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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建和民族重建陶行知工学团运动19321937102（第2页）

[4]自从1978年陶行知在中国的伟大复兴以来，陶的大量著作被重新发现，他的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写了新的回忆录。这些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陶行知全集》，共10卷，包括他的文章，演讲稿，信件，故事，诗歌以及他为大众教育准备的教材。参见陶行知全集编纂委员会，《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陶行知起伏的命运以及在中国当前的复兴，参见《教育、教学法和文化研究评论》第24卷，2002年第2期，第251-281页，姚渝生的文章《民族英雄的缔造—陶行知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遗产》。

[5]尽管基南和布朗在关于杜威对陶的影响方面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俩却都认为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张大概是建立在这样的证据基础上的，即1934年陶和他的学生们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以及陶后来与共产主义者越来越多的合作，再加上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转向左派的大趋势。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近来在中国关于陶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研究也很谨慎而不提出这样的主张，尽管有人把他称颂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由于不满蒋介石企图削减他们的部队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北方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于1930年起义。众所周知，陶和冯是同乡，而且终生为友。冯对于陶的改革项目包括晓庄学校给予了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7]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

[8]陶认为，如果以新世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人口增长速度为标准，世界人口危机将在十年后到来；如果以旧世界——法国和德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为标准，世界人口危机将在160年后到来。然而陶以美国的生活和生产水平为标准，因此他宣称人口危机早就已经到来。

[9]陶行知：《西湖之危机》，第6-8页。

[10]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陶的关于平民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再整合，以及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和国际重建进行自我转变的理论的再现和结合。五四运动之后，脱离劳动，脱离农民是很多人头脑中考虑的重要问题。陶的解决方式类似毛的群众路线，即要求革命干部“首先应该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做群众的老师。”

[11]陶行知：《古庙敲钟录》，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0页。

[12]第一种观点来自于晚清时期的“军国民教育”。第二种观点来自于从曹操到朱元璋时期的中国传统的“屯田”制。

[1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15]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16]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17]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1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19]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20]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2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101页。

[22]朱老师分析说：“如果我们转变态度，将学校变成工学团，那么每年用于中学的112640000元教育经费就可以用作生产资金，37000名教师和287000名学生就可以从高级无业游民转变为生产工人。86所大学和学院，每一所用600000元资金就可以变成一所中型工厂。1339所中学，每一所用46000元资金就可以变成一所小型工厂。用于生产的资金将会逐年积累。十年后，每一所中型工厂将会变成一所拥有6000000元资金的大型工厂，而每一所小型工厂将会变成一所拥有46000元资金的中型工厂。这就会把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变成一个富裕国。”见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2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105页。

[2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陶行知举的那个例子——一家报社购买外国产的印刷机和纸张，应该来自于《申报》。史量才，报社的主人也是陶的朋友，于1918年购买了三台美国产的新型印刷机，两个小时之内可以印刷100000多张纸，为此他得从日本购买囤积大量便宜纸张。史的这种理智商业决定，陶从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角度来看，认为是“不理智”的。参见《中国现代知名记者》，第134页。

[25]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26]我们知道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已经读过甘地的传记，1938年与甘地见面。他也读过克鲁泡特金，并在晓庄学校向他的学生们推荐为必读书。参见克鲁泡特金：1968年版，第217-220页，还有关于克鲁泡特金的注释第42、第43条。

[27]陶行知：《对于乡村教育一个新建议》，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97-500页。

[28]陶行知的学生在1934年关于工学团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事实细节。这一细节反映了这个农民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他们的真正动机。然而这一细节被掩盖和扭曲，以反映一种“政治正确观点”——农民为了支持陶的改革愿意做出牺牲。上海宝山区当地历史和山海工学团协会写的新版本把这个农民的行为解释为“自愿的”“鼓励的”，反映了“农民中存在着拥护陶的改革的巨大潜力。”自20世纪80年代陶的复兴以来，在对他的研究中，这种处于政治目的歪曲事实的做法并不少见。参阅马侣贤和戴自俺编的《山海工学团》（上海，上海儿童书局，1934年版）第25页；胡晓风主编的《工学团史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傅家驹，张大伟，沈德轩主编的《山海钟声——陶行知和山海工学团》（上海宝山区当地历史和山海工学团协会，上海，上海新闻出版局，2001年版）。

[29]冯国华在组织抗日游击战中不幸身亡。陶认为他的实验不同于其他乡村重建主义者，是因为他没有政府的支持，完全自治。这显示陶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也说明没有政府的支持，陶的乡村重建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重建的影响力。

[30]晓庄学校之前的学生、共产党员徐明清的带领下，陈赓工学团在上海郊区成立，处于工业区和农业区交界处。陶行知激励徐和山海工学团进行竞争。但是由于少数地下共产党的活动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导致工学团于1934年被迫关闭。陶很受打击，他说：“我愿意做一堵墙来保护你，可是你不能做害我的事。”

[31]傅家驹，张大伟，沈德轩：《山海钟声——陶行知和山海工学团》，上海，上海新闻出版局，2001年版，第105页。

[32]陶行知：《如何训练普及教育人才》，第137页。

[33]陶行知：《如何训练普及教育人才》，第138页。陶提议的在农村地区建立工学团的方法和程序类似于中国共产党为打入农村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而采用工作小组的方法的程序。

[34]陶行知：《如何训练普及教育人才》，第139页。

[35]参见胡晓风（1992年版）中刘季平写的《关于试办社会主义工学团的几封信》。刘季平曾是教育部和文化部副部长。常继福，曾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学生，名誉会长，曾任财政部部长，国务院委员。这就显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36]关于“工读主义”参见胡晓风：《工学团史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439页，第440-457页。

[37]《平民千字课》，第5课，第6课，第11课，第25课。

[38]陶行知：《在劳力上劳心》，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1984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