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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1（第3页）

[3]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78页。蒋梦麟的文化和国家角色观念吸引他到了德国而不是安格鲁撒克逊民主政治国家，德国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他轻易地从一种主导的“世界趋势”转变到另一种说明了对于外国模式“肤浅”模仿的控告是如何适用于个人和集体的政治策略，这些政治策略曾维持着动**中的教育体系。参见蒋梦麟：《中国文化和教育：历史与比较研究》，第十四章，台北，世界图书公司，1963年版。

[4]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91页，引用了陶行知对于《教师学院国际协会教育年鉴，哥伦比亚大学，1924》（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25）的贡献。

[5]引自1923年11月的一封经常被引用和转载的给他妹妹的信。参见孔斐力：《陶行知，1891—1946，一位教育改革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70页；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90页；《陶行知年谱》，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6]加勒特：《中国亨氏社会改革》，第5章；查尔斯·海福德：《致人民：晏阳初和中国乡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1页。

[7]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载《中国教育改造》，上海，科学图书馆，第189-207页，再版于《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85-97页。

[8]陶行知：《中国现存教育之根本改造》，载《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第131页，再版于《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53-655页。

[9]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74页；格利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6-177页。

[10]巴雷·基南：《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第2期，1974年，第236页；波特：《民族主义与现代教育》，第90-92页。

[11]《中国手册，1937—1944》，重庆，中国信息产业部，1994年版，第568页；Djung：《现代中国民主教育史》，第212页。

[13]《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62-63页；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9-64页；《工人夜校招学广告》，载《毛泽东集》（第一卷），香港，近代史料供应社，1917年版，第49-51页。

[14]《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66-69页。

[15]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6-89页，第257-260页；Duiker：《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家》，第53页，第63-64页，第81-92页。

[16]《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150-165页。

[17]《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1-84页。

[18]出自1920年11月和1921年1月写给蔡和森的两封信；翻译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弗雷德里克·普拉格，1963年版，第214-216页。

[19]陈贵生：《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教育的贡献》，载《教育研究》，1983年第11期，第6-7页。

[20]《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7年3月28日，第246-247页；《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1926年12月，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29页。

[21]此处梁漱溟的观点总结基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2]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23]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144页，第150-151页，第160-165页，第200页，第212页。

[24]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253页。

[25]《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1934年7月；《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1934年10月；《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载《晏阳初全集，1919—1937（第一卷）》，1937年版，第256-287页，第307-347页，第559-57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海福德：《致人民》。

[26]赛珍珠：《告诉人民：与晏阳初谈关于民众教育运动》，纽约，国际乡村建设学院，1959年版，第80-81页，第95-104页。

[27]赛珍珠：《告诉人民：与晏阳初谈关于民众教育运动》，纽约，国际乡村建设学院，1959年版，第21页，第25页。

[29]《国家报告联盟》，第64页，第84页，第90页。

[30]汤姆森：《当中国面对西方》，第94-95页。

[31]汤姆森：《当中国面对西方》，第116-117页。

[32]汤姆森：《当中国面对西方》，第114-115页。Averill说，这不仅是恢复旧制度，而且意味着返回由共产党重新分配的土地财产和恢复租赁，力量兴起于一个充满着当地老精英们最糟糕因素的制度中，这对于国民党在江西的项目是最具有颠覆性的。参见《新生活在行动》，第620-628页。

[33]Jen-g：《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乡村学校和社区》，波士顿，克里斯托弗出版社，1960年版，第35-38页，第71页，第77-86页。

[34]Jen-g：《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乡村学校和社区》，波士顿，克里斯托弗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

[35]Jen-g：《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乡村学校和社区》，波士顿，克里斯托弗出版社，1960年版，第95-107页。

[36]汤姆森：《当中国面对西方》，第6章。

[37]玛丽·布朗·布洛克：《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第6-7章，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Luts：《中国与基督教学院》，第8章。

[38]格利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18-175页；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00-114页。

[39]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366-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