄师范的创始人,蜚声中外的名教育家。
晓庄的星期天固然放假,但每个人都能过一个既愉快又颇富有教育意义的假日生活。星期天,除留校值日的师生外,均各自组织成游览小组,分赴南京各名胜地区游乐一天。有的到燕子矶,有的到雨花台,有的到栖霞山,有的到玄武湖……总之,三五成群,结伴而游。南京,是中国名胜古迹集中的地方,身临其境游览观光,确是愉快的享受。但当时却在豺狼的手里,在愉快之余又发人深思,从中又受到教育。
晓庄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便是每人每月要抽空到农家去和农民交朋友。与农民交朋友,是陶师规定的一个理想目标。在访问中,除了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外,还要作详细的记录,如有无疾病和生活困难等,作为日后拟定方案去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的根据。记得,当时有不少人家,在纳税上,常受污吏的欺诈;在缴粮上,常受地主的勒索,如用大斗量,大秤称;在诉讼上,常遭法院的冤判。这些不平事件,农民有口难辩,有苦难诉。
晓庄师生,称校本部为后方,各中心小学为前方。全体同学分成小组分期到各个中心小学去担任教师,实践“教学做”的教育理论。前方的同学还要按期举行“教学做”的观摩教学,后方的同学得前往观摩学习。观摩后,还要召开观摩评议会,评议教学的优缺点,给担任教学的同学以成绩鉴定。谁到前方,谁在后方,同学们轮流交替,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达到教学相长的境地。
晓庄,学生没有毕业的期限,也不发毕业证书。同学们离开母校走上工作岗位,如果工作的单位需要缴验证件,学校也会同意发给学历证书。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很少有的。因为那时的晓庄,已在国内颇负盛名了。每到寒暑假,全国各省、市、县的教育单位,邀请晓庄同学前去服务的函电,好似雪片纷纷飞来。只见事来找人,没有人去找事。那种令人感奋的往事,难道不是值得回忆的吗?
我们在校学习生活了三年,大家抱着牺牲奋斗的决心,愉快地走向工作岗位。有的人去担任乡师校长,有的人去接任社教馆长,有的人去做教育局长,更多的人是去做创办各县市增设的中心小学教师、校长或从事辅导研究工作。同学们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为教育革命作出了贡献。但也有少数同学适应不了错综复杂的环境,又回到母校再学习。学习一段时间,他们再走向教育工作岗位,即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学习,以贯彻晓庄办学的宗旨。试问,世界上能有第二个这样的学校吗?能有第二个这样的校长吗?因此,这所学校从创办到被国民党查封停闭,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多的岁月,但它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而且早在三十多年前,又恢复了它的原貌,重振乡教之光,依然猛进不息。复校后的第一任校长,即是我们的老学友,陶师的高足——汪达之兄。我们寄身海外的校友,为之振奋不已。
时光匆匆,岁月易逝,回忆五十余年前的我们,个个均是生龙活虎的青年。我们受了陶师的感召,晓庄的哺育,不断在生活教育的战场上奋斗前进。我们要以陶师的精神为精神,以晓庄的荣誉为荣誉,在教育战线上战斗一生。昔日的同志们,大都谢世,而我们也都年逾古稀,正是刘长卿的诗句“手折衰杨悲老大,故人零落已无多”。尤其是我们的老师——陶校长,他在英年五十五岁之时,就因积劳而去世了。他如果能多活二三十年,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每忆及陶师昔日站在寅会时的讲台上的神态,他那“萧萧松下风,汪汪千顷波”的风度,不禁令人神往。真是仰之弥高,景仰不已,不胜怆悼系之。
[1]原载《教育研究》,198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