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杜威与陶行知的哲学观与教育观1（第2页）

——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无尽的循环或上升，它是一种本身就包含着科学的活动，就是在它的过程里，它不断地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一经解决便反作用于教育过程并使其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并由此需要更多的思想，更多的科学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这种过程是无限循环往复的。[56]

杜威认为对于教育实践的科学分析应该使得教学更加富有智慧。[57]“除非这种分析对于课程和方法的重新改造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58]而且，他还告诫转移“对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各种重新改造的需要的注意力与精力”，[59]认为社会在其大的方面上讲，就是一种教育的产物，因此，它并不提供教育将要遵循的标准，它只提供用来更加清晰地判断教育到底为其接受教育的人提供了什么素材。另一个与之相连的结论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和最后的，即使是时间，也会转瞬即逝。”[60]

同样地，教师的真正作用，即优秀教师的标志，既包括对“蕴含于教育过程中”[61]的教育目的的形成、执行和再形成，也包括在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主倾向与能力中协调学生的倾向与相互影响。

无论是杜威还是陶行知都坚信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变革的价值。他们努力把教育与实际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师生间的紧张关系，阐述了新的教学理论。而且，他们还在各自的国家里发展了为了人民的丰富的社会与政治生活而做准备的计划。

但是，从社会结果上看，对于陶行知来说，似乎在于教育外部。教育，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在本质上都是工具性的。“他着手创造着一个有文化的大众群体，他认为，这种群体本身就是民主中国的基础，陶行知的工具就是‘大众教育运动’。”[62]教育的改革与革新首先应成为向生活学习的工具，教育中的生动性是与获取那些静态的或一成不变的知识相对立的。在陶行知看来，“学校变成了一个发电站，每一个学生则成为向人民思想充电的金属线”。[63]

对杜威来说，这种具有教育性的、发展的与相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学校占较大社会中的社会现实（实在）。

尽管他们都献身于社会的发展，并认为教师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改良主义者，陶行知还阐述了改进教育，进而改进社会的各种计划与实践方案，但是，杜威则在哲学与教育学两方面上集中于民主的过程，认为社会目的是权威性的，教育实践是发展性的。

陶行知对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教育领域中批判性与创造性的运用，揭示了哲学家与教育家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教育发展中社会政治背景的意义。

杜威1919年至1921年在中国的旅行不仅使他逐渐熟悉了中国的社会与政治，而且使他在各处讲演期间密切了与中国教育家的联系，同时还使他看到了在中国的现实中自己理论的诸多不适应性。进步教育的理论在中国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在这里，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态度的变化与政治行为、非政治的职业特性以及社会改善都不如在美国的强大。[64]

在中国，政治的影响和干预从根本上侵蚀着对学校教育所做的种种改革努力。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便让位于对教育中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倾向的不满以及对加强民族文化与培养民族精神的提倡。1927年，当民族主义者拥有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影响也随之受到削弱，教育目的、课程以及教科书均依孔子的理想进行了修订。后来，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苏联专家与教育家的影响下杜威遭到了谴责，并且最终遭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学生的抛弃，尽管不是陶行知本人。[65]

毋庸置疑，杜威的思想对于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因为陶行知在传播与检验杜威的教育思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大的方面讲，陶行知被誉为中国普及教育的核心人物。他的各种努力在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准备更有知识的公民方面做出了贡献。

当杜威正在为政治民主中的个体发展一种生气蓬勃的教育理论的时候，陶行知则富有创见地计划着通过一种根植于生活的教育使他的人民获得解放，对于他来说，这是民主社会改革的前提条件。

（郭晓平译）

[1]原载《行知研究》，1992年第2期。

[2]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101页。

[3]道格拉斯，E。劳森阿瑟，E。琳：《约翰·杜威和他的世界观》，卡邦代尔，1964年版，第32页。

[4]G。伊斯特曼：《系统化的理论“约翰·杜威的教育理论”》，载《教育理论》，1967年第17期，第119页。

[5]《教育历史季刊》第4期，1964年6月，第268页。

[6]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00年版，第3页。

[7]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00年版，第11页。

[8]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00年版，第15页。

[9]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00年版，第26页。

[10]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00年版，第28页。

[11]罗伯特，W。克洛普顿：《约翰·杜威：在中国关于逻辑、伦理、教育及民主的讲演集，1919—1920》，台北，台湾师大书苑，1985年版，第231页。

[12]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140页。

[13]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114页。

[14]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357页。

[15]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223页。

[16]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223页。

[17]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18]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19]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6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20]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6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2页。

[21]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页。

[22]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87页。

[23]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92-93页。

[24]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25]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6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54页。

[26]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6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78页。

[27]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6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51-6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