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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1（第1页）

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1]

在民族战斗中充当先锋作用的学生，他们的知识分子角色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成年而得到证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学生们的激进主义与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运动主题相抵触，这种运动主题是由他们的前辈们在政治面前为文化改革而领导的。此外，教育部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议程中有些落后。领先的新青年文化杂志（《新青年》）成立于1915年，但与其同等的教育杂志（《新教育》）直到1919年2月才开始出版发行。[2]在那时宣称致力于“新教育”的人与那些致力于“新文化”的人并肩作战。新教育推广协会（新教育共进社）成立于1919年初，虽然它是在民主和个人主义的精神指导下运行的，但其领导人打算集中精力专注于教育改革本身，他们的具体目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理念来重新组织国家的学校体系。因此1919年新教育运动的开始也标志着共同商议的游说努力的开始，其结果就是1922年的学校改革法令的颁布。

美国的教育机构

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是江苏教育协会、全国职业教育协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运动的领导者中最突出的是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和胡适。胡适作为文学和文化改革的倡导者最有名气；蒋梦麟担任《新教育》杂志的第一主编，并且成为了运动的实际领导者；郭秉文主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陶行知任该校教育系主任。1921年，为了推进新教育，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成为改进社的首任理事。上述四人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14—1917年，郭秉文和蒋梦麟分别毕业，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们组织安排了约翰·杜威教授为期两年（1919—1921）的来华访问。杜威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当时进步主义教育方面最权威的代表人物。1919年的新教育运动也标志着合力倡导的开始，最终导致了1922年《学制系统改革令》的颁布。

美国对中国的教育影响也随着1922年《学制系统改革令》的颁布而达到**。但是这些改革代表着一种关于理想和承诺的高水准的标志，而这些理想和承诺已被侵蚀甚至连标志本身也被重改。潮流变化太快了以至于在1922—1923年改革被物质化了，他们的发起者也开始脱离了。在1922年底，《学制系统改革令》颁布短短一个月后，以前在国际主义中的最坚定的蒋梦麟批评了中国盲目模仿外国思想教育。[3]在1923年，陶行知总结道：“开始她为了新事物而牺牲了一切旧事物。逐渐地她认识到旧事物并不一定是坏的，新事物并不一定是好的。因此我们的教育人士比以前更加具有批判性。”[4]

1923年是标志陶行知事业重大转折的一年，他在给妹妹文渼的信中写到他决定去买一套农民的棉衣，返回普通人的生活[5]，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在1923年8月第二次年度会议中，他和他的新朋友晏阳初及其他人员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在美国受过教育，晏阳初并不是那个主导着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哥伦比亚老男孩网络的一分子。他对基督教协会青年进行了识字培训，这一项目源于他在法国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招募去支持盟军的中国劳工一起工作的经验。[6]

关注对普通平民教育或者大众教育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10年中期，年轻知识分子和工人夜校的读书活动，及如此之类的活动，似乎又重新掀起了已经消逝多年的封建帝制政府的第一次大众教育活动。这个项目涉及普通工人、农民和所有脱离了正规学校系统教育但一直关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人。由晏阳初和其他人发起的项目主要依靠志愿者，通常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在持续数个月的一系列课程中试图去教一千个基本汉字。20世纪20年代的新思潮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准备，不久这个项目就突破了基督教青年会原有的限制目标和本意。到了20年代末已有超过30家市级协会，平均每个省有一个协会。迎合着当时的趋势，1926年秋，中华平民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设立了一个实验项目，以适应农村地区的扫盲计划。

1923年以后，跟随平民教育运动从城市到农村的进展，陶行知越来越多地投身于非正规教育。扫盲培训，尤其是农民识字成了他开展平民教育的当务之急。为此，他开创了传递教学理念，依靠那些半文盲或者懂得几句中文的儿童去教他人，这就是他创造的著名的“小先生”运动，这样孩子先进行学习然后再去教成人。

随着他们的计划和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失败，这些观点把陶行知带入了20年代中期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的辩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他们是剥削的理想主义者。陶行知对其批评也同样的严厉，但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只有从经验中才能获得，并且任何人都能得到它。相比之下，在封建帝制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地位的获得都是基于对死知识的考查，这集中体现在形式主义的八股考试上，知识分子为地位、财富、声名和荣耀而读死书。“八股文”是指明朝时期为考试而作的具备八个部分的特殊文体。现代批评家使用“八股”一词来谴责僵化的旧的学习习俗。但陶行知认为自强的人才是最好的，他们“复制整个外国教育体系”，配有漂亮的进口设备，取代旧的经典的科普读物，却忽略了中国自身的特点——导致新知识像旧知识一样掉入一个陷阱。陶的目的是要打破这种循环。书是被使用的，不是用来学的，不仅仅是学者，每个人都应该使用它。[7]

陶行知最创新的尝试就是1927年他在南京附近成立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的试验旨在促进农村教育，同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宗旨基本相一致。那时，陶只是诸多探索农村生活改革者中的一员，他的基本原理就是在那个时代精神下起草的。他宣称，“中国农村教育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它教人离开村庄跑到城市去。它教人们吃大米，但不去种大米，穿衣服但不去种植棉花，建房子但不去种树。它教导人们崇拜铺张浪费，看不起农业。”[8]

新的国民政府停掉了陶行知的运行不到三年的项目，他也暂时逃到了日本。新教育运动的直接影响就这样结束了，蒋梦麟在20年代早期也已经放弃了这个事业，当时他声称，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已经被限制在1917—1920年。他和胡适后来指责五四逆流阻碍了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改革的目标。[9]同时，中华教育改进社在1925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年会，《新教育》在1925年事件发生后也停刊了。陶行知引导投票支持爱国主义政治教育，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最后，原先从日本复制过来的东西被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在1919年放弃了。现在那个时代已被崛起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军事实力强大的国民党作为最终的军阀时代所代替。

中国教育领导的第二次会晤是在1928年的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这次会议受到了南京新政权的赞助，它是国民党在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清除反共后建立的。蔡元培以大学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的问题，包括军事训练和使用党的政治思想进行教育。[10]蒋梦麟以国民党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身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11]

然而，陶行知1923年后的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影响远非完全消失，假若陶行知是唯一胜者的话，那么由国民党官僚机构创建的正规学校体系有可能成为早期冲突事件中不可避免的败果。尽管对新的政治秩序持有不同意见，蔡和蒋接受官员任命的意愿表明了国民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不同倾向的中国教育者中有着相对的吸引力。但斗争才刚刚开始，学校体系不能任其发展，因为陶在20年代早期的目标已经植根于中国教育界的各个角落。

新的左派

受到早期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启发，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9年提出了“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在那时“农民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李大钊是第一个让它在知识分子中成为关注焦点的人。同年末，他宣称“那些只吃饭不劳动的知识分子，应该和资本家一样被淘汰，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城市和农村被分成对立的两面，几乎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12]

成立于1920年的中国共产党最终会把知识分子和农民看成他自己的问题。但是1920的历史表明，那些问题有助于确定中国马克思主义性质。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拥护者之间煽动了一个更早、更尖锐的焦点，这种被认定的冲突和尝试性的补救也不是一个人的专属财产。当然对于理论解释和最终的解决方案也不能阐明。随着认识的清醒，那种认为能够挽救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改革优先权的理想假设已经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了。

由于毛泽东后来的卓越成就，他早期的兴趣和活动在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更加仔细地记录下来，尽管他们并不典型。每个人似乎都在尝试用各种类似的补救措施来解决同样的问题——所有的这些努力均无果而终。青年毛泽东在教育问题方面的兴趣实际上是很专业的，这有助于解释他的一生在此问题上持续密切的关注的现象。1913—1918年，他在位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接受了最高的正规教育，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中级教育机构，给年轻人准备的职业是小学教师。如同现在一样，对于没有什么特长的农村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少有的受人尊敬的摆脱务农的出路。在1920年，他被指定为一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在这个位子上他工作了3个学期。

毛泽东是被易培基任命的，易当时是在省政府里面最高的教育官员。易是一位进步教育家，毛泽东的任命就是他贯彻把改革管理放在第一位的思想的结果之一。到1920年，学校已经建立了几个著名的改革实验点，一个工人夜校于1916年建立。但这种兴趣很快就在老师们当中衰退了，教师的工作被学生接管，学生活动家毛泽东于1917—1918年在夜校主持工作。[13]

在1916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发起“劳动协会”的运动，目的是让学生和教师学会体力劳动。在其他方面，他们在校园里进行日常管理和农作。[14]学校的一个新做法是教育学生学会运用他们的双手，这也是模仿国外的做法，并非是原创。“手工课”在1904年之后被列为小学和中学课程，它被看作是一个现代的纠正近代以前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举措。但是就像大众教育，这个思想本身加上实际性能的劳动，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才真正被学生掌握。

那些支持新的“有尊严的劳动”口号的，包括其政治倾向摇摆不定的人物，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是蔡元培，他最初不顾及自身问题于1916年从欧洲回国，并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但是在20世纪10年代末期，两人以他们的影响尽可能的消除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鸿沟。对于教学项目，教给工人的是知识，而教给农民则是符合实际的应用实践，并且鼓励学生参加体力劳动。[15]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工人夜校和学生劳动项目的新形势下显然得到了最新最快的发展。

当易培基在1920年9月接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时，便迅速卷入了改革的浪潮。他雇用了一批新型的“进步”教师，从遥远的北京和上海，甚至还雇了一个美国女士做英文教师。这些外地人带来了他们所有的新想法，并且横扫中国的知识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新课题是普及知识学习，把以往的文言文变为更简单更口语化的白话文。以前，除了正式氛围的教室以外，并没有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的其他形式，而此时当大多数新教师搬进校园后，这种面貌开始改变了。在1921年，开始招收女学生，当时在长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它在全省中级学校里第一次实现了男女同校。1920年秋，毛泽东开始履行他的职责，同时按照他的上级要求进行小学改革。[16]

在易培基和毛泽东简短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考虑到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没有什么是不同寻常的。1922年，由于湖南省政治气息的变化，两人的关注点转向了其他事情上了，但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经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解释该校的改革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是有联系的。这些问题，正如郭秉文列出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样，反映的是精英改革的思路和在发展中国家教育系统进行落实执行的问题。随之，在1919年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类似的问题和实践更多地被进行了负面的解释，而且受到未能解决和吸收它们的制度的一直谴责。

1920年前后，毛泽东在长沙的活动反映了同样的转变。1920年，他始于一个小学的改革家，并开始工作。1916—1918年他作为一个学生积极分子，本质上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到1921年，他已经成为一个制度批评者。他的蜕变与陶行知的表现极为相似。在1921年8月，毛在长沙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立自学大学。

根据官方资料显示，毛泽东认为这将是一个最好的结合现代和传统学校的新型机构，同时能够避免两者的缺陷。毛泽东指出现在儒家院校已经被现代的学校所代替，大家都在谴责书院，赞美学校，但事实上，学院和学校都需要谴责和赞美之处。

书院有广为人知的缺陷，旧式八股文的有用之处仅仅在于官员考试，但是书院也有一些好的地方，而这些正是最现代的学校所缺乏的。毛泽东进而在一些细节上阐述现代学校的缺点：现代学校没有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觉，前者只对钱感兴趣，后者则只专注于如何获得毕业证书。然而，现代学校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机械、统一的教学和管理方法。每个人都具有天生赋予的不同能力和个性，但是对于这些，学校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只负责填鸭式的教育。学生的课业任务很重，他们必须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课堂的学习上，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因此，他们思想僵化，不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因此，“学生变得被动，他们的个性被打磨殆尽，他们的创造力被压抑，他们只是随波逐流。”毛泽东认为书院的优越性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师生的感情是真诚的，几乎没有监督指导，学生可以自由自在的研究，课程也很简单，所以他们无忧无虑，有时间去玩耍。

相比之下，现代学校的优点，是将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新的学术科目，科学的方法等放在首位。因此，自学大学的目的是把现代的学习的形式与旧的学院相结合，塑造一个适合于人性，便于学习的机构。

然而，平民主义并不存在于新型大学和旧学校里面。因为这两者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那些不满足他们要求的学生将不能被录取。结果，许多年轻人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进而，儒家书院以及新型大学把学习看成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只是“一些特别的东西”，大多数人并不希望去分享。最后，就是钱的问题。从一所大学毕业，要花1000～2000块钱，对贫穷的人来说，上一所大学就像是“一只流浪猫渴望吃天鹅的肉”。因此，自学大学努力成为一个真正受欢迎的学习机构。然而，自学大学同历史上大多数有类似经历的大学一样，1923年末，当时的军事首长下令关闭该校，理由是它会促使异样的思考，更有威胁公共秩序的趋势和可能。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这算是一种煽动。他们不仅把他放在针对现代学校的批判潮流当中，无论是作为一种终结或是更大的社会目标，还给他带来有关教育改革无用的新观点。此外，他的见解不同于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当时就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自我意识的影响。[17]

1920年，当小团体形成于城市周围的乡村时，毛泽东在长沙率先组织一个社团，同时他担任了在小学的职务。1921年7月，这些群体的所有代表聚集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到长沙，职务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的秘书。一个月后，他为自修大学写了就职宣言，他并没有太多地超出同时代知识分子对于受过教育的“阶级”的批评，这曾束缚了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但是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教育改革只是一个出路，是整个议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起领导作用的一个因素。

像杜威一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这个时候来中国讲学。罗素认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在个人自由方面可以不需要战争冲突和限制来取得；相反，他主张运用教育改变阶级意识。毛泽东写道，罗素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好的，但在实践中不行，因为教育需要资金、人员和设施。但是，所有这些资源，包括最重要的学校和新闻界已经由资本家控制。此外，他们还控制着为延续自己的优势所必需的社会其他机构。因此，无产阶级尽管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不可能受到全面教育，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出于类似的原因，毛泽东表达了对毫无军事和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理想的看法：“我认为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的观点都是很有道理的，但在实践中行不通。”[18]

最后，毛泽东提前陶行知两年阐述了他的现代教育的批判，但毛用了两年多才重新找回自己的农民身份。他后来写到，直到1925年，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返回乡下生活了六个月之后，他才开始欣赏农村教育的态度。其实，每个人都在“探索”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农村。并且因为他在基于农村的革命方面的巨大成功，毛在1927年发表的“在湖南的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向农村的里程碑式的文件。

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这份报告受到重新审查，称毛泽东的大部分引用来自农村教育评论，因而这篇文章的原创性受到了质疑。据称，该报告是毛泽东在1927年1月调查了湖南五个县农村的条件后写的。事实上，毛泽东的调查是在1926年12月召开的长达一个月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后。后面的挑战则是来自于会议关于对农村学校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有相同的部分。因为毛泽东只是几个在农村教育决议起草阶段出席大会中的一员，有人认为，他可能没有单独起草，然而很显然他们构成了他后来报告中的基础。[19]

该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当然这对我们描述20世纪20年代批评现代学校的起源的目的是好的。毛泽东报告中对教育部门提出了三个要点，都包含在会议决议中：

第一，会议决议指出，农村和城市的直接及间接的费用都由农民承担，而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然而，“特殊班”的人利用其优越的知识欺压穷人，同时还嘲笑他们是“无知的傻瓜”。毛泽东还写道，“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地主有文化而农民没有。然而地主的文化是农民创造的，正是地主的文化，这意味着它来自于农民身上的血和汗。”

第二，与之相关的是，无论是会议的各项决议还是报告都强调农村教育应该从农村的现实和需求出发。会议指出，旧私塾是农村经济的产品，他们不仅仍在发展，而且他们还在使用旧的儒家思想。虽然后者一项是个很大的缺陷，但是那些老腐朽们却不愿意过农民的生活，所以他们就继续支持农民。新学校在代替旧的“封建”教材与现代进步方面是好的，但当时的内容似乎只和城市生活有关而不适合农村需求。此外，在其态度和方式上，老师似乎完全切断并远离了农村的群众，结果后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怀疑新式学校。在他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农民不喜欢“外国式的学校”。当他是这些学校中的学生时，他和其他学生一样都认为农民是错误的，直到1925年，在他成为共产党回到乡下生活了半年后，才重新学习以农民的视角看待问题。

第三，决议和报告强调，要成功普及农村教育就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的资源。首先应减轻他们的经济压迫，然后让他们开办适合自身需要的学校，由此他们对教育的热情才会高涨起来[20]。