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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到政治 陶行知与大众思想1（第2页）

因为陶行知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与大众融为一体，所以手工劳动是晓庄学校课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据一位晓庄毕业的学生回忆，晓庄学校入学考试有一部分要求学生在田间劳动，目的在于测试学生对困难潜在的忍耐力。[50]陶行知和学生们一道建起了学校所有的教室和宿舍。在这些宿舍建起之前，陶行知和学生住在帐篷或农舍里。曾有一段时间，陶行知竟同一位农民的两头水牛住在一间棚子里。[51]为了节省学校开支，晓庄学校仅雇用了一名管理员，大部分管理工作和日常事务都由学生处理。晓庄学校还要求学生在当地农民或农业专家的帮助下，耕种好自己所经营的田地。[52]陶行知自己也承担部分劳动，轮流做饭（据资料所透露，陶行知虽然偶尔一次因为沉思加大炉温问题而烧煳了稀饭，但仍是一名出色的厨师）。[53]陶行知认为知识必须来自于手脑并用。他的一首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人生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54]

通过重视手工劳动，陶行知竭力消除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差别。陶行知一直反对传统的中国信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梁漱溟在1928年晓庄之行后，对他的广东朋友说，晓庄的目标之一是“让学生们经历农民们困苦的生活，由此来彻底理解普通农民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晓庄学生“像普通民众一样生活；他们常像农民一样赤足在田间行走”。晓庄学校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一回到广东，就着手实施了许多类似于晓庄的措施。[55]

四、晓庄及校外的政治活动

既然生活的一切都与教育有关，陶行知承认政治和教育也密切相联。在1927年北伐军的消息令人振奋之际，陶行知撰文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教育已成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他说：“中国现在正是国民革命的势力高涨之秋，惟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能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56]毋庸置疑，陶行知最终积极地投身于30年代的民族抵抗和40年代的争取民主运动中去了。

毫不惊奇，陶行知的晓庄学校也吸引了许多政治积极分子学生，既包括共产党也包括国民党的成员。正如一位学生所回忆，陶行知容纳各种不同政见，并且经常鼓励政治参与。[57]1930年4月，晓庄学生（许多属于地下共产党）参加了南京的反帝抗议活动。学生的参与政治活动惹怒了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命令陶行知开除参加的学生。陶行知不仅没有听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而且还为学生的行动辩护[58]。几天后，蒋介石关闭了晓庄学校，南京国民政府通缉陶行知，陶行知及时逃往日本。陶行知是救国会的积极领导者，该团体呼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抗日而联合起来。[59]1936年，陶行知为了筹集资金和唤起民众抗日的意识而奔走于26个国家之间。抗战期间，陶行知继续施行其大众教育计划，强调民族解放和大众解放要同时并进。陶行知的抗日方案与他战前的大众思想相一致：“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是一个不可分开的大革命。”[60]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又成为一名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倡导民主与和平的领导者。他是独立的民主同盟的一员，民盟有许多像陶行知一样的积极分子。

由于陶行知不断地批评国民党，他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1946年，两位民盟领导者——闻一多和李公朴被暗杀后，上海传闻陶行知是下一个将要被暗杀者。国民党还没来得及用事实来验证传闻，陶行知便猝然中风而死。1946年陶行知逝世不久，周恩来追悼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61]

五、结论

陶行知教育上的大众思想是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知识分子队伍壮大的背景下提出的。一方面在城乡之间；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使许多知识分子发起了“到民众中去”的运动。我认为这种**主要是因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所推动的革命变化形势所产生的。毫无疑问，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知识分子的紧迫感。

陶行知以一位杜威主义者和教育改革者开始其事业，然而，他逐渐对渐进主义者的观点不耐烦起来，所以就踏上了以晓庄乡村师范学校为模式的教育改革之路，在晓庄学校知识本身的等级性被根本变革了。像很多其他的民粹派改革者一样，陶行知试图改变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关系。同时，他又积极地转向了国家政治活动中去。陶行知的知识平等理论促使他向政府的合法性进行挑战，他的有关行动的理论又直接把他引向了政治活动。总之，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争取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斗争。

（涂怀京张桂霞译）

[1]原载周洪宇等：《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霍布斯鲍姆（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0页。

[3]费正清，邓嗣禹（FairbankandTeng）：《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223页。

[4]陈华宽：《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113页，第114页。

[5]引自汪一潮（1966年）的观点，我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简单地指受过中等学校教育以上的人们。

[6]李孝悌（译音）：《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台北现代历史学会，1992年版。

[7]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紧张态势当然是俄国历史的中心。一方面，俄罗斯的民粹派断言，革命的推动力天然地存在于人民之中，因而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去乡村与人民结合起来。

[8]汪一潮：《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185页。

[9]李大钊：《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9页。

[10]鲁迅：《故事选集》，纽约，诺顿出版社，1977年版，第63页。

[1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7-148页。

[12]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1-89页。

[13]温昌泰（译音）：《走向人民：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俗文化，1918—1937》，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8页。

[14]劳伦斯·斯奇德：《顾颉刚和中国的新历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页。

[15]温昌泰（译音）：《走向人民：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俗文化，1918—1937》，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8页。

[16]温昌泰（译音）：《走向人民：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俗文化，1918—1937》，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8页。

[17]虽然陶行知和民俗学者都持有一些共同的假设，但他们的观点却非常不同。一个主要的差异是民俗学者过分关注中国的文化本体，而这点并没有引起陶太大的兴趣。

[18]我关于革命理论体系内部动力的分析，受到福勒特（Furet）1990年对法国革命译介的影响。

[19]陶行知：《陶行知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201页。

[20]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53页。

[2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